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经作者杨联芬教授和所载刊物授权发表。
■ 作者简介
杨联芬，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妇女思想史及女性文学。主要著作有《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专著）《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论文）等。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从“声音”发现文体
——读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杨联芬
一、学术专著该如何写
多年前，郑敏先生在她的专著前言中说：
写书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先拟好大纲，尔后收集资料，查参考，依纲，对各章进行填充。书成后以纲领突出，体系醒目著称……另一种著述途径则并不预制纲领。作者在落笔之前往往早已深入到“野外”（field）进行勘测，边思考，便理解，便追究，直至感触累积，喷发为系列论文，当考察到一段落时，文章落入各个范畴，经过组装，成为书籍[1]。
前一类写作显然不入郑先生法眼，因上乘之作“一个世纪也难出几册”，余下中等及以下水平者，多因袭传统体系，填充史料，写得好可做参考书，下乘之作则“食而不化”，“空泛拼凑”，沦为“学术次品”。因现实中恰流行后者，“崇尚大而全的体系”，故郑敏先生特意作文纠弹。她推崇的第二种写作，其“特点不在体系的完美，而在于对探讨过程的展开，在好的情形下，书中对问题的提出和思考，由于直接受到现状的挑战，较富启发性，其答案，不论是否完全正确，都具独创性。”[2]陈平原先生新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讨论的正是“学术专著该如何写作”的问题，而他的主张与实践，与郑敏先生不谋而合。
陈平原已经出版的绝大多数学术专著，多属郑敏归纳的第二种写法，长期积累，专论合成。这一写作方式，在陈平原那里，有一以贯之的意味。他一向警惕黑格尔式的“大而全”体系，“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原有的构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与立场。”[3]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陈平原一直保持从“问题”切入的姿态；其专著往往由若干相对独立的个案研究构成，而彼此在议题和范畴上的密切关连，最终成为整体，并体现出理性思考层层深入、不断推展的逻辑线索。他的文字，有文思泉涌、纵横捭阖的特征，但论述无不紧扣“问题”，故章章是干货，新意层出，颇富创见。
就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而言，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初版，2016修订），到现在这本《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年），可清晰地看到一条线索——从学人精神，学科建制，到述学文体，这既是宏观的学术史建构，却又并非预设的体系，而是经由对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叩问与追索，连缀成晚清至五四文学研究的或一谱系。诸多话题，如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如何革故鼎新、建构现代学术，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建构过程，文学如何教育，现代文章体式的形成，等等，都是作者长期关切和思索的问题，但他切入“问题”的方式，则不是笼统的“全局”，而是个案。也就是说，陈平原这三部专著，并非一开始就拟好“大而全”的提纲，然后逐一填充；相反，是若干个案研究不断推展、相辅相成，最终连成一气成为专著。陈平原自己承认，其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依照“整体”计划进行写作的，大致有两部，一是其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年出版），一是谈武侠小说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年初版）。而这两部书，虽有“提纲”，所感所思却早已成竹在胸，故写作一气呵成，并无一般大纲式写作的空泛和平庸。
刚刚出版的这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落脚在“述学”文体，即学术文章的体式、语言、修辞等，但它的“起势”，却多半在文体形成之前的语言实践的历史中。
二、演讲与文章
“述学”一词，清代汪中有文献学论著《述学》一书，但陈平原这里使用此概念，则直接来自胡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提出明辨、求因、评判乃哲学研究的三大目的，而实现这三大目的的根本途径，就是“述学”之功夫。那么什么是述学呢？胡适的解释，围绕其哲学史研究：“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4] 陈平原援用胡适的“述学”概念，是看重其所包含的史料考辩和义理阐发二者的张力，但他关注的重心，是“述学文体”，即“学术文章如何表达”。这本书的核心，便在解决这一问题。
这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然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方面是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意义上对述学文体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它对文体的追根溯源，呈现了一个语言实践的动态过程，即近现代中国语言实践的历史。它不仅考证“文体”，更追溯文体的成因，从历史文化背景，到论者心态、传播媒介、传播效果，开局宏深，论证有力，不啻为修辞的文化史。由是，专著的不少章节，聚焦的是近现代中国“其兴也勃焉”的语言实践形式——演讲。
在晚清，报纸、学堂和演说，被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5]，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演说之盛，在晚清民国时期蔚为壮观。那个时期，举凡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学术诸领域，从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到蔡元培、章太炎、胡适、鲁迅、闻一多，无一不是精通演讲并因演讲辞流传而对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者。陈平原选择演说/声音这一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章体式，可谓标新立异，然而根柢却在他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和文化转型历史细节的熟悉与关切。在最近二三十年，他有相当部分著述是对晚清民国报章媒介和学校教育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均非单一视野的传播学或教育学研究，而是他明察媒介传播和学校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语言、文体）建构的重大意义。现在，他关注演讲，同样地，研究目的并不在演讲本身，而是透过演讲，发现现代中国文章体式的形成。这一发现和思考，已在他一系列论文中有所体现。2007年他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有声的中国》，其由“声音”捕捉、论述白话文体建构的思路，高屋建瓴，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拍案叫绝。论文借用鲁迅《无声的中国》命题，在将“有声”与“无声”对应于鲁迅之白话/自由和文言/禁锢之范畴的同时，却超越了鲁迅的启蒙视野，将“有声”的意义，推展到演讲这一话语实践的内部，在引领我们回到晚清民国目不暇接的演说现场时，双关性地论述了公共演说（“有声”）不但促成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自由和公民政治，而且催生了现代白话文。之后，他有关演讲的论文还有《晚清画报中的“声音》（2019年），《声音的魅力》（2019年）等。专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实是陈平原对于现代中国“声音”/演讲现象长期思考、酝酿已久的研究的一次集中呈现。
演讲分两种，一种是面对大众的公共演讲，一种是专业性质的学术演讲。陈平原该书处理的，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白话文章，这主要关涉公共演说；另一部分是该书的论述重心——学术文章（“述学文体”），对应的是学术演讲。
学术演讲并非晚清才出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孔子授徒，孟子雄辩，都属于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经记录或整理，留下了《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等经典著作。现代学术演讲跟古代学术演讲有何不同？就演讲之实践行为而言，应无根本不同。孔子给学生上课，孟子、墨子与人辩论，用的大约主要是口语；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书院讲学，想来也不能不用口语。然而这些演讲的记录，或由演讲最终形成的文章，却是简雅的文言文。因此，学术演讲虽古已有之，但与现代学术演讲所不同者，是记录的语言——后者不但演讲用口语，记录和整理后的演讲稿，也是白话，所谓“言文合一”也。而现代学术演讲文体的白话化，正是由一个中国过去不曾有过的形式——公共演说——带来的。这便是陈平原该书首先聚焦晚清公共演说，并在“传播文明三利器”视野下，探讨公共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的缘由。[6]
三、演讲、白话文运动与现代述学文体的形成
凡读过一些晚清报刊和小说的人，都知道演说在晚清不但是一个新事物，而且是一个象征“文明”和“进步”的新风尚。以当时盛行的“文明结婚”为例，婚仪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便是演说，而演说的内容，大都关乎开通民智、男女平等、革除陋习和自由结婚等。1902年蔡元培与志同道合的黄世振女士举行婚礼时，便以演说代替闹洞房。[7]1905年，《女子世界》第2年第3期报道了上海三场“文明结婚”，三场婚礼的仪式大致相似：主婚人宣读证书，新人及介绍人依次签名，鞠躬，然后便是演讲、唱歌。婚礼上的演讲者一般是新郎和证婚人，但在邵振华小说《侠义佳人》（1909-1911年）中，婚礼上发表演说的，除了新郎，还有新娘，宾客大受鼓舞，以致“众人中也有两个上去演说了一回，无非说自由婚姻之利，专制婚姻之害”。[8]李伯元《文明小史》中，讽刺过两个华而不实的新学者借演说卖门票赚外快，尽管其演讲“说来说去，所说的无非是报纸上常有的话，并没有什么稀罕。然而堂上下拍掌之声，业已不绝于耳”。[9] 晚清时期演说的流行，在新小说中随处可见。
陈平原曾有专文论述晚清画报中的“声音”，引导我们从画报中感受晚清演说之风行，这些内容，也体现在这部书中。其中最有趣的是两个场景（两幅图）：《益森画报》中的《厮役演说》和《北京画报》中的《戏园子进化》。前者描绘北京一女子学堂门口，一位五十多岁女仆在等候自家女孩放学时，手持一张报纸，“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陈平原点评道，“将同为新学象征的'读报’与'演说’，置于'女学堂’门前”的“三位一体”构图，“彻底落实了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设想”。[10]《戏园子进化》，则报道某戏班班主排演新戏《惠兴女士传》，[11] “新戏没开场的时候，先由三人演说。每说一段，满园的人，都一齐拍手。” [12]陈平原不仅呈现演说在晚清流行之现象，更重要的是，他由演说追溯这个形式从“声音”落到“纸上”的过程所具有的文化和历史意义——演说的流行，不但打破了思想垄断而使中国进入“有声”（言论自由）的时代；而且“声音”被记录成为报章文字，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成型与发展，催生了白话取代文言、白话文学成为主流样式的文学革命时代。
今人在了解白话文运动时，眼光多限于五四。而实际上，晚清便有一波白话文运动，后来的新文学史不太提及，主要为凸显五四的地位。晚清白话文运动跟演讲的兴起密切相关，演讲的兴起带来传播的需要，推动了语言的变革。从1897年开始到20世纪初，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不少白话报纸，其中有《演义白话报》（1897年，章伯和、章仲和兄弟主编），《无锡白话报》（1898年，裘廷梁、裘毓芬叔侄主编，五期后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3年，林獬等主编），《安徽俗话报》（1904年，陈独秀主编）等。白话报刊对于语言的主张，不但有“报章宜改用浅说”的温和呼吁，[13]更有“兴白话而废文言”的激烈主张，[14]其激进程度，直逼五四。清末白话报纸的涌现，与演说的风行，形成相辅相成关系——报纸使演说得以从“声音”落到“纸上”，使瞬间即逝、受众有限的演讲，得以广泛传播并变成永久的文字；演说稿在报纸的刊载，则促进了白话文体获得主流地位。陈平原关注的不仅是这一历史动向，而且是更加细致的语言和文体问题。因此，他首先追问的是，声音如何转化为文字，即现实中的声音（演讲）如何转化成纸上的声音，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的确，现实中的声音/演讲倘不转化成纸上的声音，便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留存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影响历史的文献。举例来说，蔡元培1918年冬《劳工神圣》的演讲，对于五四思潮的影响，并非现场演讲所致，而是演讲记录稿经多家报刊转载之后所致。1918年11月，为庆祝一战结束，北京知识界组织盛大集会、演说，教育部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了演讲台，蔡元培于15、16日两次登台演讲。16日的演说辞，以《劳工神圣》为题刊发于1918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随后在《新青年》1919年第1期转载。演讲当天，诺大的广场（尽管那时的天安门完全不是后来的概念），熙熙攘攘的人流，没有麦克风，现场演讲的接受效果究竟如何，是不难想象的。通过报刊，蔡元培这篇演讲得以传播，从而使“劳工神圣”一语不胫而走，成为五四时期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和观念，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演讲本身。又如1923年鲁迅在女高师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演讲活动共进行半个小时，其中还包括学生送杂志等。[15]半小时的时间，没有讨论，演讲很容易像流水一样无声消逝；这篇演讲的影响，是印成铅字之后，而“娜拉走后怎样”，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提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演讲作为纯口语，在落在纸上变成铅字后，则已提炼成为趋于典雅的欧化的白话——“国语”。陈平原强调，“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16]
陈平原这本书最大的创见，是发现和发掘了演说经由报纸而对现代文体的决定性影响：公共演说带来现代白话文的兴起和国语的建构，促进了学术演讲对现代述学文体的建构。他强调，“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一步”。[17] 书的后几章，主要论述学术演讲与学术文章体式的具体关联，其中对几位大家如梁启超、周作人等学术演讲现场的还原，非常生动。梁启超的学术文章，激情与逻辑浑然一体，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但这些文章形成之前的演讲，一则是方言，二则因口吃，远没文章流畅；与口语表达略有障碍相对照的，是梁启超个性张扬、热情奔放的身体语言。周作人的文章大都漂亮，但演讲却十分无趣：低着头，声音小，还说绍兴话，台下没听清楚就讲完了，等等。出自不同人、不同时期的回忆录，碎片化的点滴史料，在陈平原这里，因“问题”而聚集，被编织成生动有趣的情节，不仅还原出历史现场，而且赋予了这些历史瞬间以重要意义。这里，不得不钦佩陈平原编织情节的能力——按海登・怀特的观点，客观的历史事件，全靠历史学家将其编织到一定的情节模式中而被赋予意义，因此，历史学家的叙事，与文学家的叙事相似，需要想象力与虚构能力。平原先生这部著作的阅读快感，主要就来自历史材料经由其出色的想象力而还原为生动的情节。相应的，还有准确活泼的文字。谈学术文体的形成与特点，原是极为“硬”和“涩”的话题，可这部书的文字，读起来却平易畅达、生动活泼；阅读时，你甚至能“听”到它的“声音”。这种语言能力，将材料点铁成金，使论述变得平易。
吴组缃先生曾评价陈平原“会写文章”。我体会这个“会”，不但包含了前面所谈的学术文章的做法，还告诉我们，逻辑和思想的表达，也可以是有情有趣的。
注释
[1][2] 郑敏《诗歌与哲学时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4][6][10][12][16][17]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9、36、43、47、79、79页。
[5] 此话“发明人归日人犬养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讲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见《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7]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4页。
[8] 复旦大学中文系整理点校“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557-560页。
[9] 李伯元《文明小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125页。
[11] 惠兴女士为办女学鞠躬尽瘁，其事迹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有专章论述。
[13] 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知新报》111册，1900年。
[14]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原载《无锡白话报》第19、20期，引自《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5] 鲁迅日记记载演讲当晚的活动：“夜往徐吉轩宅小坐。往女子师范文艺会讲演，半小时毕，送《文艺会刊》四本。同诗荃往季市寓饭，十时归。”《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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