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晚近一百年来，西化东渐，而人心大变。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实则为“西化”运动。回顾以往五千年，乃全无一是。
论其政治，则曰“帝王专制”；论其社会，则曰“贵族封建”；论其思想，则曰“顽固守旧”；论其为犁庭扫穴之功，则罪魁祸首惟孔子一人。批孔、反孔、打到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之首要任务。而废止汉字等次之。然而凡吾当身，乃即吾父吾祖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经历，乃使吾国人仍归于途穷而思反，乃复有“复兴文化”之呼声，以及重再尊孔子之口号。
具实回顾中国史，孔子以前，孟子已言之，有圣之“任”、之“清”、之“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之品格各别。即孔子自言，亦曰“窃比吾于老彭”，未尝谓己之独出于前人也。孔子之卒，即有墨翟、杨朱、庄周、老聃，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群起而反孔子。两汉以下，惟老聃能与孔子相抗衡。而印度佛教东来，下及唐代，几乎释迦、老聃与孔子如鼎足之三立。而老、释两家，亦下迄今世而仍在。即论孔门，孔子生前已有“先进”、“后进”之异。战国之时，儒分为八。而孟、荀相异，尤为后人所熟知。两汉以下，儒学定于一尊，而有汉儒，有宋儒，又有清儒之求由宋而反汉。则在儒学一系统内，亦复有门户派别，种种分歧。则一部中国思想史，乃可谓是一部自由思想史。经、史、子、集，一切著作，皆可寻证。由于时代之变，自今以往，复有欧西文化之参入，此亦顺理成章，又何足多异！
惟当今之世，如何来做一像样的中国人？此始是问题所在。
若必谓须打倒传统，与五千年来中国人相隔绝，故须取消中国人旧样品孔子，来重新做人，则此事体大，该有郑重讨论之余地。今再扩而言之。印度有释迦，西欧有耶稣，与中国有孔子，此三人实为举世人类中普遍最受人信仰崇奉之三人。穆罕默德则较耶稣更后起，其受信仰之范围亦更狭。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歇，而其流传在中国者，则日益滋盛，至今未已。而回教亦日在中国生根。最近百年来，耶教在中国亦骤盛。余曾游韩国与日本，此两国受中国文化陶冶深，至今两国内多信奉孔子、释迦，而耶、回势力则几乎无有，远不能与在中国者相比。此见中国人气量大，心胸宽，好学精深，喜有朋，易于接受新事物，新风气，而能和平相处；尤能融为一炉，调剂融洽，使不见有冲突。
孔子之前能会通羲、农、黄帝、唐虞、夏、商、周三代，而使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文化完成为一体，而传之此下之中国；其功正在此。故曰“孔子何常师之有”。是则孔子不自外为一中国人。何以今日吾国人则必排除孔子，乃始得为此下一中国人？拟或必排除为一中国人，乃始获为此下世界中一人？
则我尚未见有能深阐此义，以告吾国人者。而批孔、排孔之风，在百年之内，有若是之张狂，则诚难以叙述也。
今日国人好言“人生”。惟人生当分两方面：一曰“生活”，一曰“生命”。两者间，实有甚大之不同。“生活”仅是其手段，而“生命”则是其目的。专就文学言，西方文学重在人的生活方面之叙述，而中国文学则更重在人的生命力方面之表达。再论夫妇与家庭，西方亦以生活为重，而中国则更要在于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今再论三大教主，释迦佛教则轻视生命，谓惟生、老、病、死四苦，而教人以清净寂灭、求得涅槃为宗旨。耶稣则以原始罪恶论，教人信上帝，以死后灵魂得以重归天堂为终极。此两教同是轻视人之生活，而连带忽视及于人之生命者。惟孔子能不忽视生活，而更重视其生命，令生命不即身而止。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父传子，子传孙，以至于无穷，而相互抟成一民族之大生命，直迄于今。中国民族生命绵亘五千年，而有十亿人之多，孔子立教之功，亦端在此。
至如西方科学，则影响于人之生活方面者为多，即使继涨增高，最近将来人类可达于纯机器之生活，又使其能从地面生活扩大推进至太空生活，要之，不脱身体生活之一面。故西方科学虽日盛，终不放弃宗教，即其有关生命一面者。今吾国人慕效西方生活，提倡科学，亦又何必排斥孔子？此诚无以自圆其说者。
然继今以往，吾国人纵仍慕效西化，一心追随西方之科学人生；而牺牲生命，以务求生活之改进，则总非计之得者。古今中外，乃至千百世以下，亦宁有一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乐而可有大群善良之人生？大群人生既破坏，私人生活又何从得改进？惟夫妇家庭，乃为人群政治社会一切建筑之基础。亦惟孝悌、忠信、礼乐，斯继今人类乃始有太平大同之望。而岂财富武力之所能预！
则孔子之教，诚有其不可忽者，其惟吾国人善反之于己心，而一加思焉；则道不在远，而即在吾方寸之间矣。孔子即在吾心，又何争辩之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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