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民间喜爱花卉的习俗，源远流长。家庭环境优裕者，每见辟有栽培种植花卉的花园。条件稍次者，家内天井中建有花坛（本地人称“花台”），坛内植梅植桃或其他木本植物，坛边摆满各式各样的盆花。城内城郊，各寺观、公园同样植花木，东近郊的昙华寺，且成为昆明著名的“花寺”；圆通山的“垂丝海棠”，初春盛开时艳若朝霞，日后独步昆明。更多的平民，也在特定季节，出户赏花。
由于私人园林或庭园的广泛出现，昆明早就有了被唤为“花儿匠”的园艺工作者，代客换土移盆，修枝嫁接，论次论日，接受酬劳。
农历每年二月十二日，传为“百花生辰”，民间称为“花朝节”，以二月中旬为节期。昆明城乡少女，节中例兴剪下红色的灯笼花朵或其他红色小花，穿线悬挂于节日盛开的各种花枝上，为百花“祝寿”。
辛亥革命后，民间过花朝节的习惯，依旧保持着。届期除踏青赏花外，还出现了官方组织的花会。
元代古刹圆通寺，年久失修，全部殿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朽坏。1920年1月，省会警察厅长兼云南市政公所督办黄实，准备予以认真修葺，筹开“第一次花朝大会”，向省方具文呈请核示。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认为，修整圆通寺，开办花朝会，乃“珍重地方名胜，振兴人民观感”（全文原件如此）的措施。同年2月，即会衔指令黄实，同意在农历二月十五日，“公开第一次花朝大会”。所需经费，由财政厅筹拨（后由警厅筹出1000、财政拨款2000元）。
修寺期间，黄实即令属员，拟具布告，公告花朝会定期4月1日（农历二月十三日）开始，连续5天，“届期任人赏玩”。
黄实具有远见，觉得昆明（当时称云南市）实业不振，财政支绌，何妨借花朝会开会之期，活跃市内工商贸易。因此，会场除布置花木场展陈各种名花外，还特设“省内外各种物产馆”（按：民国初年公文中的“省”，专指省城；“省内外”，仅指云南全省）。为吸引更多的人参观，也设置美术工艺、书籍字画、古玩碑帖、“教育成绩品”（各中小学学生手工劳动成果）等展室，以及提供商业交易的贸易场，附设饮食馆，供游客进餐。可以看出，花会具有物资交流的内涵。遵循当时“男女有别”的习惯，花会单日接待男宾，双日接待女宾。
这是省内由官方主办的第一次花会，参观者非常踊跃。然而，办会经验不足，兼以实业基础原就薄弱，除花卉外，参展物品不多，活跃贸易、促进实业发展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
市当局和警方原来计划，花朝会年年举办。可是，省内风云变幻。1921年初，东防督办顾品珍率原驻川滇军南下，靖国第八军军长叶荃也发动“倒唐”。当花朝节（3月21日）到来的时候，唐继尧已下野出走，被推任滇军总司令的顾品珍，忙着处理善后；市政公所又已撤并，官办花朝会自然就流产了。
一转眼就到了1922年。本年花朝节为3月10日。还在2月份，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朱德，为“启发观感，振兴市廛”（公文原件如此），即向省方呈请，在新建的云津市场，举办花会。
朱氏锐意移风易俗，为提倡民众有益爱好，他没有再袭用“花朝”旧名。此次花会，拟定从农历二月初一到三月底止（3月10日～5月7日），长达两月。经代理省长刘祖武批准，即积极场地选址、向各界征集名花，着手筹办。
3月初，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打回云南，日益临近昆明。朱德随同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代理省长金汉鼎（顾品珍奉孙中山令，组军北伐，同月下旬协同堵击唐部，阵殁于宜良鹅毛寨，刘祖武前已病重，不能视事）撤往滇西（继之离滇赴川）。局势突变，1922年的花会也就没有办成。
同年8月，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市政会办张维翰（督办唐继虞久在广东，张不久出任督办），不仅阅历丰富，又是位对园艺研究有素的学者，在积极开展各项市政建设的同时，准备结合民间过花朝节的习惯，举办一次盛大的花会。
1923年的花朝节为3月28日，张维翰和市政公所有关属员，着手筹办花会。仍不袭用花朝旧名，花会定名为昆明市花木展览会。从3月17日到31日，连续花展半个月，会址选定在南城外公园。
展览会会场由张维翰主持擘划。会场外设“绿门”,入门是一座小土山，山上布满多种多样的杜鹃花。转过土山，在原有池塘内，布置出大理苍山洱海的景观，“海”内设有喷泉的“三岛”。水池南的梅园旁，临时布置长方形的牡丹亭，陈列多个品种的牡丹花。亭前有一座高逾3丈，共分9层的花塔，塔上塔下，展出多种名花。公园中部杨振鸿铜像周围，以及原有的方亭内外，同样布满多种芬芳可人的盆花。花亭左右，各有展布鲜花的杂花棚一座。花亭正前，还扎出专门陈列兰花的花牌坊。牌坊前，点缀着多种樱花。
为了增进参观者对花木的兴趣和园艺知识，场内还附设园艺图书馆览室、园艺器具陈列室。花亭两边，树立着多块书有文字的木牌，向参观者介绍花木栽培、品种改良、多个供应花种花苗的地点。另有盆景馆和书画馆。
花木展览会每天的参观者，络绎而来，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确对花木增加了兴趣，增长了知识，思想情操得到陶冶。而对市政当局来说，展览会办得空前成功，也促进了全市的园林建设。
1923年5月，昆明大南城拆除月城，市政公所即着手在原址筹建“中央公园”（后改近日公园）。全市改建或扩建成金碧（即原南城外公园）、翠湖、古幢、圆通、大观楼等5座公园。《昆明市公园管理规则》随之颁布实施。为适应公园建设需要，市政公所设置了园艺科。
同年8月，以“研究学术、力谋园艺发达”为宗旨，研究果树、蔬菜、花卉、造园及其相关科学为范围的昆明市园艺研究会正式成立。会员一共13人，张维翰被推举任会长，对本市园林建设作出贡献，时任翠湖公园经理的园艺家、云南名书画家赵鹤清为副会长。
市政公所再接再厉，同年10月18日（重阳节）至20日，在圆通公园（圆通公园当时包括圆通寺在内），连续3天，举办菊花会。重阳节，乃云南“重九光复”的纪念日，也是登高或赏菊的传统节日。据昆明《金碧日报》10月22日事后报道，圆通寺八角亭正中及左右两侧，搭出花棚。“棚下菊花满地标名分类，不下数百种！”
此次花会，虽仅限于展出菊花，但参展范围却大得多，昆明附近各县以及园艺家精心培育的菊花品种，会前广泛征集。菊花会不啻办成了昆明地区的菊花检阅大会。
据《金碧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参展的有呈贡菊花船，园艺家庾恩锡的多个瓷质菊花盆，张维翰、李华堂（华丰茶楼老板）、李润之和市政公所园艺科合作的菊花山。前述载体上，著名菊花品种有佛莲、紫菊、松针、“粉牡丹”、“绿牡丹”、一捧雪、金扭丝、黄鹤翎、白鹤翎、黄葵龙、“三变芙蓉”、炼菊、九炼金丹、茶青堆辫、金毛狮子、鹭鸶毛等等，或以颜色，或以形态而取名，琳琅满目。菊花会主任缪瑞麟发表谈话说：“菊花佳种固多，惟最难培植。吾滇土质气候，恰适于种菊。苟能认真讲求，不难与江、浙并驾齐驱也。”
1924年成书的《昆明市志》，曾简要地总结了既往多年间本市园艺的情况。一开始指出：
本市园艺事业，向无学理上之研究，培植一袭旧法，故不甚发达。然民性颇喜园艺，如花木一项，各机关学校中，概设花匠栽莳，私人庭园中亦喜培植。甚至门铺之前，均置盆景（此处盆景，指盆花景观）……
《市志》统计，全市专为园林服务的，不下一二十户（按全市人口，1923年为31029户、143700人），还不包括各寺庙中“附带营业，以增加收入”而栽培花木的僧尼们。
从此后的有关文献看，市办花会的重点，已经放到金秋的菊花会上。由于近日公园通过培植，规模大具，成为市中心区有花有树、水池喷泉、石桌石凳罗列的小型园林，菊花会此后拟在近日公园中举办。
1924年5月15日拂晓，玉溪商业场东口一家油腊铺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忠爱坊全毁。顺城街东、珠市（宝善）街西、三市街北，200多户受灾。此后半年间，当局忙于施赈、调查受灾户、计划重建灾区等工作，无暇顾及其他。本年花会，未再举办。
1925年10月15～27日、1926年9月30日～10月2日，连续两年，市政公所在近日公园举办了菊花会。
1927年，连续发生了“二六政变”和“六一四政变”，接着又是军队派系爆发的内战，时局动荡，官办花会自然停办。然而，1928年10月，局势初呈稳定，由市政公所改名昆明市政府仅两个多月，市当局便呈报：在圆通公园内举办菊花会。直到1932年10月，市方始决定停办，而刚成立不久的民众教育馆，立即申请由该馆接办，兼售花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空袭疏散等原因。花会陷于停顿。战后，官办花会已不常见，而民间自发的花会，却一直未断。昙华寺、金殿、圆通山、大观楼等寺院公园，都是市民按季节常去赏花之处。1948年3月8日，圆通山“垂丝海棠”已开，昆明市长曾恕怀曾特在花前设宴，邀请新闻界共赏海棠。
如前所述，昆明百姓喜爱花木。私人花园、庭园、居家案头瓶中、馈送亲友、少女衣襟上佩带的缅桂，都需要花的供应。因而出现了一些私人花圃，或为个人兴趣而培植花木，或为供应市场而栽花养花。如龙头村刘姓专育牡丹、土桥李氏花圃栽培百花，后来还建立了官办苗圃。在某些街区出现了花市，也有着挑花（鲜花、盆花）四处走走中串，寻觅买主的花农。
旧《市志》记述："每年端阳节，于金碧公园、或云津市场、或三牌坊、或甬道街，开花市时，数十百种缤纷罗列，观者买者络绎于途。旧藩署前，则每日皆有陈列售卖之花卉。”这是30年代以前不同历史时期的总情况。
从清末到民国，威远街藩台衙门（“藩署”）菜市是昆明经常性的花市。到了端阳节，节前节后，三牌坊（坊在威远、光华两街间，三牌坊泛指今中段正义路）上下店铺檐前，甚至街心当中，形成了城区季节性的主要花市。
旧时街道不宽，花市造成交通阻塞。主管其事的省会警察厅，不得不出面干预。据1918年6月18日昆明《中华新报》题为《端阳贩花场之指定》消息的事后报道：
每届端阳，一般贩花为业者，必将所植花木，陈列于三牌坊售卖。该处为省垣繁盛之地，往来人众，恐十分拥挤，（警厅）乃指定公园为贩花临时场，令各花贩届时一体移至该处售卖。
报道中的公园，指南城外公园。从此，昆明端阳花市从城中迁移到南城外。同一报纸同年6月27日《公园热闹》的报道中，提到“花市游人如织”。
南城外公园占地宽阔，原就花木繁茂。端阳花市设在园内，十分相宜。尽管威远、甬道等街以及后来建成的云津市场都有花市。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菜市（如黄公东街菜市等），也不乏零散的卖花人，但南城外公园逐渐形成了昆明的主要花市。
昆明应节鲜花，万紫千红，多种多样。诸如茶花、凤尾花、牡丹、金盏、玉簪、玉兰、茉莉、珍珠、绣球、兰花、芍药、水仙、太阳、桃花、李花、玫瑰、紫罗兰、牵牛、金银、素馨、缅桂、龙爪、百合、鸡冠、莲花、木香、凌霄、粉团、金凤、葵花、木槿、石榴、蝴蝶、杜鹃、丁香、栀子、金银、洋茴香、菊花、梅花……草类也有虞美人草、白日草、金鱼草、飞燕草、月见草、花菱草、含羞草、千头佛草、虎耳草、棋盘草，以及万年青、观音柳、石斛、美人蕉、芭蕉……一种花又有不同的品种。如其中的茶花，明代即有72品种的记载，真可谓“春城五日不观花”。可惜旧政府当局未能留意及此，利用花卉发展地方经济。且时过境迁，事因人异，连园艺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也成为过眼烟云了。
金碧公园的花市，存在了十多个年头。1930年5月，市政当局把它租给展秀山等开设金碧游艺园，半年后开业，入园门票每人高达1元（按当时物价，可购腊肉8市两多），花市自然也就办不下去了。
昆明的主要花市，此后逐渐迁移到近日楼外。每天清晨，花贩们围绕近日公园外的椭圆形地带，摆摊列陈花卉和盆花，供人选购。每届端阳，节前节后，倍加热闹，一直继续到50年代初。
——《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6卷），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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