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年《大理行记》曰：“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曰：“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倚山临水，无不精丽。塔高三百尺，崇十六级”。李源道《崇圣寺碑铭并序》曰：“寺在郡之点苍山下，蒙氏所创也。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又《游崇圣寺诗》有“古塔参差映宝县”之句。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大理府《寺观》曰：“崇圣寺在点苍山下，有三塔峙立寺前，中塔高三百余尺，崇十六级，制极精巧。塔石刻曰：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大匠恭韬、徽义所造”。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曰：“三塔，中塔高入云表，寰字无匹。旁二塔如翼内向。顶有铁铸记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皇明正德乙亥五月六日，地大震，城郭人庐尽圮，中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复合，宛然无莹。”杨慎《重修弘圣寺记》曰：“崇圣寺塔顶铸歇识曰：“贞观尉迟敬德监造。”吴鹏《重修崇圣寺记》：“塔顶有铁记云：“贞观六年尉迟敬德监造”。（见天启《滇志》卷二十一）
诸家所说，郭松年曰：“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张道宗曰“开元元年癸丑造”；景泰《志》曰：有“石刻”，愈说愈详而愈确也。又李元阳、杨慎并曰，有铁铸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监造”，吴鹏曰：“贞观六年”，亦愈说愈确也。清人记载多采元明人说。然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距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年）为81年，二说不同。且此时期，洱海地区尚未有统一政权亦未传入佛教，何能有此弘伟建筑？所谓“石刻”“铁铸”亦毫无影响可寻，则任意造说，都不可信以为真也。盖因传说建塔于开成年间，而误作开元元年，又因恭韬误说作尉迟恭，而作贞观六年。惟开成年间恭韬、徽义造塔，民间传说渐失本真，以讹传讹，愈具体而愈不可信也。
杜钩录崇圣寺塔上石刻曰：“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八字，《跋》曰：“右八字作两行，在崇圣寺前三塔中最高一塔，第一层重管蔽之，故完好无剥蚀痕。又中间一碑，磨平无一字，盖南诏时立，不知何代划去也。”（见《金石萃编》卷一百六十），又王翘《跋》曰：“按：《云南通志》：崇圣寺有三塔，其一高三十余丈，十六级。其二差小，各铸金为顶，顶有金鹏，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此所题字二行在三塔中最高一塔，即十六级之第一级。”（见《金石萃编》卷一百六十，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五亦著录。）按：此塔上八字铭文，当为造塔时刻，惟无年月可考。今在塔基下层有“永镇山川”四字，每字径为五尺，则为明时所刻。又杜钧说：“中间一碑磨平无一字”，此碑嵌入塔身，当作于造塔时。惟初有文字后磨去，抑初嵌石备刻而未果，则不得而知也。又塔顶安置金属器，亦造塔时所作。惟谓以鹏压龙，则后人附会之说，当非造塔之原意也。
崇圣寺塔之弘伟建筑，为劳动人民杰作，表现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之实物见证，至今可得亲临目睹者。惟其年代在塔之本身无明文可以考见，元明人所说刻石铁铸，则非有根据，当从见于纪录之年代考究之。
《滇释记》曰：“圣师李成眉贤者，长庆间游化大理，时南诏昭成王礼为师，乃建崇圣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时王嵳巅为钦督官，塔、寺、殿庑成”。按：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大理府《仙释》曰：“李贤者，姓李，名买顺，道高德重，人呼为李贤者。”《滇释记》别有：“买顺禅师，叶榆人，少从李成眉贤者。”此误一人为二人也。《记》谓：买顺游方，谒天皇悟和尚（禅宗南狱第二世），参百丈（怀海禅师）、南泉（普愿禅师）。按：此三人在中唐时期，为南获一世马祖道一弟子（事详《五灯全书》卷六）。《记》又谓“六祖之道，传云南，自师为始。”据张胜温焚画卷释迦佛会画像，和尚张惟忠之后，为贤者买纯嵯。”（第52开）即李贤者买顺，传授禅宗于大理，兴寺，建塔，在南诏昭成王（丰祐）时也。
王本《南诏野史·丰祐传》曰：“开成元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钞本作徐正）”。按此保和、天启纪年，当有根据，兹考校其年份。
王本《野史》：“丰祐，唐穆宗长庆四年即位，改元保和。”按：《新唐书·南诏传》曰：“长庆三年，是岁〔劝利〕死，弟丰祐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
丰祐遣洪成酋入谢天子。”《册府元龟》卷九六五、《郡斋读书志·地理类》、《云南行记》并说韦审规在长庆三年为册立南诏使。胡本《南诏野史·丰祐传》载册封及入谢事，惟曰：“唐穆宗甲辰长庆四年即位，明年改元保和”，应作长庆三年即位，明年改元保和，则保和元年甲辰，当公元824年也。在此以后之纪年，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七《杂志·观音七化》条曰：“保和二年乙巳，有西域和尚普立陀诃者入蒙国”。《记古滇说集》曰：“保和八年，昭成王幸善阐东京，树碑立金马以纪方物”。郭松年《大理行记》曰：“保和九年，高将军建遍知寺”。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鹤庆府《仙释》：“赞陀盖多，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陶宗仪《书史会要》曰：“蒙氏保和间，遣张志成学书于唐”。保和年号之见于纪录者，多与佛教有关，纪年明白言之，当有根据。
又天启年号，胡本《南诏野史·丰祐传》曰：“改元保和又改为天启”，不记年份。王本《南诏野史·丰祐传》曰：“太和五年，改元天启”。惟据保和年号之记载有十六年，则唐太和五年当保和八年。《南诏野史》所说不符，当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误为太和五年改元，下文可证。所见天启纪年，有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赞陀崛多天启二年杖锡泄水”，此保和十六年入蒙国后二年事，胡本《南诏野史》记于天启元年之下。又《白古通浅述》曰：“隆舜天启十七年丙子生。乃唐大中十年也”。此纪年甚明确，可断定改元天启在唐开成五年，当公元840年也。又剑川石宝山造像题记：“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唐大中四年庚午，公元850年。为记天启年号刻石之今存者。又王本《南诏野史·丰祐传》曰：“大中十三年，王薨，子世隆立，段宗膀救缅回至腾越（越睒），闻嵯巅篡位，膀遣书曰：“天启不幸，父崩子幼，闻公摄位，国家之福……”，则丰祐死时年号天启也。
以上考校，丰祐在位三十七年，其改元年号保和有十六年（公元824～839年），天启有二十年（公元840～859年）。所见纪年记载都可取，当出自南诏史事记载。《南诏野史》所说修造崇圣寺塔之年代，亦当有根据，可以相信。又从《野史》及其他史籍所载，在丰祐时期建寺、造像、修塔之事甚多。是时宗教活动盛行，修崇圣寺及塔为其中之一事。又南诏社会，在此时期已发展到由奴隶制进入农奴制时期，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修造此弘伟砖石结构建筑物，具有一定之社会条件，此可得而知，为考究此地区历史之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崇圣寺塔列为省内重点保护文物之一，当珍视也。
修造崇圣寺塔之工程师，王本《野史》曰：”匠人恭韬、徽义、徐正”；郭松年曰：“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按：恭韬、徽义、徐正诸人之事迹不获考，惟为中土人士设计施工，与当地劳动人民共同建造，则可得而说。1938年中国营造学会刘敦祯、梁思成等曾往考察，归至昆明，为瑜言塔之样式风格，属于唐代中土式之建筑，与今存西安小雁塔相似，而与印度及东南亚各国所见者则不同。史籍说唐人所造，可以确信。云南历史发展为全国整体之一部份，此为实物见证之一也。樊绰《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曰：“城池郭邑皆如汉制”，亦与内陆相同。敦祯又言，洱海地区旧时房屋结构，大略与唐时中原之构造相同，至今中原之房屋结构已多改变，而在洱海地区犹保存古制作，可供研究古代建筑云。
《太平广记》载，“唐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袤百里广三十里（按即大理平原），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经文与人相同（按谓与中原相同），时闻钟声（按乾符前已有建极年号钟）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卷，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从《滇略》卷十引）此古塔当即崇圣寺塔，塔础方形，上有顶如覆釜，即与所记相合。按：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上距崇圣寺塔建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凡三十五年，又上距崇圣寺鸿钟铸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仅五年。是时西洱河佛教甚盛，游方至此者，有作记录，后来纪录题脉不绝也。
《云南金石目略》著录：“崇圣寺铜塔模，在崇圣寺塔顶，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顶震落，模随坠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两，七级。顶作亭阁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躯，下层则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烂，精气夺目，当为滇中第一重器，今存昆明李氏”。按：《云南金石目略》（李印泉先生编撰），已收入《新篡云南通志·金石考》。此器之来历，瑜所知者：1926年冬过大理，闻先一年地大震，民屋倒塌甚多，三塔仍巍然屹立，惟中塔顶安置之铜器因波动过甚而坠落于地。是一大铜盂，平底，红铜，圆径约五尺，高二尺，厚五分，置重器于其中，两旁出旌旗如展翅。初在塔下仰望，不知为何物。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大理府寺观崇圣寺曰：“顶有金鹏”，盖见铜盂旁出旌旗，略似大鹏展翅而说。乃曰“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压之”，出于附会也。又闻塔顶铜器坠落后，铜盂已破裂，所盛诸物亦散乱满地，有折断变形者。群众闻讯而至者数百十，争取以去。铜盂体大，被分片而散尽，后有人以铜片制戒指，说是避邪，一时成为风尚，滇西各县多有得者。盛于铜盂内诸器，被分散藏匿，一时传说纷纷。在大理有权势者，出而搜索，得其精品。有说：一铜匣内藏经卷，梵、藏、汉文金粉写；又有说铜佛像数躯，大小不一；尚有他物。瑜多访问，未得其实。惟见一铜铃镀金，谓为悬于塔之上层飞籍者，此器已归云南博物馆。（张增琪说，此铃乃密宗之法器，体积甚小，非悬于塔上层飞簪之风铎）。其最精之一件，则为铜塔模。时任大理镇守使之李选廷得之，携至昆明，匿而不宣。李在云南争权失败后去南京，私运此重器至苏州，送与李印泉先生，李密藏之。公元1935年间，瑜数次至苏州不获知有此器也。后读《金石目略》著录，可知为亲见此之纪录。1939年，李先生至昆明，询之，始告以来历。且曰，抗日战争事起，“八·一三后，苏州局势突然危急，出走仓促。行前，将此器及所藏古物埋在小王山松海墓地，至今耿耿于怀。抗日战争胜利，李先生回苏州，又至昆明，告曰：至苏州之次日，即往小王山，埋藏器物之土坑已被盗一空也。忆此器必为日本军阀劫走。此滇中第一重器当查明下落，不可忽也。
崇圣寺中塔空心，有并字形梯可登，各层神龛供佛像。《南诏野史》载丰祐的造像一万一千四百尊，即供于寺内及塔内。后来，历世造佛像，有供于塔内者。香客登塔朝拜。不知何时在塔之下层入口处砌砖堵塞，不能入。元明以来作记，无言登塔远胱者，盖塔门堵塞已久矣。惟有人黎缘塔身，翻越飞簪而上，危险异常，从窗口入塔，盗取佛像，此风相沿盖已久，先后被盗去者当甚多，惟无见于记载者。瑜闻李家瑞言，公元1942年间居大理时，有基督教堂传教士德国妇人鲍格兰教唆冒险之人，攀塔而上，盗取佛像得二尊，曾亲见之。闻在先有帝国主义分子盗劫而去者数起，不详下落也。
被鲍格兰盗劫之崇圣寺塔内二佛像，一九四六年携往贵阳，尚有其他古物，李华德曾见之，后为瑜言之。其中有一石刻铭文“地水风火常乐我静”八字。在凤仪出土者，当为火葬墓中遗物。景泰《云南志》卷一有记载，余不能悉记也。至1949年冬，鲍格兰犹在贵阳传教，贵阳解放，驱逐鲍格兰出境，缴获彼所劫古物，二铜佛送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室，后归云南省博物馆收藏。
所知崇圣寺塔内佛像，今存云南博物馆之二尊，及被帝国主义分子劫至美国之六尊。余当尚有存者。就所获知佛像中有铭文可考史事者兹说之：
铜铸观音像，高约一尺五寸，公元一九四二年从大理崇圣寺中塔内盗出铜佛像二尊，为基督教传教士德国妇人鲍格兰（Madame-Beawclair）所得今已归云南省博物馆。背铸铭文二行曰：“追为坦绰杨和丰追称宣德大王”十三字。背有穿孔，以铁线贯之，系于神龛铁栏杆上。盗取时截断铁线颇费气力。此铜像铭文，知为祷祝杨和丰冥福而造像供奉。杨和丰为何许人，未见于记载。惟“追称宣德大王”，当是大理统治者之亲属。所知大理统治家族杨姓，有杨干贞，则杨和丰当与有关。据《南诏野史》诸书所载，杨干贞（亦作干真）和村（今宾川地）人，其父捕鱼为业，不言何名。干贞既长，仕郑氏，官至剑川（有误作东川）节使使。后唐天成戊子三年（公元928年）夺郑氏位，立赵善政。次年废赵善政自立，号义宁国，至后晋天福丁酉二年 （公元937年）为段思平所灭。杨干贞得势之九年中，顾盼自雄，盖追称其父为宣德大王。蒙段时期，统治家族有追封其祖若父者，杨干贞追封事虽未见纪录实为可能。疑干贞之父为杨和丰也。又《南诏野史》（王本）曰：“杨干贞和村人，母名弥录有美色，封民宣武王（隆舜）私之，有孕后适渔人杨氏，生干贞”。此说未必可信。盖《野史》说隆舜死，“谥宣武”，因杨干贞追称其父为宣德大王，误以宣德，宣武为一人谥号而有此说。《新唐书·南诏传》曰：“法（隆舜）死，伪谥圣明文武皇帝”，可能尚有宣武之号，惟未能与宣德相混。且自南诏晚期，新旧贵族争夺政权，渔人之子不得跻于统治阶级之列，《野史》说杨干贞在渔船显异兆，长而仕，居要职，此统治阶级假托神异掩盖阶级矛盾之说，不可信。实则杨干贞父当为贵族，铭文称“坦绰杨和丰”。《新唐书·南诏传》：“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犹唐宰相也。”杨和丰当在南诏晚年任坦绰之职惟见于纪录。《新唐书·南诏传》所载杨氏之得意人物，酋龙（世隆）时有侵扰安南将杨思缙，出使西川杨酋庆，法（隆舜）时有宰相杨奇鲲，布燮杨奇肱，并为贵族之掌握政权者。盖坦绰杨和丰，在南诏晚年至郑氏时为显耀人物，其子杨干贞以豪门世族而得势，独揽政权，杀郑隆喧，立赵善政，又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后为通海节度段思平所灭。故自南诏晚年以来，新兴贵族势力推翻旧贵族势力之后，又相争夺，经历郑、赵、杨、段更替，为统治阶级内部篡夺相寻。杨干贞为重要人物之一，既称心如意之后，追封其父以大王称号，且铸铜像祝冥福，供于崇圣寺塔内。所作铭文仅十三字，惟为特定时期遗物，可以推论当时之具体情况，为重要文物资料之一。又《南诏野史》说杨干贞失败后为僧，则信佛教，为其父造像祝福，亦非偶然也。
崇圣寺塔内铜佛像，先后被盗，为帝国主义分子劫走者当不少。所知流入美国者有六尊，其中之一，为大理后期段正兴时所造，在背上有铭文可考，且可知为崇圣寺塔内故物。
美国海兰茄频（Helenbchapin）撰《云南的观音像》（Yunnanese I mages of Avalokiesvara）一文，载哈佛《亚洲研究季刊》第八卷二号（公元1944年8月在纽约出版）。所收图版，有段政兴铸造青铜观音像及铭文。据曰：公元一九四一年四月为圣地亚哥美术展览馆（Sandiego Fine Artsgallery）在中国买到，是年冬间，先后在旧金山狄扬博物馆（Los Angeles Museum of History and Art）及桑提巴巴美术馆（Santa Barbar Museum of Art）展览过，因有铭文观众大为赏识。
此铜像高约一尺五寸，背面下部刻铭文之面积，高约四寸，广约一寸五分。铭文，上有二方孔，各长约八分，相距约二寸五分。体空，铭文四行，行十一字，正书。录之如次：
皇帝瞟信段正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算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械相丞万世。
按：此铜像背之二穿孔，即为贯铁索系于神龛铁栏杆上，与刻有杨氏铭文之铜像相同，为崇圣寺塔内故物，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劫而流入美国者。海兰茄频只言得自中国，且谓经过多人研究，认为云南所造，而不详其来历。此帝国主义分子做贼心虚而讳言之，惟从实物可确知为崇圣寺塔内故物也。
铭文段正兴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像祝其子孙世禄无穷，祈祷神灵保佑。
据胡本《南诏野史》曰：“段正兴，又名易长，伪谥景宗正康皇帝，南宋高宗丁卵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即位，改元永贞，又改元大宝龙兴、盛明、建德，……孝宗壬辰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四月重雾，十六日方开，正兴禅位为僧，在位二十五年，子智兴立。”按：《云南志略》作“段正兴”王本《野史》作“义长”，并同音异字。又铭文之“瞟信”，与张胜温画卷题字相同，史书作“骠信”亦同音异字。此铜像为段正兴时所作，惟正兴在位二十五年，不详作于何年也。
《南诏野史》说段正兴又名易长，而铭文为政兴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造像，亦名易长，此即大理段氏时用佛号取名，父子同用一号之习俗。兹说之：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大理》条曰：“乾道癸已九年，（公元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可知以三字名为一时风尚，而观音、般若则用佛号也。见于纪录有用药师、目莲、舍利诸号者。以统治家族高氏言之，有用观音、踰城佛号，父子相继者，如姚安兴宝寺碑所载：高踰城生之子名高踰城光；《南诏野史》诸书所载高观音妙之子为高观音政；有只称其专名者，如高观音明即高明，高踰城和即高和；有只称佛号者，如高观音，高踰城，难于分辨为何人。铭文之“易长”即佛号，张胜温梵画长卷题字，有“易长观世音菩萨”（第100开），与踰城世尊佛（第83开），同在释迦佛会之左。段正兴名易长即用佛号，其二子亦用易长佛号，此可知者。惟段政兴兼用佛号，只有一字专名。如高明生称高观音明，不知即称段易长政否？又《南诏野史》诸书载，段政兴后段智兴继立，不知即段易长兴否？不能确说也。
又此铭文第一行“资字”，疑为“赀”之同音假借，第三行“愿禄算算尘沙为喻，”意盖祝受禄无穷（如恒河沙数）。第四行“标械”二字，影本不清晰，意盖绵延传代（如天长地久。）又“丞”字为“承”之假借。此造像铭文祷祝子孙万世享受福禄无穷，统治阶级“敬信三宝”之意图，所见造像祝福铭文大都如此也。
海兰茄频撰《云南的观音像》一文所收图版，有大理崇圣寺三塔照片及铜铸观音立像六尊，当并为崇圣寺塔内故物，被盗劫至美国者。据海兰茄频说：“有相当数量同属于一样造型的铜铸像，都为观音菩萨，先后运到美国，除一尊坐像之外，其余各像之手的形式完全相同，身体直立，高约二十英寸。收藏者，一在克里佛兰美术博物馆（图版三），一在纽约都市博物馆（图版十六），一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图版四A），一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图版五），一在纽约爱丽丝卡赖康卜美术馆（图版4B）。又一坐像属于狄特力康赖（无图版）。最突出，身上刻有铭文者，在圣地亚哥美术展览馆（图版一及二，即段政兴所造）。据海兰茄频说，以上佛像都是中国西南部云南铸造，而不详其来历，即因为赃物讳言之，惟又以得宝物而夸耀，此其用心也。
此数尊铜佛像，与上文著录有杨和丰、段政兴铭文之造型相同，且同为云南铸造，当即崇圣寺塔内故物而劫至美国者。所见图版皆正面，不知其背面有无穿孔或系铁索痕迹。惟建塔时所造供于塔内者，未必系于铁栏，且出自崇圣寺塔，今犹存者，当尚有之，犹待访求也。
崇圣寺铜铸观音像，此像高约二丈四尺，为滇中最高大之铜铸佛像，相传与三塔同时铸造。李元阳撰《崇圣寺重器可宝记》曰：”雨铜观音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拟募铜铸像，是夜天两铜象成铜尽无欠无余。”又谓：“多历年所，屡经变故，而独得无恙”。又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五曰：“崇圣寺中有观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民董明善者，额天愿铸是夕天雨铜，无欠无余，仅足铸像”。按释同揆《洱海丛谈》亦载此说，谓在天宝年间。释圆鼎《滇释记》则谓：“禅陀子随李贤者游化至大理”所作，则在南诏丰祐时。按：雨铜铸像，盖据传说，诸家所载又不尽相同，惟都未可信也。
《南诏野史·舜化贞传》曰：“光化庚申三年（公元900年），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成像”。《白古通纪浅述》曰：“光化元年戊午（公元898年）。命董明善铸崇圣寺后殿观音，高一丈六尺。”按：此说有所本，为光化年间铸造。盖董明善监督而李嘉亭为技工，因募铜造像而讹传天雨铜也。
此铜像高约二丈四尺，保存至今。瑜数游崇圣寺见之。经专家鉴定，谓造像年代在宋以前，惟有后人补修部份，已非初造之全身。最后一次补修在清季，其下垂衣缘，刻有“云南提督蔡标率官绅士蔗补铸，光绪丙申年（公元1896年）仲秋之吉”等字，所补修者为衣缘破损部份，盖曾有人盗铜片也。1959年春，瑜与吴乾就同游崇圣寺犹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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