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下半叶，元朝大一统政权把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有着重要战略位置的滇东北地区面临着新的开发和发展的契机。
滇东北在蜀汉以前，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区域。西晋末年以后，叟人渐移到此地。北周时，“爨蛮”（叟人和汉族移民融合而成的人们共同体）[1]发展起来，居住于滇东北一带的称为东爨乌蛮，为彝族先民。唐时，乌蒙部势力最强，至宋时称王。但这一地区的彝族各部长期分立，争长称雄，互相残杀，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元代设云南行省后，该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元代在云南行省辖内的有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所辖的乌撒路（今威宁、水城、赫章一带）、乌蒙路（今昭通、鲁甸一带）、东川路（今会泽、巧家、东川一带）、茫布路（今镇雄、威信、彝良一带）等。不确定的则有亦奚不薛（水西之彝语，今黔西、大方一带）宣慰司及八番顺元（今惠水、贵阳一带）宣慰司的辖地。
今贵州在元代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亦奚不薛、八番顺元等地处于这三行省犬牙交错的边缘地带，地域相近，民族分布错杂，联系密切，但由于社会经济极为落后，未能形成以城镇为核心的凝聚点，且各省又屡屡出兵扩张势力范围，设置机构为己属，从而导致其地的设治及隶属关系极不稳定，时有改易，情况错综复杂。至元二十年（1283年），初立亦奚不薛宣慰司，设置管理机构，隶属四川;[2]二十九年，“命亦奚不薛与思、播州同隶湖广省”;[3]元贞元年（1295年），“以亦奚不薛复隶云南行省”。[4]亦奚不薛的隶属“自是不改，以大德九年、至顺二年之记载可证也”。（1）八番顺元宣慰司（亦称八番罗甸宣慰司）的情况更为错杂。“至元二十六年八月癸酉，以八番罗甸宣慰使司隶四川省。……十月乙卯，以八番、罗甸隶湖广省”。[5]“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辛巳，以湖广行省八番罗甸司复隶四川省。……十月癸未，割八番洞蛮自四川隶湖广行省”。[6]则八番顺元之隶四川或湖广，常有改变。又说：“大德元年（1297年）九月壬戌，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后改隶云南，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7]则八番顺元宣慰司也曾隶云南行省。这样，本文滇东北地区所涉及的范围以乌撒乌蒙宣慰司、亦奚不薛宣慰司为主，少部分会涉及八番顺元宣慰司。
（一）军事征讨与军事统治
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率军从蒙古南下，经过四年的征战，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之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内，实行的是军事管制的统治方式，“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8]七年，设大元帅府于大理，统率万户府。在这过程中，滇东北地区的一部分被纳入了直接统治的范围。具体情况是：
兀良合台攻占昆明后，为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于宪宗五年率军趋向东北，攻取赤秃哥、鲁斯国（其地在普定、亦奚不薛诸地）。[9]乌撒、乌蒙、八番、顺元等处，虽有攻破，却未能完全控制，是设置云南行省后才彻底征服的。乌撒、乌蒙“累招不降，至元十年始附”。[10]至元十六年，“降八番、罗甸蛮”。[11]。
蒙古军队征服赤秃哥儿之后，由元帅府节制，归于云南王统治之下。时在滇东北地区的万户府仅有閟畔万户府，驻今东川，由地方上层首领充任头目，沿用原来的统治方式，听从蒙古贵族的驱使调遣。这一阶段的军事统治，为建立云南行省后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设置与行政统治
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8]十三年，他奏请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建立起与内陆行政建置一体化的郡县系统行政机构。
同时，因云南是地处边远的多民族地区，至元二十一年之后，元代在云南省内边疆战略要地分设宣慰、宣抚司，掌握军政大权，委命流官，亦有土官任职。
滇东北地区是罗罗人的主要居住区域。“罗罗”又作“卢鹿”、“倮罗”、“倮倮”、“罗落”、“落落”等，都是同音的不同写法，是今日彝族的先民，（1）元代时还被称为“黑爨”或“东爨乌蛮”。其分布区域集中在川、滇、黔连接地带，据李京记：“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巂，皆此类也。……然今曰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字复讹为寸矣。”[12]他们居于山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由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统治，世代据有一地，势力根深蒂固，不妥当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则难以建立和巩固统治。元代在乌撒乌蒙、亦奚不薛、八番顺元等地，设立宣慰司，土、流参治，加强统治。
至元十年（1273年），乌撒、乌蒙归顺元廷。十三年，“立乌撒路。十五年，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10]二十五年，“改云南乌撒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5]所属有乌蒙路、乌撒路、东川路、茫部路。乌撒路置宣抚司，乌蒙路置总管府，领土僚长官司。东川路在元初时置閟畔万户府，至元中改为閟畔路，后改为东川府。茫部路设军民总管府，领益良州、强州。大德四年（1300年），“立乌撒、乌蒙等郡县”，[13]但名号及疆理记录不详。乌撒乌蒙宣慰司官职土流并设以为常制，宣慰司主要由流官主管，如“成宗即位（1295年），授（忙古带）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14]大德元年（1297年），“增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一员，以孛罗欢为之”。[7]五年，“乌撒宣慰使僧加奴逃入中庆”、“乌撒乌蒙宣慰使兼管军万户阿都台弃城去”，[15]“由枢廷宣慰乌蛮，（李京）寻升乌撒乌蒙宣慰副使”。[16]但也兼置过土官宣慰使，如大德年间响应宋隆济、蛇节抗元的乌撒土官宣慰使普利以及至顺元年（1330年）投降伯忽反元的乌撒土官禄余，禄余还被“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虚衔）”。[17]所领四路，则由土长统率，著名的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起兵抗元的乌蒙蛮夷宣抚使阿谋，大德五年与宋隆济、蛇节联络反抗元朝的乌撒土官那由、乌犀。大德九年（1305年），“以马二百五十匹、金二百五十两及方物来献”[18]的东川路蛮官阿蔡等。
亦奚不薛也是叛服不定，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才被彻底征服。至元二十年，“敕药剌海戍守亦奚不薛”。又是年，“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开云南驿路。分亦奚不薛地为三，设官抚治之”。[2]二十九年，“命亦奚不薛与思、播州同隶湖广省，罗甸还隶云南”。[3]元贞元年（1295年），“以亦乞不薛复隶云南行省”。[4]元朝对亦奚不薛委土官统治，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司阿里等来降。班师，以罗鬼酋长阿利及其从者入觐。立亦奚不薛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2]大德年间，亦奚不薛率领抗元的是罗罗女土官蛇节。在这次反抗被镇压之后，仍用土官，大德七年（1303年），“发云南叛寇余党未革心者来京师，留蛇节养子阿阙于本境，以抚其民”。[18]
八番顺元宣慰司的设置、隶属也时有改易。元初，在八番地分设安抚司及长官司，而以八番宣慰司统之，后曾与罗甸合设为一宣慰司，又与顺元合设为一宣慰司，在八番地设宣抚司。其初隶湖广省，后曾隶四川省，又曾隶云南省，最后又隶湖广省。辖境内的土官，也例由当地土著首领充任。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番主韦昌盛并内附。诏阿榨、韦昌盛各为其地安抚使”。[19]十六年，招降西南诸番后，任命土长官职。大德年间的抗元斗争就是由水东顺元的雍真葛蛮土官[13]宋隆济发起的。被镇压之后，仍以土长阿画为顺元宣抚使，兼理八番宣慰使职，八番顺元成为一个地区。他受到朝廷赏识，被赐名帖木儿不花，在禄余率乌撒诸部起兵反元时，还被命为云南行省左丞，率土兵为元朝效力，以功受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后由其子霭翠袭此职，直至洪武初降明。
（三）屯田与经济开发
元朝在云南边境设置屯田，到赛典赤行省云南后，更是“广屯田以积谷”。[20]
滇东北地区的屯田早在汉晋时已有，但大规模的屯田则始于元代，主要集中于乌撒、乌蒙、东川等处。
乌撒宣慰司既有军屯，又有民屯。“乌撒屯，军百十户，民八十六户”。[21]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22]乌蒙地则设镇戍军屯，至元年间曾设梁千户屯，后撤去，迁于新兴州（今玉溪）。[22]但乌蒙自古就有屯田，其地广阔，土脉膏腴，且是云南咽喉之地，需屯军镇戍。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应云南行省之请，又“立乌蒙军屯”，“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22]是云南行省内最后置立的最大军屯，还建立屯田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23]英宗时，以马忽思为云南行省政事兼理乌蒙屯田事，足见元廷对乌蒙屯田的重视。
元代为“仰给军食”、“资军饷”而置立屯田，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达到了“控扼蛮夷腹心之地”的目的，客观上则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还收到了明显的政治效果，“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为郡县”。[24]
（四）驿站设置与交通开发
云南行省建立后，政治上的统一管辖为设置交通驿站提供了可能。
元代统治乌撒乌蒙之地，亦大力开辟驿道。乌蒙道是当时大力发展的交通要道。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在开辟乌蒙道的过程中，爱鲁出兵征服了乌蒙，然后，“水陆皆置驿传”。[25]十四年，“命公开二途，陆由乌蛮（即乌蒙），水由马湖（即金沙江水道）……自是水陆邮传皆达叙州”。（1）十五年，为进一步加强管理、便捷通道，“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驿站，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19]二十八年，进一步改善中庆至乌蒙路、叶稍坝至叙州、外土僚蛮道通乌蒙路、叙州管下庆符县的陆站、水站设置情况。三十年，对民情已定的乌撒、芒部径道“改设站赤”。[26]经过这些设置，“乌撒宣慰司所辖站四十九处”，“马站四十五处”、“水站四处”。本司所辖马站三处：乌撒站、必畔站、阿都站。乌蒙宣抚司所辖站九处，马站五处：乌蒙结吉站、雪山站、合者剌站、罗佐剌站、叶梢坝站;水站四处：叶梢坝站、华铁站、盐井站、滩头站。[26]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全部为七十八处，乌撒乌蒙宣慰司的居一半还多，这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关。
至于亦奚不薛之地，则情况不是很明确。《经世大典·站赤篇》的一些记载有所涉及，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书省奏：“亦奚不薛之地，诸王、公主、驸马、使臣经过频数，马多劳瘠，虽委各路官提调，而州县无职此者，自今请择一员兼董之。臣等议得各站远离总管府者诚有之;合令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为便。”则亦奚不薛之地也应该设有驿站。二十七年，四川行省拟议开发由云南经普安、贵阳、黄平、镇远循沅江至常德，折至荆州的驿道。大德九年（1305年），又有提议开辟通过亦奚不薛之地的驿道，当时即遭反对。至于后来是否设置驿站，无更为具体的记载。
驿站的开设，政治目的较强，但各地交通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促进了边疆与内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五）设学与教育开发
元代云南设立儒学已相当普遍，但现存史料记载确切设学的大都在云南腹里地区，滇东北地区诸路没有设学的确切记录。朝廷有“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的举措，[27]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有“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的记载，[3]肖瑞麟的《乌蒙纪年》据此而判断：“乌蒙之有学校，自此始。”李正清则认为“当时虽有上宪明令，而乌蒙并未立学校”。[28]但史书中又有这样的记载：“乌蒙路教授杜岩肖谓：'圣明继统，方内大宁，省臣当罢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加台以甚妄言惑众，杖一百七，禁锢之。”[29]这一事在《蒙兀儿史·囊加台传》中也有记载。罗贤佑也说：“赛典赤倡办儒学，并不限于中庆一地。他曾任命郝天挺为'风教官’，在西到大理、永昌，东至乌蒙的各路、府、州、县中普建孔子庙，设置学舍。”[30]既然有乌蒙路教授，由此推测，当时乌蒙路可能已设有学校，只是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在中庆路庙学中，“虽爨僰子弟亦遣入学”，[31]滇东北地区的罗罗子弟可以入学，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一）军事、政治上的控制与反抗
元朝以武力征服滇东北地区，建立起统治，重点实施土司制度，广泛设置土官“世守其土，世长其民”，利用其统治当地人民，从而易于统摄。这种统治与当地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大体相适应，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沟通了同内陆的联系，将其进一步统一到国家版图之内。
但由于该地区社会基础比较薄弱，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罗罗势力强大，具有浓厚的地方割据性。所以，元朝对滇东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并不巩固，它对该地的军事、政治控制与该地的反抗斗争在整个元代一直并存着。
元朝统治者在乌撒乌蒙设置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就遭到当地土长的反抗，不断发生战争，见于记载的有：至元十一年、[2]十三年、[32]十八年、[2]二十一年、[33]二十二年。[34]至元二十二年阿谋的反抗被镇压之后，才设置了乌撒乌蒙宣慰司。亦奚不薛虽在宪宗五年被征服并实行军事统治，但直到云南行省建立后，仍不断反抗元朝，叛服不定。至元十四年、[25]十六年、[18]十七年、[35]十九年[25]都有该地叛而元兵讨平之的记载。直到至元二十年，才被最终征服，设置统治机构，但政治设置却一再改变。八番顺元诸蛮也是如此。
元朝在这些地区设置统治机构以后，有两起比较突出的反抗斗争：一是成宗大德年间“西南诸夷”的抗元斗争。大德四年（1300年），元廷征讨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之清迈地区）。湖广兵取道顺元、八番，沿途征调丁夫、马匹、粮秣，严重滋扰各地，不仅使当地民众深受其苦，也使土著首领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五年五月，水东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首先起兵抗元。八月，水西罗罗女土官蛇节起兵响应。次年三月，乌撒、乌蒙、东川、罗罗斯以及百夷、和泥等地的土酋也纷纷率部反抗，尤以乌撒、乌蒙地区的反抗最具声势。“乌撒土官宣慰司普利，总管那由与东川、芒部乘衅俱叛”，[15]他们进攻了曲靖沾益州、阿都百姓、建昌等地。七年，湖广行省会同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军队前往镇压，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把这次各族大起义镇压了下去，但元朝征八百媳妇的举措也归于失败。二是延祐到至顺年间，由于云南行省统治集团的内讧而引起的动乱。天历二年（1329年），云南行省统治者集团内部争端迭起，镇守云南的诸王秃坚与万户伯忽、阿禾等起兵造反。至顺元年（1330年），秃坚自立为云南王，伯忽为丞相。之后，乌蒙土官禄余、罗罗斯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等罗罗诸蛮俱叛，势愈猖獗。[17]面对迅速发展的抗元势力，元朝连续遣发四川、江浙、江南、江西、河南、陕西、湖广等省兵力进讨乌撒乌蒙，禄余终被击败。至顺三年，禄余被元朝诏降，其地改隶四川行省。[36]
这两次抗元，显示出滇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导致云南行省权力衰落，镇守云南的梁王掌握大权。
（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变化与相对落后
元朝的统治措施，带来了滇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
具体到乌撒乌蒙地区而言，则是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从奴隶制经济过渡到封建领主经济，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37]这可以从明初轻易征服该地及该地所交贡赋中反映出来。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一攻打，乌撒、东川、乌蒙、芒部诸蛮“皆望风而降”。[38]十六年，将它们设为四个军民府，任命土官统治。这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是因为当地的封建领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强大势力的依附性很强，乃投靠明王朝做后盾来巩固他们的权益。而从明军征此地的粮饷供应和建立统治后所定赋税额则可以看出，经过元代的屯田生产，当地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洪武十五年，留守水西、普定的两军“合势攻乌撒诸蛮，取粮为食”;“进兵击乌撒，大败其众，获马、牛、羊以万计”;驻东川、乌撒之兵，“其餽饷则东川之民给之”;驻七星关、乌蒙、芒部之兵，“各俾本土之民给之”。[38]（卷一百四十六）又十七年，定其赋税：“乌撒岁输（粮）二万石，氈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八千石，氈衫八百领。又定茶、盐、布匹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38]（卷一百六十二）这与元初用兵二十多年才征服此地的情况很不同，如果没有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明初不可能很快征服乌撒乌蒙地区，建立起统治机构并征收赋税。总之，乌撒、乌蒙等地，经过屯田整治后，农业人口、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呈现出一派“府中储积多如山，陂池种鱼无暵干，几闻舂磑响林际，仍为蓏蔬流圃间”的兴旺景象。[30]（p.392）农业除种植普通农作物外，还有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茶的种植，有乌撒芒部民“植茶三百里”[26]的记载。畜牧业的发展更快，因为其地“节气如上都，宜牧养，出名马、牛羊”，[39]所以贡赋以粮、氈衫及马、牛、羊为主。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乌撒、乌蒙、东川等处为云南产金之地，其开采规模有了扩大，冶炼技术有了提高。如：“至元二十年，拨常德、澧、辰、沅、靖民万户，付金场转运司淘焉。”金场：云南曰乌撒、东川、乌蒙。[40]此外，还有一定的商业贸易，因为在大德五年反元的斗争中，乌撒蛮阿都、普信及乌蒙蛮阿桂、阿察多等，曾“劫芒部官吏商旅货财”，[16]可知芒部地区常有贩运货物的商旅经过，还有货币使用的记录。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禁治私”。[41]因为云南使用贝币，一些不法商人通过各种途径从内陆把海贝运到云南牟取暴利，引起了贝币贬值，物价上涨，故官府下令禁止，乌撒、罗罗斯、顺元也在其中，可知当时其地也使用贝币。
修筑道路，设置驿站，则改变了滇东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的状况，水陆并用，乌蒙道（陆路由中庆经乌蒙至四川叙州，水路走金沙江、横江）、乌撒道（由中庆经乌撒、芒部至四川泸州）遂成为川滇之间的重要交通线，传递公文、发号政令、官员往返、商旅往来都通过驿道进行。马可·波罗从云南返回大都时走的就是乌蒙道一线。赛典赤还下令在驿道上“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8]以保护官员、使者和商旅往来者的安全。驿站的设置虽然加重了滇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负担，客观上却打破了该地区的封闭状态，把乌撒乌蒙各地联结起来，加强了同交通线上省内的其他城镇的联系，以及同四川行省南部和湖广行省西部（今属贵州省）各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内陆汉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也为元政府维护该地区的统一，加强统治创造了条件。
设立学校，传播儒学，影响最大是在云南的统治中心地带。但既然设学，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必延伸至一些边远地区。滇东北地区有一部分罗罗上层子弟入学，直接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族文化，对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感化而服从元中央政府的统治，客观上也起到了提高当地文化水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这些地区在明、清时期设立官学制度，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但总的说来，相对于云南内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来说，滇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有限的、相对落后的。虽然封建领主制经济已有发展，但其内部发展不平衡，奴隶制残余仍占很大的比重，边远的山区还保存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因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范围很小，程度很低;汉文化也只是发其端。滇东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力开发，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则要推至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
元代强调云南与内陆的一致发展，滇东北地区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但由于滇东北大都为山区或半山区，发展的程度有限，并且此地罗罗各部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42]《明太祖实录》也说：“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繁衍，各立疆场，乃易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38]（卷一百九十二）这样的居住区域及民族特性使他们易于联合起来，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如前述的反元斗争，都是各部响应，共同行动，导致元末云南行省权力衰落，不能控制该地，而土长势力则得以发展，形成若干小块割据势力，“皆据险阻深，与中土声教隔离”，[42]对统治极为不利。
明朝为了维护中国之大一统，将云南牢牢地控制在统治范围之内，吸取了元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滇东北地区格外重视，征服云南之前，就先对其实行军事控制。傅友德等乃在滇东北的要害地方建立卫所，驻扎军队，打通驿道，以保障与内陆的交通联系。在当地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之后，为进一步控制局势，把原来属云南行省的彝族聚居区划分为三：改滇东的罗罗斯宣慰司为建昌府，隶四川;改滇东北的乌撒乌蒙宣慰司为乌蒙、镇雄、乌撒、东川四府，隶四川，而亦奚不薛宣慰司则置贵州宣慰司及普安、普定，贵州置省后属之;其余仍属云南。这样，就把这一地区的彝族势力分割开来，在其地广设卫所，驻扎军队，进行屯田，实行府卫参设、土流并治，确定赋税。明初的卫所制度与土司制度相辅相成，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对该地势力有效控制，使他们不再能联合起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抗衡，巩固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推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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