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先生弃我们而去已经十载了。每忆起他昔日对我们讲学论史、针砭教诲的慈祥音容，总不禁悲从中来！今将届十周年祭，谨撰小文敬悼先生，并遣哀思。
我最初得闻先生的盛名是1935年秋，那时我二十岁，刚到北平进了大学。记得就在“一二·九”示威游行后不几天，一位同乡学长牛光泽君对我说：“我们云南也是有人才的。在北平就有两位知名学者：一位是理科的熊庆来先生，一位是文科的方国瑜先生。”他还讲述了这两位先生所治之学，以及他们的成就。我听了，油然而生孺慕之心，很想一瞻风采。可惜熊先生住清华园，远在郊外，我难得机会去。方先生呢，一打听，已回云南勘滇缅边界去了。因此，无缘得亲教范。直到1938年秋，在昆明，才因夏嗣尧师的介绍，始得遂识荆之愿。记得，那年初，我因战争辍学在家，嗣尧师得知，推荐我到省立大理师范学校任教。暑假，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我返昆续学。一天，在嗣尧师寓谈及云南史事。嗣尧师问我见过国瑜先生没有。我答没有。嗣尧师于是率我去看望国瑜先生。那时，嗣尧师住翠湖之西的西仓坡，国瑜先生住翠湖之东的学院坡（今大兴坡），相距甚迩。既至，国瑜先生让我们到他的书斋里座谈。原来，他赁八郡同乡会馆楼上房屋，半作卧室，半作书斋。他时年三十许，正从事《新纂云南通志》的修撰工作。他一谈话便令我折服，因为他的渊博学识和学者风度使我顿生敬畏之心。不久，我和缪鸾和君相识，且成了莫逆之交。鸾和从国瑜先生治滇史，是国瑜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其毕业论文《南中志校注》就是在国瑜先生亲切指导下完成的佳作。鸾和又常为我讲述国瑜先生如何治学，以及如何教导他的事例，使我深受教益。国瑜先生后来因日机空袭，避地普坪村。我不时和鸾和去看望他。这样，我和国瑜先生也就渐渐熟了。1943年暑假，我自遵义浙江大学回滇奔母丧。鸾和以告国瑜先生。国瑜先生遂向熊迪之校长推荐聘我任云大文史系讲师。自此我得侍国瑜先生讲席，直至1983年先生归道山。四十载都在先生左右，这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唉唉，数十载的漫漫岁月悄然逝去了，许多往事烟一般地从记忆中消失了。但国瑜先生对我的言教身教，还是那么新鲜，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下面谨述其中的二三事。
一
国瑜先生早负盛誉。当我随夏嗣尧先生初次拜见他时，他的滇史研究已深为海内学者所推重。尤其是他搜集史料之富，考证问题之精，虽老师宿俵也以为弗如。但国瑜先生不以为足，他总是虚怀若谷地说自己读书很少，所知不多；甚至不耻下问，问到后学的我。曾子称颜子，“以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有若无，实若虚”。国瑜先生实具有这种美德，从他1941年春给我的一通手教中可以完全看到。
那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宋史，随所疏散到昆明龙头村避空袭。一天，我徒步人城拜谒国瑜先生。不巧，值先生外出。蔡金若师母让我在书斋中等候，几一小时，仍不见先生回家，我只得告辞回所（因为龙头村距城二十里，徒步要两三小时，不能在城中久留）。过了几天，我奉到国瑜先生的一通手教，以未相晤为憾。现在，我把这通手教全文抄录于下：
埏兄尊鉴：久未获晤，枉驾失候为怅！西南边疆杂志，可继续出版，惟不能按期耳；若有大著光篇幅，则幸甚！今后出刊，当奉赠请教也。前月，翻《宋会要稿》，搜录有关滇事者，因时间不许，仅竟一九七、一九九数册（即外国传）。其余诸册中，亦当不乏大理国及蒲甘国事。我兄精研宋史，希随时查阅，若有可取，代录一目（仅记册数页数足也，不必录文）。又李焘《续通鉴》中，曾得友人代录宋如愚东轩笔录一条，记杨佐至大理议买马事，疑即出剑南须知，惟不见李书卷数，祈便中代查。若有其他资料，希告为盼！宋代，云南与中原交涉事少，纪录亦无多，瑜仅查《宋史》及《说郛》中札记之书，涉猎最少，仍希我兄随时代为留意，即得支字半句，亦可贵也。通志馆已限期结束，再两三月须编竟，至时瑜将清理残稿，别为一书，期再五年成之，至少有二百万言，所苦读书太少耳。想近况清适？时赐教言为祷！敬请撰安！ 弟方国瑜谨上 二月十五日
我反复徘诵这通手教，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而今虽时逾半世纪，但它对我的教育力量一点也不减当年。我暗自庆幸，因我把它保存于一本旧杂志中，竟幸免“文化大革命”中抄没之厄，现在仍珍藏于我的案头座右。
二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上学，暑假，返故里路南省亲。适值县教育局为中小学教师举办暑期讲习班，要我担任“乡土史地”课的历史部分。我对路南的历史，只略知掌故，没有系统知识，不敢接受。但固辞不获，只好应命，而且照教育局要求，把讲稿交班上油印发给学员。课程结束，暑假也届满了。我回校后便把这件事丢开，再也没有去想它。过了几年，我在云南大学任教。一天，忽然在校图书馆里发现这本油印稿，即借出一阅。哪知，越看越羞愧，觉得实在太幼稚了。不久又得知省图书馆也有它。我很想把它毁掉，但它已是图书馆的藏书，怎么能毁掉呢。为此，大约有一月之久我不能释然于怀。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请教国瑜先生。国瑜先生听了，不假思索，一言而决，说：“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认真真地重作一篇就行了。”我回寓思考了两天，又去拜谒国瑜先生，郑重地说：“我决定谨遵先生之教，重作一篇。但须请先生作导师，敬乞俞允！”国瑜先生亲切地回答道：“我们常常见面，有问题随时可谈。”接着教我：先读什么书，然后翻阅哪些书；遇到与路南有关的记载摘抄下来，编为长编，并作出考异；最后去其繁杂，订其讹误，写出一篇“沿革大事编年史”；还可在此基础上，扩及滇南地区，研究这一带的民族、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国瑜先生的这番指教，和张荫麟先生给我的训练各合符节，因此我能领悟接受，立即开始工作。由于通货膨胀，物价腾涌，我在云大专任之外，还得到中学里去兼一个专任，课余时间不多，因而大约迁延了两年之久才完成长编；又经数月，乃写成系年初稿，呈国瑜先生审定。审定后又重抄一遍，并自行装订成上下两册。因无处刊印，只好束之高阁。“文化大革命”中又佚其下册，今惟存上半残稿而已。
在那几年之中，也不知若干次我向国瑜先生问难请益。最初，我提的间题尽限于滇史；稍后，便扩及滇史以外。因我当时任“中国通史”课，课程内容广，而我的知识面窄，所以问题很多，比滇史方面的还多。国瑜先生真有耐心，不厌其烦地一一给我解答指教，使我涣然冰释，深受教益。他性行淑均，初看去似乎讷于言辞。可是一提及某一学术问题，他便源源不绝地详为讲说。我多次去拜谒他，只打算小坐一刻半时，结果常常是一两个小时才辞出。他对经学、史学、小学的精湛渊博，令我叹服，尤其是他的考据学。我尝认为他就是滇中朴学的巨子。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和学生的一次交谈中，我说了这句话。一位同学怀疑地问：“朴学是清学，方先生是今人，怎么能称之为朴学巨子？”我答道：朴学即考据学，盛于清乾嘉，故又有清学之称。其实，这种学问并非清朝所独有。我妄言之，清社虽屋，但这种科学方法并未与清朝而俱逝。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治国学者仍崇向这种学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就在景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学社，名日“朴社”，出版了许多研究国学的著作。著名的《古史辨》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其他许多著作都是朴社出版的。这种风气不独北京为然，与此同时，昆明的知名学者们也以朴学相尚。他们假云南图书馆（1932年易名为昆华图书馆）为讲论学术之所，故该馆后院正厅门上，额日“朴学斋”，云南省通志馆亦设于此。国瑜先生早年负笈北京，甚为其从游诸大师器重。及返滇参与修省志，又与滇中诸学者甚相得。究其原因，不外是在学术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故。国瑜先生的著述，就我所见，都是严谨的考据学佳作。因此，誉之为“朴学巨子”谁曰不宜。现在上距讲这番话的时间已经四十多年，但我对国瑜先生的评价仍然如此。
三
虽然说北京、昆明的学术界都崇尚朴学，但两地的朴学还不尽相同。北京的学者们大多曾出人西方近代学术，颇受其影响，而在昆明的学者们则受得较少。当时昆明最知名的学者，如陈筱圃、秦璞安、袁树五、方臞仙……好像对西方之学都不甚措意。我常说，这诸位前辈，论品论学，都是我们所尊敬的。倘若把他们列于百年前的清代学者当中也无逊色。国瑜先生则不然。虽然他也是滇人，但他的学术始基却是在北京奠定的。他师事的学者如陈垣庵、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皆深通西方之学。他承其绪业，以治滇史，所以他很留意西方之学，特别是汉学。对高本汉、白希和、斯坦因等人的，以及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桑原鹭藏等人的汉学著作，他都看过，而且能取其精华。我认为，在云南学术史上，在云南朴学的流衍中，他是一位标志性、阶段性的学者，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诵读他的著作和面聆他的教诲时，多次见他引述西方或东洋的汉学家之说，或加首肯，或加驳正。《新纂云南通志》一书，按规定，体例一仍旧贯。但国瑜先生所撰稿中，有引外国学者之作以为附录者，这是诸旧志所没有的先例。这里，我想顺便追忆一件事。
大约是1944年前后，国瑜先生以德人李华德所撰《云南梵文石刻初论》的英文本授我，命译为汉文，我以为这大概是译出以供先生一阅而已，所以译本奉呈以后便不再想这件事，日久竟完全忘记了。事隔多年，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兼任省图书馆馆长时，奉命接管《新纂云南通志》百数十部。我借了一部翻阅，不意在国瑜先生所撰《金石考》中（卷九十三）《佛顶尊胜宝塔记》之后，这篇译稿已作为附录，全文刊入，还署名曰：“德国李华德撰路南李埏译”。这件事又一次给我教育，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我在国瑜先生左右那么多年，见他洁身自好，对一切财物真是“荀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现在我又看到，在文字上他也一样。对这么一篇小文不惟如此认真，而且借以奖掖后进，使我荣幸地得附骥尾。如此古道热肠，我的感受岂止教育而已哉！
谈到翻译，我连类想起另一件事。1945年夏，我在设于云大对面的英国新闻处图书室看到 Discouery 月刊（当年二月号）中载有一篇讲马铃薯史的论文 The Story of Potato （作者 J . G . Howkes )。我研经济史，注意经济作物，便把论文细读一过，还做了笔记摘要。不几天，和国瑜先生谈起这篇文章，国瑜先生也很感兴趣，嘱我暇时把它翻译过来。我如嘱做了（译文的上半篇讲史，后来刊于我主编的《民意报·文史》副刊上。下半篇系对马铃薯作植物学的分析描述，太专门，且副刊版面有限，所以未刊）。时过二十载，1964年冬，国瑜先生撰文《论清代云南山区的开发》说到，云南一些兄弟民族所以能居住在山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马铃薯、玉蜀黍传入，可供食用之资。国瑜先生撰写时又命我把那篇译作摘要写给他。不料论文一脱稿，尚未正式刊印，便受到极“左”的批判，说论文取消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还说我提供炮弹，云云。这种批判，不足以驳倒国瑜先生之说，因为山区开发不能枵腹从事呀。
由以上所述可见，国瑜先生治学，很留意异域学者的成果，毫无门户之见。因此能超轶前人，成其博大，给后学树立了榜样。
四
还有两件事不可不记。20世纪60年代初，云大历史系集体编写《云南冶金史》。主其事者陈吕范君约请国瑜先生撰写古代部分。国瑜先生据记载，沿时序，撰为上下两章，可二万余言。文章的风格纯属学术论文。陈君为了全书体例和结构，约我据以改写为一章。我请教国瑜先生。他说：“这是为冶金史写的，应该按编者的要求去写。你就按他们的要求写吧。”我觉得国瑜先生原稿中征引的史料至为宝贵，不可删省，但既并为一章，自不能全部录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把不人正文的史料都纳入脚注之中。这样，便一条也没有丢。过了一年，云南《学术研究》杂志要发表这篇文章，校样上署我的名。我不同意。我说：“若没有方先生的原稿，我怎么写得出来呢，只能署方先生的名。”可是，国瑜先生怎么也不肯。编者建议：国瑜先生和我联署，国瑜先生也不允许。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用笔名“李述方”。“述”是孔子“述而不作”之意。文章刊出后，国瑜先生向我说：“亏你想得出这个主意！”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笔名对我越来越有意义。特别是国瑜先生仙逝以后，意义就更大了。唉，我未窥先生学术堂奥，而竟有此机遇述先生之学，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另一件事是，1981年，国瑜先生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第一批博土生指导教师；云南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林超民君膺选，按章当制订“培养计划”。国瑜先生命超民告我，要我协助指导，写入计划之中。我愧不敢当，一再请超民回陈先生：“古语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要我做什么，我都乐意为之。至于'协助指导’，则吾岂敢。”先生不允，策杖亲临我寓，对我说：“要你在理论和唐史两方面协助我。”我不敢再辞，只
得从命。但我深感责任重大，我的学力不足以负先生厚望，颇有临深履薄之惧。幸而超民勤奋好学，能自寻蹊径，我们只需偶尔共同切磋，便可向国瑜先生复命了。
国瑜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他留给我们的去思是无法表达的。薪尽火
传，我们该怎么样把他的高尚品德和精深学问发扬光大呢？
——1993年7月于云南大学历史系
原载《云南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录自《李埏文集》第五卷，129-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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