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入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前段时间，一种以“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为典型代表的“乌青体”诗歌蹿红网络，其创作者乌青也因此一炮而红。事实上，许多人对这种“言之无物”、“废话连篇”的诗体颇有微词，早在几年前，科普作家杨轶就对其是否能够称之为诗提出质疑。然而与此同时，以著名作家韩东、蒋方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却对“乌青”体大加赞赏，乌青诗集甚至出现了缺货而紧急加印的情况。那么，对于“乌青”体，及以“乌青”体为代表的“废话诗体”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诗体的走俏，又折射出当前我国诗歌创作怎样的现状？对此，光明网记者采访到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马兵，聆听其关于诗歌及诗歌创作的独到见解。以下为文字实录。
　　当代中国关于“口语入诗”的探索由来已久
　　谈到“乌青体”，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几年前沸沸扬扬的“梨花体”事件。事实上，作为一个女诗人，赵丽华的许多诗作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网上读到的所谓“梨花体”作品，事实上也并非其代表作，只是大家凭借这种诗体才得以认识赵丽华，赵丽华也经由这种诗体才得以在饱受争议的同时蹿红网络，并因此获得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附加值。“梨花体”之后，又出现类似的“羊羔体”，以及今天众说纷纭的“乌青体”，人们将这些诗作统称为“废话诗”。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废话”，是将一些生活化的语言甚至口语写入诗中。而“口语入诗”恰恰不是一种突然兴起的事物，相反，它是自中国新诗诞生之日起便出现的的一个重要诗学角度，很多人做出过类似尝试，且每次尝试都引发了热烈的社会争议。之所以论战从未停止，是因为这关系到一个重要的诗歌发展方向问题，即诗歌应当是隐喻的，还是口语的。
　　1999年一次在京召开的诗歌讨论会上，曾掀起过一场轰动中国诗坛的争论，这便是在民间派诗人与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巨大分歧。精英诗人，或者叫知识分子诗人，十分强调诗歌应当隐喻且具有迷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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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气质，民间派诗人则侧重强调诗歌是大众的、通俗的、口语的，他们为此提出“拒绝隐喻、回归口语”的口号。
　　民间派代表人物韩东、于坚等人，其实早在80年代就做过类似今日乌青对诗歌的实践。韩东的《你看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作品，尽管并未像乌青那样彻底地打破与颠覆，但在诗中，对于大海、大雁塔这些在多数诗人眼中充满文化所指的意向，他另辟蹊径地进行了一种逆向的祛魅，驱除这些意象中可能激发出人们历史感悟的因素，返璞归真地将其还原为纯粹意义上一种蓝色的水、古代遗留的建筑，切断诗歌隐喻的通道，真正使诗歌中的每个词语完成了一次能指的还原。在他看来，诗歌的本质即是一种能指，拒绝赋予诗歌更多的文化附加。此外，像冯至、穆旦，甚至徐志摩、沈从文、胡适这样造诣极高的诗人，也都曾做过类似尝试。胡适在《尝试集》中大量运用口语，《蝴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诗中“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的表达方式，细细想来其实也是以极其平白如话的语言来创作诗歌。
　　因此我们说，从陈东、于坚开始，包括后来的赵丽华与车延高，直至当下被人们热议的乌青，根本来说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着使诗歌回到能指、回到口语、回到生活现场的意图。因此我个人认为，乌青事件绝非一个偶然的现象，恰恰相反，它依附于一个巨大的诗学脉络。
　　“乌青体”旨在颠覆人们对诗歌及“诗意”的思维定势
　　乌青和他的作品之所以引起争议，一方面在于他颠覆性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广大普通读者对诗歌发展的多维度走向一知半解，因此对“乌青体”管中窥豹的判断便也在情理之中。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乌青的诗作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种价值在于，他承袭许多先辈对于诗学口语化、拒绝隐喻的尝试，并作出最为彻底的实践。他不仅大力推崇口语入诗，拆解诗歌的深度抒情模式，更蓄意颠覆人们所谓传统意义上对“诗意”的认知，向我们长久以来关于诗歌的思维定势发起挑战。
　　以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白云的赞美》为例，许多人质疑它的理由是认为其“不能称之为诗”，这是因为，在乌青进行这种实践之前，人们难以想象，对如此直白的句子，做一个简单地分行排列，便可称之为诗。这恰恰反映出我们对于诗歌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为诗歌打上气势宏大、思想深邃、韵味悠长等一系列标签，而这些观念恰是乌青所力图破除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出一种诗歌未必要抒情的全新理念，这也正是乌青的难得之处。
　　许多人认为，“乌青体”过分强调语言的生活化，这种尝试是以丢弃诗歌应有的“诗意”为代价的，这也引发了对于诗歌语言“生活化”与“诗意化”之间关系的新一轮思考。在我看来，这二者并非矛盾的关系。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些过于直白、过于生活化的语言与“诗意”相去甚远，这实际上是我们自身对“诗意”的理解走入怪圈，认为诗歌的诗意在于其抒情的美感、高蹈典雅的贵族气息，而乌青的诗作，恰恰与传统意义上人们对诗歌的理解背道而驰。其实这种理解，已经对诗歌做出一种潜在的判断，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只有类似中国古诗那样富于韵味、具备音律美、符合审美内涵的诗作才可称其为“诗”，其实不然。并不是说，一些生活化的东西便无法表达诗意，而是我们对于“诗意”的理解过于狭隘，把“诗意”这种汇聚思想、抒发情怀的形式，局限地与语言本身的精雕细琢等同起来，这势必造成在赏析诗歌“诗意”的过程中有失偏颇。
　　诗歌狂欢化或将加剧大众对当代诗坛的怀疑与误解
　　“乌青体”的价值在于在对传统诗学观念的认识画上句号，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乌青的诗作在另一方面又存在某些消极影响。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诗歌事件如何获得关注，与其自身的话题性紧密相关。必须承认，有些十分优秀的诗歌作品，却由于不具备某些吸引眼球的话题性，缺少在公众传播的渠道与机会，其影响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而当“乌青体”这样极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诗歌事件走入大众视野并迅速蹿红时，势必会引发一些对诗歌不甚了解的大众对诗学的再度认知与关注。
　　当今社会，网络四通八达，信息畅通无阻，任何一桩文化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有巨大的资本力量在运作。不管是昔日的“梨花体”还是今天的“乌青体”，均率先在网络上兴起一场“文化的狂欢”，狂欢的最终结果必然会转化为一种资本消费。而当这样一场诗歌狂欢事件席卷而来，对于诗歌认识尚浅的大众很容易仅仅通过这样一种诗歌体例，便对整个诗坛得出某种一叶障目的结论，轻易地陷入一个纯粹的是非判断中去，进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不知不觉间参与到对于诗歌污名化的指责当中，得出类似中国诗歌景况堪忧这样缺乏事实依据的结论，并对这种论断的愈演愈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梨花体”“乌青体”出现之后，大量仿作铺天盖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前人们与诗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类似“乌青体”这样剑走偏锋、极具话题性的诗歌形态受到空前关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大众对于中国新诗发展走向一个全局的、纵深的、普遍意义上的清醒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乌青的诗作有其问题，就在于他走得过于彻底，过于极端，会造成对于诗歌究竟是什么认识尚不明晰的大众，对于诗歌的发展产生怀疑，甚至会加速、会扩大人们对于当代诗坛所存在的误解。因此我认为，在进行诗歌狂欢化的时候要把握好分寸，避免网络口水战阻碍对诗歌的正确理解，这是大众应该注意的方面。
　　当代中国诗歌发展非但不曾停滞，前景反而十分可期
　　前面也提到过，如今在我们身边，关于中国当代诗坛的指责此消彼长，关于当代诗歌进入创作枯竭期的议论也是沸沸扬扬，山东有位诗人路也就曾说过，“这是一个诗歌和诗人沦为阑尾的时代”。换言之，就是说诗歌仿佛已面临着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这样的一句话听起来似乎足够绝望。然而在我看来，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
　　近十年来，之所以会给人一种诗歌进入枯竭期的错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与大众对诗歌内部整个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或对类似“梨花体”“乌青体”这样的诗歌狂欢事件不甚了解，或怀有某种诗歌的乡愁，总是希望回到朦胧诗时代，回到海子那样的抒情诗时代。然而事实上，今天许多优秀诗人的诗作，相比于朦胧诗，或者像海子这样对诗歌有巨大笼罩力的阶段未必逊色，只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诗歌，甚至整个文学已经无法如从前那样一呼百应。事实上，得益于网络的助推作用，如今在网上催生出一大批优秀诗人。据我所知，过去的诗歌以民刊的形式焕发着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时至今日，诗歌则借助网络这一更通达、更广泛、更具普及性和快捷性的传播方式，迸发出甚至比八十年代更加高涨的创作火花，涌现出诸如断弦胡琴、梦蝶、冯戈力、江波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歌通过网络为大众所熟知，彰显出当代诗坛创作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阅读这些人的诗作不难发现，它们或满足人们对于情感的亏欠与代偿，或灌输更自信、更具思辨性的思维方式；或成为一种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思想支撑，或引领人们找到关于生活的基石性感悟；或抒发一种富于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生命情怀，或给一些在困境中踽踽独行的人们带来直面生活的精神力量。尽管这些诗作语言、内容、结构各不相同，但总能使人们从中获取某些情感慰藉，满足每个人对于诗歌独有的诉求点，对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感召力。因此我认为，中国诗歌的发展非但未曾停滞，相反，其未来是非常可期的。
　　（光明网记者 张心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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