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一向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多而专著少，目前可见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是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2015年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1987-2006年的系列论文）；二是中国学者杨姿的《“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201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为作者2014-2018年系列论文的合集）。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的是邱焕星老师对杨姿著作的书评和对相关话题的探讨。他认为上述两本书有明显的传承对话关系，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极佳的媒介窗口，既可以经由它们来考察“鲁迅与托洛茨基”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通过双方在建构“同路人鲁迅”形象时遭遇的困境，探究如何“以托洛茨基为方法”来进行鲁迅研究的新突破。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4期，感谢作者邱焕星老师对文艺批评的大力支持！
邱焕星
“同路人鲁迅”与“以托洛茨基为方法”
文/邱焕星
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一向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它既涉及鲁迅思想与托派/斯大林派的复杂关系问题，也涉及鲁迅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关系问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一向是论文多而专著少，目前可见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是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以下简称《鲁迅与托洛茨基》），此书2015年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1987-2006年的系列论文；二是中国学者杨姿的《“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以下简称《“同路人”之上》），该书201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与长堀祐造类似，实际也是作者2014-2018年系列论文的合集。这两本书有明显的传承对话关系，因此就成了一个极佳的媒介窗口，我们既可以经由它们来考察“鲁迅与托洛茨基”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通过双方在建构“同路人鲁迅”形象时遭遇的困境，探究如何“以托洛茨基为方法”来进行鲁迅研究的新突破。
《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
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长堀祐造著，王俊文译
《“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杨姿著
一
从“鲁迅与托洛茨基”到“文学与革命”
受困于托派的负面政治定位，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在1980年代之前缺乏研究，长期处于长堀祐造所言的“被彻底遮蔽”、“故意删除”和“无视”的状态，他注意到“日本和中国在著者大学入学当时（1970年代中期）的主要研究都认为两人并无关系” 。[1]文革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陈早春、王观泉等学者开始探究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 ，[2]但这些研究只有局部突破，总体没有跳出负面的定性。而日本的情况虽然不如中国极端，但也无太大不同,“正当评价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在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起作用的见解还不多” ，[3]为此长堀祐造从1987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突破红色阐释的禁忌，如他所说的'将鲁迅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陷阱中救出’，完成'把鲁迅从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神话解救出来’的研究目的” 。[4]这些文章虽然2015年才在台湾汇总出版，但不少也早在中国的刊物发表，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大陆学界接受或对话的重要对象。
从《鲁迅与托洛茨基》一书来看，长堀祐造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该书的前半部分，重点探究“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首先是查证鲁迅的“革命人”、文学的自律性、“同路人”等观念来自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接着将转向责任推给瞿秋白，认为“鲁迅通过瞿秋白的交往转变了自己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然后再考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判定是冯雪峰所为，“鲁迅既没写这封'信’，发表之前也不知道内容”，甚至“鲁迅关于统一战线的见解在批判中共和共产国际转变路线这一点上，其实与托派的意见更为接近”；二是在书的后半部分，探究“鲁迅同毛泽东、斯大林、共产党之间的距离，以及鲁迅对他们的忧疑”，重点考察了鲁迅生前对江西富田事变中共产党杀害农民的“忧虑”，以及“假如鲁迅活着”论争，认为鲁迅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将成为肃清、改造的对象”。[5]
综观长堀祐造的研究，可以发现几个明显共生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由于这一问题十分微妙，只能基于足可信赖的资料实证地推进论述” ，[6]长堀祐造通过大量的文本比较和历史还原，极大增强了言说的可信性，但实证和比较的方法其缺陷也很明显，就是只能通过《文学与革命》等文本证据，证明“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显性关系存在，却没法进入文学和思想层面，去考察更为深层的“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文学与革命》，[俄]托洛茨基著，刘文飞、王景生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长堀祐造确实完成了“'把鲁迅从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神话解救出来’的研究目的”，但他又反过来站在托派的立场上，努力去“辨识出托洛茨基在鲁迅身上的投影” ，[7]因而书里随处可见“相似性”、“影响”、“渊源”、“来自”、“接近”、“援用”、“接受”这类词语，如此一来，鲁迅就成了托洛茨基的中国衍生品，其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消失了；
第三，因为长堀祐造的“托洛茨基派”身份，他有意凸显了鲁迅的“同路人”（托派观念）而非“革命人”（中共/斯大林派观念）理念，这就将鲁迅从马克思主义阵营拉入了托派阵营，而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长堀祐造也表现出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割裂二者的有机关联，强调鲁迅和托洛茨基一样坚持文学的自律性，否定无产阶级文艺存在的可能。
而杨姿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将长堀祐造作为了主要对话对象，在《“同路人”之上》一书的第一章“研究话语与批判视野”中，单列了“'同路人’的定义域有多大?”一节，来分析批判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一书，她针对该书的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研究的几个核心宗旨：
首先，将研究的重心从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转向了“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杨姿认为长堀祐造研究的意义其实有两个方面，即“在尝试'将鲁迅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陷阱中救出’的同时，企图恢复鲁迅构筑革命文学论的详细步骤” ，[8]但急于为托派正名的长堀祐造本人更多着意于前者（解构），对后者（建构）缺乏清晰自觉，而杨姿更关注后者，因此就注意到了长堀祐造本人所说但又未充分展开的一句话的重要性：“托洛茨基给翻译厨川白村之后的鲁迅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最重要的，对置身现实革命的革命家如何处理'文学’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考察和究明。”[9]由此，杨姿就将研究的主题从“鲁迅与托洛茨基”转移到了“文学与革命”。
其次，杨姿认为长堀祐造所谈的鲁迅对托洛茨基的反应是静态的、被动的，看不到鲁迅自身的能动作用，实际上“他既不是托洛茨基的彻底反对者，也没有陷入对托洛茨基的绝对崇拜，他的接受乃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和创造性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30年代左翼文化阵营中托洛茨基文化思想最有代表意义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这种继承和发扬对鲁迅后期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正是这个新的定位，不但突出了鲁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将长堀祐造偏于“外部关系”的“世界性联系”研究，拉回到了“本土化”这个中国“内部关系”探讨上来，将一个世界革命问题转化成了中国革命问题。
第三，杨姿认为“长堀祐造排斥斯大林语义体系中'同路人’的贬义性，也一并将'革命人’列为反击的对象，这就掩盖了托洛茨基对两者都赞成的态度”，长堀祐造“为了证明鲁迅不曾落入'革命人’的固有成见中，过度强化鲁迅对革命的保留态度，也缩小了'同路人’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同路人’理论在托洛茨基文艺观里，是最具有文学和政治辩证性的思考结果”，“这样的兼顾并非机械的比较，而是贯穿在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历史生态的发现之中”。[11]显然，杨姿不但重新将托洛茨基的“同路人”理论放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谱系，也确定了从“辩证的文艺观”和“超越这种二分法之外或之上”来研究“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杨姿之所以和长堀祐造有上述不同的看法，不仅仅是学术创新的需要，更是基于不同时空产生的不同的问题关怀，托派的价值意义今天已成常识，无须再去费力证明，她更关心的是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和“个体游离于时代”的政治冷漠现象，因而她将这种现实关怀投向了“鲁迅信仰转型”这个问题，试图通过“走近鲁迅”，获得“个体生命的存在和最大多数人的存在始终在一起”的鲁迅经验，既解决其个人也解决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也正是在探求鲁迅左转中“作为新质出现的阶级意识”的来源时，杨姿注意到鲁迅此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思想上的一个对立矛盾始终存在，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缠绕，无独有偶，托洛茨基在历史长河中也发现了二者的冲突性，并对冲突的性质和根由做出说明，深得鲁迅之心，缓解了鲁迅20年代中期的精神危机”。[12]
正是从这个新问题出发，杨姿对托洛茨基之于鲁迅的意义，做出了与长堀祐造不同的判定，她认为“鲁迅在托洛茨基那里寻得经由厨川白村时代到革命文学时代的转换条件” ，[13]由此她就将研究的主题从“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探究，转移到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探究。
二
“托洛茨基影响”：同路人与辩证法
在将研究的主题转换为“文学与革命”之后，杨姿的研究目的也从长堀祐造的证明鲁迅身上存在托洛茨基的影响，转向了鲁迅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托洛茨基的资源，来解决五四后出现的“文学与革命”关系和文学家的转向问题。具体来说，这需要解决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一、1920年代的鲁迅究竟遭遇了什么难题？二、鲁迅是如何借助托洛茨基来解决其难题的？三、鲁迅左转之后托洛茨基的影响如何了呢？这三个问题显然涉及到了“鲁迅信仰转型”的前中后三个阶段。
//（1）转型前：“合法性危机”与“过渡性艺术”
在杨姿看来，1920年代新政治革命的兴起引发了“文学和革命”的冲突难题，这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和文学家来说，产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为此时的“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赞成作为核心的'艺术的独立性’，而当时新兴的革命文学运动正在质疑和动摇厨川白村这一思想，鲁迅虽然不信任所谓新文艺的自我标榜，但对于自己如何面对新的情势和采取的回应也有所迟疑” 。[14]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读到了他对勃洛克的评价，由此对这个“不在革命队伍却深味革命的勇士”产生了共鸣，为此杨姿专门讨论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思想谱系中的'勃洛克现象’”，认为正是托洛茨基赋予勃洛克的“同路人”身份和“过渡性的艺术”论，解决了鲁迅“艺术审美的渴求”和“革命政治的需要”、“对革命的积极反应”和“对政治中心的疏远”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将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基于这个判定，托洛茨基认为在社会主义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阶段，只能让渡文化领导权给资产阶级文学家来建立“同路人”文学，与同路人作家“结成联盟或半联盟”，而他们的“过渡性的艺术”则属于“革命的艺术”而非“社会主义的艺术”。[15]
不过，“同路人”理论虽然打破了阶级出身论，解决了鲁迅和当时文坛一大批作家参与革命的合法性危机，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眼中，“同路人”的资产阶级属性终究具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非主体性。为此杨姿探究了鲁迅基于同路人理论的新创造，指出鲁迅从其个体的生存经验出发，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革命文学，既创造了“现在主义”、“悲喜剧精神”、“创造性的退却”等书写方式，也提出了“历史的辩证接受态度”、“文艺价值的非功利观念”、“民族属性与阶级属性的辩证发现”等思想理念，由此鲁迅就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僵化对立的阶级文学论。所以，杨姿的判断是：“托洛茨基和《文学与革命》以及勃洛克的感召，在阶级立场的标准之中保存了精神的、艺术的一个面向，呼应了鲁迅对革命的企望，并且形成了鲁迅迥异于'革命文学派’的思想资源，增加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维度。” [16]
//（2）转型中：从“真的人”到“同路人”到“新的人”
鲁迅基于托洛茨基的“同路人”理论，不仅创造了新的文学书写和思想理念，为资产阶级文学和同路人作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存在提供了底气和基础，他更以此在随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直面挑战。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左右开弓，“对左翼知识分子鲁迅强调的是文艺的自由度，对自由主义者鲁迅突出的是文艺的阶级倾向性”，因而杨姿认为这“正是鲁迅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对现代中国革命文艺批评理论的一种自觉地建设。当政治文化规范逐渐操控革命文学，且苏联模式一步步成为左翼文学的效仿对象时，鲁迅提供了一种本土文艺理论发展的可能性”。[17]
普列汉诺夫
卢那察尔斯基
不过，“同路人”理论打破“二分法”的辩证唯物思维，虽然成为鲁迅兼容“文学与革命”，进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的重要资源，但如果像长堀祐造那样强调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派的“对抗性”，那么最终“同路人”就会压倒“革命人”，进而将鲁迅和中共、马克思主义分离。然而这明显与历史严重不符，实际上托洛茨基最初在中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艺的代表而非对立面出现的，而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更是分阶段发展的，现实历史很清楚地展示了“鲁迅从托洛茨基这扇大门步入革命文学圣殿，……而后将视野落在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上”，最终参加了中共和斯大林派主导下的左联，所以杨姿“把托洛茨基视为鲁迅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引渡者”，是起点而非终点，认为“鲁迅在托洛茨基那里寻得的是替换性策略，从进化论中的新旧之争过渡到阶级论中的新旧之争，本质上，'同路人’是鲁迅'历史中间物’的表征之一”。[18]
显然，杨姿是将“同路人”视为了“鲁迅信仰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之前的五四时代，“鲁迅曾寄望过'真的人’，希冀其能够充当进化运动中的先行者，引发进化运动的始端，引领进化运动的方向，但'真的人’从实践层面来说是抽象的，无法参与到可持续的历史进化过程中”，而“托洛茨基奠定的'新”理论，正视了'真的人’面对的世界和世界的多重干预力量，把'真的人’的单向革命行为转换成了'新的人’和'新的民族生活’双向作用的革命”，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同路人”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过渡的阶段，所以杨姿的核心结论是：“鲁迅之所以在20年代末期发生思想上的转变，托洛茨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鲁迅由进化论推动的启蒙运动向共产主义推动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过渡中，正是托洛茨基给出的以个性意识为前提建构阶级意识的核心理念，以及由此推衍的阶级文化建设理论。” [19]
//（3）“鲁迅后期信仰建构中的托洛茨基影响”
在考察了转型中的托洛茨基作用后，杨姿认为鲁迅此后虽然不再公开谈论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的影响在鲁迅的后期文学运动和生命活动中仍然以特定的样式存在着” 。[20]
首先是1930年代左翼革命在上海等半殖民半封建大都市的展开，“牵涉到对资产阶级文化、封建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这二者的核心又是文化遗产的现代处理问题”，而托洛茨基留给鲁迅的“辩证的、发展的、有机的思维方式”为鲁迅提供了新办法，他以连环画、木刻、浮世绘甚至笺谱等传统艺术形式，参与到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之中，最终“鲁迅用前卫的，先锋的视角，重建了传统文化的框架，对于文化遗产的处理，他以无产阶级时代的双向选择代替了五四启蒙时代的单向选择”；其次，杨姿认为“鲁迅后期信仰建构中的托洛茨基影响”，持续到了左联遵从命令解散的时候，“那种对'遵命’意识的排斥，无疑更有着托洛茨基的色彩。……鲁迅并不同意解散左联，根本上是反对当对文艺社团去向的粗暴干涉”，而其“'宣言’的写作依据便是潜在的托洛茨基的影响”。而正是基于这两点，杨姿的最终结论是：“正是托洛茨基影响的参与，才造成了后期鲁迅在观点、见解上对左翼文学的超越，形成了后期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见地的独异性。” [21]
鲁迅
至此，杨姿既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同路人”理论在“鲁迅信仰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也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如何以托洛茨基为资源，创造性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建构，由此她的研究也就超越了长堀祐造的二元对立局限。究其根源，实际来自杨姿和长堀祐造的“求同”和“存异”[22]思维的差异，正是这种“求同”思维既兼容了“文学与革命”，也将鲁迅从托洛茨基派重新放回了马克思主义阵营。
三
“同路人鲁迅”：过渡性还是本体性
在看到“求同”思维优点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其缺点，实际上，杨姿在很大程度上把长堀祐造赋予“同路人”的“对抗性”意义消解掉了，使其成了鲁迅左转众多资源中的过渡性的一元。而从二元之一变为多元之一，虽然抬高了“革命人”的意义，但也降低了“同路人”的价值，由此鲁迅信仰转型多了一个新资源，鲁迅形象多了一个新阶段，却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鲁迅信仰转型”说、建构一个全新的“同路人鲁迅”形象，所以杨姿的研究相对于长堀祐造来说，既有推进也有后退。
实际上，不能建构一个新鲁迅形象的困境，之前在长堀祐造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了解鲁迅研究史的人，一般都知道“启蒙鲁迅”（王富仁）、“革命鲁迅”（中共）、“文学者鲁迅”（竹内好）、“革命人鲁迅”（丸山升），但很少听到“同路人鲁迅”的说法，而在日本鲁迅研究界，一向也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之说，但从未有过“长堀鲁迅”的提法。事实上，在《鲁迅与托洛茨基》第三章的标题里，长堀祐造明确提出了“同路人鲁迅”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在“同路人鲁迅”形象没有普及开来的背后，蕴含着值得深究的学术思想问题。
正如杨姿得益于“求同”也受困于“求同”一样，长堀祐造也是得益于“存异”又受困于“存异”。《鲁迅与托洛茨基》一书的主要目的，是打破中共和斯大林派神话，为托洛茨基正名，正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长堀祐造才能看到“同路人”理论的对抗性和独特性，因而他就在“竹内好提出'启蒙者鲁迅’和'文学者鲁迅’的图式，此后丸山升以'革命人鲁迅’这一鲁迅形象”之外，经由托洛茨基发现了“与之前不同的鲁迅形象，即'同路人鲁迅’” 。[23]而这个“同路人鲁迅”的定位，既有鲁迅的自我确认，也有其他人的回忆佐证，“在与中共领导的左翼运动的关系中，鲁迅从未将自己视作'革命家’或'革命人’。1931年上海直接受教于鲁迅的增田涉作证说鲁迅称自己为'同路人作家’”，而“与晚年的鲁迅交往密切”的曹聚仁，也认为“鲁迅本来只是同路人”。[24]
但是，长堀祐造的“同路人鲁迅”定位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鲁迅从托洛茨基那里也接受了“革命人”观念，有大量关于“革命人”的肯定言说；二是既往研究里无论中共还是丸山升，都认为“革命人”才是鲁迅的真正形象。面对这些情况，长堀祐造本人陷入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革命人鲁迅’这一形象是有其妥当性的历史评价”，另一方面认为革命人鲁迅“也还是与鲁迅这一时期的自我认识相乖离”，最终他不得不做了退让，将自己的看法修正为“至少在1920年代后半到1930年代初期，还是'同路人鲁迅’这一形象更切合实际的鲁迅及他对同路人的理解”。[25]
杨姿
长堀祐造之所以会在“本体性”和“过渡性”之间摇摆，最终退回到阶段论而无法建构一个能够关照鲁迅全体的“同路人鲁迅”形象，是因为他为“历史”所困：一方面鲁迅的左转明显有一个从“同路人”到“革命人”的变化，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本身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同路人”是“过渡性”的，由此长堀祐造既受困于鲁迅也受困于托洛茨基。不仅如此，这种历史困境还表现在了长堀祐造的研究方法论上，实证主义虽然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但一味强调历史还原，回到鲁迅的历史语境，反而受制于特定时空，无法生成创造性的新论。在这方面，长堀祐造见实不能见虚，实际大大低估了既往研究。
在长堀祐造看来，既往研究塑造的一系列鲁迅形象，譬如“文学者”、“启蒙者”、“人道主义者”、“思想家”、“革命人”等等，“这些定义倘若用来客观理解鲁迅一生某一时期、某一部分的话都各有道理。但是，至少从1920年代后半期邂逅《文学与革命》到1932年停止引用托洛茨基之间，表达鲁迅与革命关系之自我定位的只有他向增田涉吐露的说法——'同路人’”，因而他认为自己的研究贡献，就是“导入托洛茨基这一变数”，“鲁迅形象和鲁迅研究能因此多少变得丰富”。[26]从这些话不难看出，长堀祐造是从历史丰富性的角度来判断的，因而既误读了既往研究，也搞低了自己研究的意义，将这些“本体性”的鲁迅形象，通通降为了阶段性、局部化的形象。
实际上，既往研究者尤其是竹内好和丸山升，他们提出的“文学者”和“革命人”是“本源性”和“原点主义”的，它们指的是鲁迅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是一种内面主体性的精神原动力，可以“内圣开外王”，无限地生成鲁迅的现实实践行动，并非实指那些历史现实中的肉身化的文学者和革命者。[27]而竹内好和丸山升之所以会如此处理研究对象，是想“以鲁迅为方法”、“以现代中国为方法”，来解决日本学习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但是随着战后日本的社会发展，这个竹内好在战争时期确立的问题意识逐渐淡化，最终这种摆脱历史语境、以对象为方法的研究方式，在经历了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等几代学者后，逐渐从日本鲁迅研究界消失了。此后像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人，已经无力也无意提出自己的鲁迅整体形象，他们虽然各有其问题意识，但研究方式和研究理念与当代中国学者逐渐趋同，日益历史化、学理化和局部化了。
竹内好
藤井省三
本来长堀祐造从其“存异”思维出发，实际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原点”，可以经由“同路人”的巨大能动性建构出全新的东西，但是，他因其为托派正名的目的而求助历史，最终也就受困于历史，不能剥离“同路人”理论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于是陷入其“过渡性”的定位里，无法真正“以托洛茨基为方法”，去建构一个本体性的“同路人鲁迅”形象。实际上，按照鲁迅自己的定义：“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28]鲁迅一生的确可以看做一个“同路人”，他穿梭于排满革命、辛亥革命、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之间，和这些不同类型的革命既有趋近又有疏离，完全吻合他自己关于“同路人”的定义。而如今随着政治解冻和各种资料的公开，托洛茨基的意义和“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实存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由此今天再看长堀祐造的实证研究，也只能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曾经发现了一个原理性的支点，但自己没有明确捕捉到，殊为可惜。
而杨姿的研究虽然将“同路人”的意义，从长堀祐造的简单印证“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推进到了鲁迅以此来解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难题，让我们看到了“同路人”论的更多意义和可能性，而且她也不纠结于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历史状态，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托洛茨基为方法”，也不采用实证还原而是思想分析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历史的限制，甚至她还发现了鲁迅“他似乎一直在觅求一个支撑其革命逻辑的原点。托洛茨基对革命进程中各个参与者的判断和认可，可以说为鲁迅的原点猜想提供了参照依据”，“总体上看，托洛茨基文学观念所施加的，乃是衍伸为各种力量的元力”。[29]然而，这还不是根本性的突破和触及，在核心定位上杨姿并没有以“原点”和“元力”来处理对象，相反她仍旧沿袭了长堀祐造的历史逻辑，一是认为“同路人”问题只和“鲁迅后期”有关，二是“过渡性”的定位，认为“托洛茨基的文艺批评不属于原理性文本，即使讨论'党’与文学的关系，他也没有'元’的决定论”，“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前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以一种'过渡式’的视野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30]甚至因为“求同”的思维，杨姿的研究重心在“二分法之上”而非“同路人之上”，“同路人”的兼容性而非形象原理性成了重点，因而较之长堀祐造更少建构“同路人鲁迅”形象的明确意识，她更关注的是“鲁迅信仰转型”和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问题。
事实上，“同路人鲁迅”形象的建构，可以很好地解决个体与集体疏离的时代病，并提供一个不仅仅是解释鲁迅后期转向，甚至是其一生在不同革命之间转换的新转型论，进而创建一个以“同路人”为基点的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走出批判知识分子和专家知识分子割裂的难题，提供一个知识分子既介入又批判政治的新路径。但是目前我们在中日鲁迅研究界看到的普遍现象，却是丰富性压倒了原理性，史学意识压倒了经学意识，历史性压倒了当代性，因而，当代鲁迅研究需要重新引入“以对象为方法”的理念，时时追问两个问题：打开鲁迅什么？用鲁迅打开什么？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4期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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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堀祐造：《中文版作者序》，《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26、19页。
[2]参看陈早春的《鲁迅著作中的托洛茨基》（见《绠短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观泉的《鲁迅笔下的托洛茨基只是文评家》（见《鲁迅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迟玉彬的《鲁迅与托洛茨基》（见《鲁迅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4]施淑：《序》，《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6页。
[5]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203、230、310页。
[6]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376页。
[7]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
[8]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53页。
[9]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24、25页。
[10]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0页。
[11]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61、63、59、199页。
[12]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84、385、386页。
[13]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54页。
[14]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54页。
[15]列·托洛茨基：《序》，《文学与革命》，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538、214页。
[16]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17页。
[17]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23、239页。
[18]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15、322、66页。
[19]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45、346、364页。
[20]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58页。
[21]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72、274、280、360、361、321页。
[22]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63页。
[23]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24]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362、370页。
[25]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26]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379、380页。
[27]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5、273页。
[28]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
[29]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39、138页。
[30]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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