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颂秦始皇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家早有定论。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颂扬却常常甚嚣尘上，他的反人类的残暴行为也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秦始皇被颂扬的理由，是他统一了中国。这值得谈谈。我们纵观古今，人类社会从早期的部落，到小国林立，到大国崛起，再到国家共同体的出现……可以说，走向统一，走向世界大同，的确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过去时代，统一之路有两条线索，一是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力这只看不见的手造成思想、文化的融合，要求地域、政治的统一；一是部落、民族、国家间的征服。前者是和平的、永恒的；后者则是暴力的，是人类社会野蛮时代的产物。虽然征服曾经有过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滥用暴力无论何时都是受谴责的。

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也强调暴力有其道德底线。那种视人民生命如草芥，行“无道”的残暴政权，即使它统一的国土再辽阔，也会是短命的。

戊戌维新以来，我国思想界不断批判秦政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窒碍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制度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自由和创新活力；正是这种制度使得很早就在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反复摧残，终不能成长壮大。

我完全同意批判者的意见。秦朝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应该肯定。但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郭氏以自己对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研究，认为经过两周七八百年的自然进化，当时列国文字的趋同已很明显，秦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秦朝的度量衡则沿用当年商鞅变法时的标准，亦非赢政主持制定。

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见《十批判书》）就在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秦始皇坑埋四百六十余儒生的事件，有种说法将那些被坑者指为因炼长生不老药“终不得”而骗了赢政的方士，但《史记》引皇长子扶苏进谏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说明秦始皇坑的主要还是“诵法孔子”的儒生。

从赢政公布这些人的罪状“为妖言以乱黔首”来看，也可证明“坑儒”事件是与“焚书”相呼应，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思想言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

已故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指出，秦始皇的残暴不是一般的用“统治阶级本性”可以解释的，他要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这就关涉赢政其人的个性品格问题。与赢政有过接触的尉缭留下了这样的话：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

史书记载，生性多疑的赢政除身边少数宠幸之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止，为此他居无定所，宫殿之间以暗道相连。

一天他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面露不悦之色。此事被李斯得知，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当赢政再次看到李斯的车骑时，意识到身边有人通风报信，竟下令将那天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公元前211年，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发泄仇恨，赢政闻之大怒，因捉不到作案者，遂把陨石落地周围村庄的居民统统杀死。

这些事例，活脱脱显现一个独夫民贼彻底泯灭人性的“虎狼”面目。大独裁者总是孤家寡人，其亲信也多为卑劣之徒。秦始皇最后死在巡游途中的一场政变阴谋之中，政变的主谋是他身边唯一信任的侍卫长、太监赵高。史家怀疑赢政死于被赵高等人谋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政变上台的秦二世胡亥继续行暴政，人民起义的怒涛已不可遏制。于是，赵高再搞政变杀了秦二世，让胡亥兄弟的儿子公子婴即位。公子婴上台后又杀了赵高，并夷其三族，自己最后不得不向起义军投降，秦朝灭亡。时距秦统一才过了短短的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