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岁为诗欠砍头（三续）

　　[转载]清华四哲-陈寅恪-晚岁为诗欠砍头（三续）

　　2013-11-18 14:48阅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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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清陋轩

　　5、后期（1948年以后）诗及晚年心境

　　下面就着重讨论一下他的第三期作品——即“欠砍头”诗。

　　年纪大些的读者可能还有印象：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从香港发端）学界曾发生过一次实际上是由大陆“学者”挑起、后又悄悄不了了之的“争论”（后来由此争论而编辑成的书也被下架停售），争论一方是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另一方名叫“冯衣北”（据说是化名）；争论的中心议题是，陈寅恪先生的“晚年诗文及其心境”。事情是从余英时的几篇研究论文开始的。余的文章大致是说：作为“文化遗民”，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是极不舒畅的；对于所处的文化环境，极不满意、甚至是深恶痛绝的，但又不能直抒或明言，只能通过写诗的方法予以抒发、留存。余英时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其大致内容是：一、学术上的四根支柱；二、思想倾向在现代中国的典型意义；三、“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四、晚年心境。在最后一节（“晚年心境”）中，他引用了大量陈先生“晚岁”的诗文（主要是该时期吟赋的诗句）、使用他前三节所说思想和逻辑论证陈的既复杂又简单地对自己的论点予以释证。余的这种释证，曾引起大陆一些学者的反对。冯衣北是最早的署名接战人，他以《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明报月刊》1984年第二二四期）、《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同上1984年十一月号）等文章予以“驳斥”。于是就你来我往地发生了这场争论。冯衣北的主要意思是：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和新社会总起来是认同的、合作的，并举出一些事例予以证明，诸如：1、1954年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聘请，担任该部的委员，直至逝世；2、1955年起，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推选，历任该会的常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直至逝世；3、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直至逝世；4、1959年在听了刘少奇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后，曾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曰：“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冯最后归结说：“对于以上这些事实，余先生也许仍免不了诸多挑剔，但那‘决不靠拢’、‘决不认同’之说，却是无法成立的。”[1]他写道

　　……1949年陈先生决意留居大陆，到1969年他逝世那一段光阴，大陆方面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确有许多错误。其要者，前期如1957年的反右，后期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运动、斗争，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恶果。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对其当年身历目睹之事，有所不满和非议，是完全可以理解，无足深怪的。……但是，作为一位精研历史，能通古今之变的学者，无论其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准则如何，有一点可以断言，就是它对于历史发展的大势和个人于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两点上的认识，决不会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相距太远。事实上，1949年蒋老先生逃离中国大陆之际，陈先生坚决拒绝傅斯年的一再催请，和某些亲友的劝说，不肯“逃”离广州，最足以说明问题。可是余英时先生却对陈先生的“晚年心境”大表“怜悯和叹息”，把陈寅恪先生说成是胸无定见，徘徊歧路，在其最后二十年间，为自己的“不死不降不走”而整天生活在惭愧和悔恨当中的“胜国遗老”，实在是对陈寅恪先生殊为不敬。余先生也许会说，他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晚年所作的那些诗文。我们只就余先生所罗列的那些所谓“证据”复查一下，看看陈先生是不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2]

　　余英时在上述第一篇文章中，一开始先述一段1978年广州一家杂志——《学术周刊》复刊号在发表陈先生遗稿《柳如是别传·缘起》时所加的按语，略云：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先生十多年前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余英时认为，这段按语写得很有趣：第一，它说明陈先生“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因为“党和政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的照顾”。第二，它指出：陈先生晚年写成了《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便是给海外大谈他的晚年遭遇的“无耻文人、政客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可惜，关于第一点，无论是在陈先生的晚年诗文还是在蒋天枢先生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都找不到一点痕迹。……至于陈先生是否因为中共给他安排了工作和生活就必须感激涕零，这一点陈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回答：他在著述中曾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愚庵小集》条说朱鹤龄曾暗示钱谦益既已“足践”满清之“土”而口茹满清之“毛”，则不应对满清有任何“讪辞诋语”之后写道：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弱，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柳如是别传》下册，页一○二四）

　　余英时认为，这其中的“桑海之感”决然就是针对当年陈先生自身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发的。余认为，当年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动不动就要知识分子向党和毛主席感恩，……其实陈先生和所有知识分子所践之土，仍然是“禹贡九州相承之土；而所茹之毛，也不是……所种之毛。陈先生这段话，真是给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关于第二点，即写成《柳如是别传》是不是给了海外说陈先生晚年遭遇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呢？余英时认为事实又恰恰相反，这部著作完全“坐实了以前海外人士关于陈先生晚年遭遇的推测：暂不细说详情，只要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学术研究》所刊布的《缘起》一章和一九八○正式出版的《柳如是别传》加以互校就可以对陈先生晚年心境有亲切的体认了。《学术研究》所刊原文将陈先生所写的九首律诗完全删去了；而这些事正是了解陈先生著述宗旨和晚年心理状态的重要资料。例如《丙申五月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一诗：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原注时方笺释河东君诗）。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余认为，从字面看来，这首诗的项联（五六句）不仅对仗不工，意义不明，而且文字几可谓不通。什么叫做“平生所学惟余骨”？难道其中全无血肉？“笑乱头”三字则根本不知所云，且不说“笑”字如何能与“惟”字属对了。但是人们再查《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诗存》所载该诗，其后四句文字竟大有异同。《诗存》本云：

　　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头。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余英时对此评论如下:

　　末句“炎方”改作“岭南”，暂不置论。“供埋骨”、“欠□头”则与《别传》本大相径庭。“供埋骨”者，谓……陈先生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仅是供他死后埋骨之用而已。“欠□头”三字中则尚有文章。陈先生这首诗早就流传到海外了，我曾看到原诗笺的复印本，字迹与《再生缘》题签一致，是陈夫人唐筼女士的手笔，所脱之字作“斫”。有是可知，《柳如是别传》中的“惟余骨”、“笑乱头”是……改笔，故拙劣得至于不通。而《诗存》所脱一字则是蒋天枢先生有所顾忌，故意隐去“斫”字，并不是原诗真有脱落。蒋先生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其苦心尤不可埋没，因为他保留了陈先生的本来面目。至于所缺之“斫”字则是任何稍懂旧体诗的人都能补上去的。（反正不是“斫”字则是“杀”字。）“晚岁为诗欠斫头”，则透露出陈先生“

　　晚年遭遇之一斑。否则何以早年、中年之诗都没有问题，而单单“晚岁”……的诗“欠斫头”乎？

　　……

　　总而言之——余英时以为：人们从这首诗之不见于《学术研究》及其发表时一再经过改易与掩饰，即可见陈先生晚年遭遇之“沉痛实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于万一者”。他说：“我对此诗的分析，完全师法陈先生《柳如是别传》的范例，绝非有意穿凿附会。他既然用剥蕉见心的方法笺释古人的诗，则自己的诗也必须通过同样剥蕉见心的笺释才能完全了解，这个道理是完全明显的。……”

　　余英时引用了吴宓先生如下的一段话：

　　诸诗藉情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至其记诵之渊博，用语之绾合，寄意之深远，又寅恪之胜过他人处。

　　（未完待续）

　　[1] 见《商榷》第10页。

　　[2] 见《·商榷·心境》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