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惠荣：宝象河与谷昌城、官渡城

昆明市的官渡区和呈贡区，位于滇池东侧，为低山丘陵，起伏和缓，山间散布着若干谷地，也有岩溶发育的石灰岩洞穴，适于古人类居住。在古代湿热的气候条件下，山上森林茂密，灌木丛生，绿草如茵，动物繁多，适于狩猎和采集。西部濒临滇池漫长的湖岸，易于捕鱼、捞螺，利用滇池丰富的水产资源。山上多龙潭和天然水塘，东白沙河、宝象河、马料河、洛龙河、捞鱼河、梁王河过去皆水量丰沛，蜿蜒流淌，往西汇入滇池，便于取水、用水，农业开发条件优越。这是一片天造地设的宝地，适于人类生息繁衍的乐土。

龙潭山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昆明历史的新篇章。龙潭山位于呈贡区大渔乡邓家庄东南，距月角塘甚近，形如平缓的馒头状孤山，东西长0.3公里，南北长0.4公里，海拔1941米，因山麓有泉水，故名龙潭山，距今滇池湖岸约4公里。山麓的月角泉清凉可口，出水量为0.03立方米/秒，可灌农田200余亩。传说该泉水在附近屡屡改变出水孔的位置，故俗称三现水。该山岩溶发育，洞穴甚多。由于长期的自然风化及人工采石，多数洞穴的顶棚或洞口被破坏，堆积物暴露，成为采石场。1973年在此发现“龙骨”，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5年在二号洞发现一批旧石器及烧骨，1976年找到人类顶骨化石，1977年在一号洞出土了人的两颗牙齿化石，震动学术界。1978年昆明市文管会与云南省博物馆共同发掘过一次。1982年和198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两次对二号洞进行清理发掘，市文管会又对三号洞组织试掘。经过8次调查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

龙潭山遗址位于龙潭山南侧，由3个洞穴遗址组成，它们高出当地地面约4米，堆积物均为红色砂质黏土夹灰岩碎块或砾石，通常称为“红色堆积”。其中一号洞文化堆积厚5米，发现人类牙齿化石2枚，为晚更新世中年个体，还有鬣狗、牛、鹿等动物化石。石器加工原始，大部分无第二步加工痕迹。二号洞文化堆积厚约3米，发现人的完整颅骨化石一具，体骨化石多件，出土工具有穿孔砾石、骨器、角器，还有牛、鹿、蚌等动物化石，有火塘，炭屑丰富，经C¹⁴测定距今30500±800年。三号洞文化堆积厚7.5米，出土大量人骨化石及部分打制石器、灰烬等，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较多，经C¹⁴测定距今为18600±300年。龙潭山3个洞穴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古人类化石标本，有头骨1件、顶骨2件、额骨1件、下颌骨2件、上颌骨1件、椎骨18件、肩胛骨3件、髋骨5件、肱骨4件、股骨13件、牙齿40颗及若干肋骨等共百余件，其形态特征与现代人十分接近，属晚期智人。文化遗物十分丰富。石器达3000多件，全部选用河湖滩上的卵石打制而成，有石核、石锤、石片、石砍砸器、石刮削器等器型。遗址上层发现穿孔石器，表明已学会钻孔技术。有一件直径10.5厘米的砾石，自两面琢孔，孔略错位。骨器有骨匕、骨锥、骨铲。角器可能属挖掘器。烧骨、烧石和炭屑是当时人类已能使用火的痕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有最晚鬣狗、中国犀、巨獏、野猪、轴鹿、斑鹿、鹿、麂、牛、豺、貉、熊、豹、狐、豪猪、黑鼠、鼢鼠、田鼠、竹鼠、野兔、蝙蝠和水生的螺、蚌等20多种动物，属于南方型的热带湖滨森林动物群，反映了当时古人类生活的湿热临水、森林茂密的湖滨环境。龙潭山遗址反映了1.8万至3万年前滇池流域的生态环境和古人类的生活情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学术界命名为“昆明人”（Late Homo sapiens Kunminsis）。昆明人是生活在滇池流域最早的一批原始先民，他们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洞穴，已懂得用火，使用粗制、简单的石器和骨角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社会生活。1987年，龙潭山遗址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潭山遗址并非孤例，在宝象河沿岸还有野猫洞、大板桥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野猫洞遗址位于小石坝村西南侧，高出当地宝象河水面20多米。洞口面北偏西，主洞口宽1.5米，进深3米，洞穴依裂隙向南北伸延15米。1971年进行发掘。堆积物厚2.5米，上部为钙板层，下部为红色褐土层。在下层中出土用燧石、水晶、玛瑙制作的砍斫器10件，哺乳类化石中国犀、最晚鬣狗、亚洲象、野猪、虎、西藏黑熊、豪猪、猕猴、麂、鹿、水牛、羊等。该遗址为更新世晚期。大板桥遗址在大板桥镇鸡街子南坡，海拔1963米，为一洞顶塌陷、填满堆积物的洞穴，1989年发掘。文化层自上而下分为5层，其中发现晚期智人臼齿1枚、头骨碎块4片、打制石器135件、磨制骨锥1件。石器原料均取自附近河滩中砾石，主要采用砸击法打片及修理，石器有石锤、石砧、刮削器、尖状器，以小型为特色。共存的动物有豹、豹猫、小爪水獭、赤狐、豪猪、鹿、小麂、牛、猪、竹鼠、飞鼠、黑鼠、绒鼠、翠鸟、环颈雉、山鹧鸪、螺等。文化层中烧骨、灰烬、炭屑及烧过的树籽丰富。用C¹⁴测定，第3层下部有2个数据，分别为距今8175±235年和8215±235年，第四层上部距今10530±280年。

滇池流域青铜文化的典型之一天子庙古墓群，在呈贡龙街乡小古城村东北200米处天子庙旧址内，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5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发掘墓葬9座，1979年至1980年发掘44座，1992年又清理23座，共有墓葬76座。共出土能复原的青铜器393件、陶器71件及大量玉器、玛瑙、绿松石珠等。绝大多数墓葬规模较小，有腰坑及二层台，无葬具，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尊、鼎、罐及纺轮等，数量不多。其中有大型木椁墓一座，圹口长6.3米，宽4米，深4米，既有棺又有椁，用巨木叠组的外椁保存完好。除墓主人，还见杀殉骨殖。随葬品摆放有规律，主要为青铜器，兵器有铜戈、矛、剑、钺、戚、啄、斧、镞、盔甲，生产工具有铜犁、锄、镰、凿及卷经轴、工字形器，其他还有铜鼓、扣饰及漆器。椁盖和底板铺满绿松石、玉、玛瑙等做成珠、管编缀的饰物。大墓中铜器的精品有五牛盖提箭3件，其中2件内盛海贝。状如筒，口部稍大于底部，对称置两耳，可结绳以提，盖面太阳纹，上立牛5头，器身有线刻几何纹晕带，有羽人竞渡、鹣鹕、牛等图像；巫师纹鼎1件，侈口、鼓腹、平底，三足高22厘米，为鼎身高的2倍，足上各浮雕一位巫师立像，头冠插满羽毛，一手持杖，一手持短物，身着短裙；侈口铜釜为高领、折腹、小平底，如倒置的铜鼓；还有双钺形铜戈。青铜器采用失蜡法铸造，并运用鎏金、镂空等技术，做工精良。经“C¹⁴测定，第41号大墓距今2290±70年（椁木）、2280±120年（秘木），整个墓群约当战国中、晚期。这是滇池青铜文化早期出现的奇葩，在后来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已难找到。在天子庙东侧有黄土山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1976年清理墓葬9座。其中8座为西汉竖穴土坑墓，出土青铜鍪、削、扣饰、五铢钱、铜鍪铁矛、铜柄铁剑，还有陶罐、豆以及漆镯、石坠等共54件。1座东汉砖室墓，出土有铜镯等铜饰品、马骑铜饰、铁环首刀以及陶制罐、碗、灶等共22件。

羊甫头墓地以其特殊的价值著称于世。该墓地位于官渡区小板桥东南的大羊甫头村，处宝象河南侧，滇池坝子边缘第一级缓丘台地，海拔1926米。彝语称“龙伯”，意即龙山，被认为是风水宝地。墓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1998～2001年曾进行了3个阶段的发掘，发掘面积15000平方米。共清理各个时期的墓葬846座，其中大中型墓33座，小型墓777座，如无推土机破坏，将达近千座墓。该墓地也是墓葬分布最密集的一处，以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为主，也有少量明清墓葬。滇文化墓葬青铜器中武器、王具类占绝大多数，兵器有剑、戈、矛、斧、啄、钺、戚、镞、盔甲，生产工具有削、锄、爪镰、锸、锤、凿、锛及纺织工具，但没有石寨山、李家山的大量精美礼仪性器物，也没有太多仿生类器物。出土的大量陶器为过去发掘的滇文化墓葬少见，以釜、罐类最多，还有少量盒、尊、瓮、钵、鼎、豆及器盖，多为生活用具。在第113号墓出土的漆木器独具特色，多为兵器、生产工具的漆木柲，其上装有铜质金属头。木柲多髹黑漆为底，用红漆描纹，也有部分用咖啡色或棕红色漆装饰，有的还嵌有锡片或缠以藤条、麻线，纹样复杂。还有一批祖形漆木器。有的陶器也在盖及器身髹以红、黑或褐漆，再饰以各种纹饰或图案。铁器有铜柄铁剑、环首刀、铁斧、爪镰。还有网坠、砺石、玉镯、耳环，各种形状的玛瑙饰品。大批小型墓随葬品甚少，大体分为两类，男性以铜兵器、工具、陶器及爪镰组合，女性以陶器、纺轮、爪镰组合，这是当时广泛进行农业生产的反映。滇文化墓葬上起战国，主要反映西汉时期的情况，也包括东汉初期。汉式墓葬随葬器物较少，主要为青铜器及陶器，也有少量铁器、金器及玉石器，漆木器仅见漆皮。其中青铜器主要有提梁壶、盘、盆、案、勺、釜、耳杯、镜、带勾、环、五铢钱、摇钱树及猪、狗、牛、马等动物模型。铜马高约1米，作举腿前行状。亦有“朱提堂狼造”器物。铜镜有“长宜子孙”四字。耳杯为船形，杯底还有鱼形图案。第268号墓有一长方形铜案，四足，长64厘米，宽41.6厘米，高11.5厘米，案内有菱形纹围成的方框，框内铸有飞鸟形图案，内置9个耳杯、2个盘，并有一枝摇钱树折落案中。陶器罐类较多，还有甑、壶、碗、盆等。反映社会生活最精彩的是陶制模型器，有两圆形灶眼并带圆筒形烟道的灶，灶门或方或圆；有两层正方形阁楼，门窗、斗棋及四面坡的瓦顶俱备；水井模型的外壁还饰有模印的鱼和草；仓房在多个墓中都有发现，祈福稻谷丰收“粮满仓”；水田模型作盆状，有水塘、挡墙、渠门及田地，水塘中有鱼、荷花、荷叶，还有牛、鱼及人俑等。汉式墓葬反映东汉时期当地农业发展、农村兴旺的景象，比之于西汉的农村面貌，生产、生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滇池流域几乎与内陆一致了。羊甫头汉墓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200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位于马料河北岸的麻莪村也值得重视。麻莪为彝语，意即驻兵的村庄，海拔1899米。麻莪村东北200米的尖角地遗址，为一块500平方米的坡地，在表面耕土层下的灰烬层中的圆形土坑内，出土青铜器和铁器共70件。青铜器包括带有模泥的犁、锄及弩机机件、镞、斧、剑鞘、扣饰等，铁器有纯铁矛、铜柄铁矛、铜背铁爪镰。土坑内还残存着铜渣和毛料铸件，坑周围土壤下层有炭屑、灰烬遗迹，应为冶铸遗址。麻莪村东北100米的偏坡地，1980年清理一座东汉双室券顶墓，墓分前后室，两室间有甬道，铺地砖印菱形几何纹，随葬品集中于后室，主要是陶制模型器，包括人俑、马头、罐、房屋、水田模型、饲槽等，另有1件银指约。陶俑5件，较大立俑似代表墓主人，高鼻深目，仪表庄重，其余为坐俑。水田模型为圆盘形，口径42厘米，高6厘米，中间筑坝一道，一半为陂池，内有鸭、船、荷花等，另一半为水田，被分为数格。

在小王家营村东有高约20米的红土小丘，名小松山。1973年、1976年在其西坡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5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30余件，多为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未发现兵器。1号墓较大，随葬品有青铜提梁壶、五铢钱和少量玉饰，陶器有釜、罐、碗。其中一件带链提梁铜壶提柄两端铸成龙头形，龙口衔链，圈足外侧刻有隶书“二千石大徐氏”6字，弥足珍贵。另外4座墓较小，随葬品少，仅见铜饰牌、玉耳环、陶釜、陶壶、陶纺轮。1975年在小松山北坡清理一座东汉封土单室砖墓，出土陶制水田模型1件和五铢钱30多枚。水田模型为长方形，长32厘米，宽20厘米，一端为宽敞的陂池，另一端分为大小不等的12块水田，池与田间有沟相通。

在洛龙河南侧不远，石碑村东的大荒地，1974年发掘西片坡地约1200平方米，清理墓葬117座；1979年发掘东片台地140平方米，清理墓葬65座。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布密集，排列成行，规格一律，无棺椁。随葬品少而简单，少则一两件，最多的也仅20多件。共出土器物739件。青铜器有戈、矛、剑、斧、镞、钺、臂甲和犁、爪镰、凿、扣饰等；铁器中纯铁器有环首铁刀、矛、爪镰、钎、锥、环，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剑、铜鍪铁矛、铜鍪铁斧；陶器有罐、壶，纺轮较多；还有少量玉器、玛瑙扣。不但生产工具的比重大，而且生产工具使用过的痕迹明显。墓中还出土了大量五铢钱。石碑村墓地是滇池地区目前发现最具规模的平民墓地，金属货币和铁器的出现突出，代表着西汉末期滇文化的解体形态。距石碑村不远，在七步场村东北，1977年发掘东汉砖室墓1座。封土堆直径7.5米，高4米，墓道和墓室用砖石砌筑，壁面砖印几何纹、五铢钱纹。随葬品共65件，皆为“汉式器物”，包括铜耳杯、铜灯盏、铜鸡、铺首；陶器较多，有罐、碗、瓮、仓、俑和水田模型；还有一件摇钱树石座。陶水田模型呈盆状，口径51厘米，底径35厘米，高11.5厘米，内有陶桥、路、水田、鸭子、螺蛳、青蛙、龟、荷叶、莲蓬等。

晋代的信息也很重要。在洛羊镇大冲村东的周罗锅山，1979年清理封土石室墓，墓顶覆以雕刻莲花盖石。云溪乡小羊甫村北约1.5公里处，1989年发掘一座覆斗形石室封土墓，封土堆周长8米，高4.2米，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墓底铺饰菱形几何纹及钱纹砖，墓室左侧壁绘3个人像，皆为丫髻、宽袖、长裙、尖靴的典型东晋妇女形象。墓顶中央覆一块浮雕16瓣莲花的正方形封顶石，有高近1米的墓门一道。在金马乡云山村的祭天山，1984年发掘一座覆斗形石室封土墓，夯筑的封土堆直径为I1～12.6米，高2.2米，墓底平面呈凸字形，长2.9米，宽2.8米，高2.7米。墓底平铺饰有“大泉十一”纹砖，四壁垒砌长方形青石块，墓顶中央覆盖12瓣莲花浮雕带彩绘盖顶石，墓道长1.2米，宽0.8米，高1米，墓门两道，门外有三重巨石封门，还有一条排水沟自墓室、墓道下穿出。墓中出土铁棺钉、铁镞、金片、银指约、银圈、铜泡及饰片玛瑙器、玻璃器、琥珀蛙形镇墓兽和陶片共45件。

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展示了当地生动的历史画面，让我们对今呈贡、官渡两区的历史有了基本的认识。第一，文明源头早。滇池流域有迹可循的历史篇章当从3万年前的“昆明人”开始，同为旧石器时代的还有野猫洞遗址和大板桥遗址。这片地方是滇池文明的摇篮。第二，延续时间长。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贝丘遗址另文讨论，此处从略），从滇文化墓葬到汉式墓葬，再到两晋的封土石室墓，遗址和古墓葬的系列完整。具体到单片墓地，使用的时间也往往延续数百年，跨几个朝代。第三，规模大，数量多，墓葬的层次和身份等级悬殊。羊甫头、天子庙、石碑村等皆墓地范围宽，墓穴数量多，并且多为平民墓葬。在这些墓群中也有高规格的大墓，如羊甫头的第19号墓、第113号墓，天子庙的第41号墓，显然墓主的财富和身份地位与一般平民不同。小松山墓地铜提梁壶上的“二千石大徐氏”字样，反映墓主可能是姓徐的太守。第四，环境条件优越，适于人居和发展生产。古遗址和古墓葬多分布在当时滇池临水的第一级缓丘或台地，宝象河沿岸，马料河、洛龙河、捞鱼河、梁王河下游，特别是古代河湖交汇的地方，这也是当时人口较多、聚落较密、开发较好的区域。第五，形象生动，形态典型。从龙潭山遗址出土的有关信息，我们可以获知昆明人穴居狩猎用火的生活图景。天子庙第41号木郭墓的随葬器物，尽显滇国青铜文化的辉煌。麻莪村尖角地青铜冶铸遗址，羊甫头、七步场、小松山、麻莪村偏坡地皆发现水田模型，揭示出滇池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羊甫头墓葬集中反映的则是两汉滇池流域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图景。这些虽不是出自史家的记录，却是可贵的信史。

聚落与墓葬的关系密不可分。墓葬大量的信息，可以反映各个历史时期聚落的状况，包括密度、规模、层级、性质，测知聚落的大体位置。汉晋时期，这一片聚落多，人口密集，生产先进，经济发达，聚落的发展比较稳定，而且已经形成较大的聚落或城镇。丰富的历史内涵向我们提出这片宝地的辖属问题。它位处滇国的中心区，但却只能算滇国都城的外郭。它靠益州郡治滇池县甚近，但却不属滇池县。《汉书·地理志》有谷昌县。《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谷昌县，汉武帝将军郭昌讨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时改为谷昌也。”据《汉书·武帝本纪》，汉武帝两次平滇及昆明都以郭昌为主将。“元封二年（前109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六年（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以郭昌之名为县名是可能的。不过，改为谷昌的时间应比东汉孝章帝早，因为记前汉制度的《汉书·地理志》已作谷昌了。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章盖宣之误”，可能系汉宣帝时改名。但《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载：“郭昌，云中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无功，夺印。”所说可能就是元封六年这一次。《史记·大宛列传》说：“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冠，竟莫能得通。”这次没有成功，汉王朝会用一个被夺印的将军的名字来做县名吗？值得怀疑。《蛮书》卷6说，拓东“城之东十余里有谷昌村，汉谷昌王故地也”。谷昌县故治应在今昆明市区东十余里，昆明坝子东缘。今阿拉乡的高桥村正当昆明东十余里，距羊甫头墓地甚近，距天子庙、小松山墓地及麻莪村冶铸遗址都不远，西北临宝象河，四周松柏苍翠，竹林茂密，村旁还有彩虹般的古桥安流桥，村因名高桥。高桥村正处宝象河谷口与滇池古湖岸线交会的地方，是古滇国及汉晋益州郡治对外控扼的咽喉，山水交会，战略地位重要。其东有大板桥古驿道，其南的义路村也是古驿道必经。据《官渡区地名志》，义路村地处平坝与丘陵交接处，又名小山头，彝语称“路路义”，因有至呈贡的驿道通过，俗称过路村，后雅化为义路。高桥村往东沿宝象河谷经大板桥出境，为通内陆的传统交通线；往南沿古湖岸经大小羊甫头、义路村到呈贡、晋宁，也是古滇国及汉晋益州郡治对外交通的门户。据钱凤娟老师在当地撒梅人中调查，高桥村原名卡付鲁，意即“城堡似的村庄”，反映高桥村过去的地位。道光《昆明县志》卷15《古迹志》认为《蛮书》所载“王当为县字之误”。其实，“谷昌王”之说十分可贵。这里在滇国时期为谷昌部，其酋长称谷昌王；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以其部置谷昌县，为益州郡治滇池县的外郭，地位重要。《宋书·州郡志》“晋宁郡”载：“谷昌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南齐书·州郡志》晋宁郡也有谷昌县。历三国、两晋直至南朝未废。唐代设昆州，其遗址所在的聚落仍称谷昌村。谷昌之名延续了1000多年，谷昌县也存在了600多年。

另一座与宝象河关系紧密的古城是官渡。官渡原是滇池中的螺蛳堆，海拔1891米。集镇改造前，村舍的土墙上多掺和着大量的螺壳，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岛上原有螺峰山、云台山、许家山、庄家山、翠屏山等5座山，人们在法定寺所在的小山上曾发现磨光的石器，那里也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古人类在岛上长期以捕鱼为生，把捞起的螺蛳敲掉尾部便于吸食，经年累月，堆积了如山的螺壳，因此当地又称螺峰村。道光《昆明县志》卷15《古迹志》载官渡穿心塔：“其处有山，周一里许，皆螺壳积成。居民平地掘井，深二丈余，亦皆螺壳，无积土。”《官渡区地名志》载：“螺壳层广约1万平方米，厚约3～8米，经考古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曾发掘到新石器及陶片若干件。”

官渡也是文物荟萃的古镇，保存至今的有土主庙、法定寺、观音寺，元代的妙湛寺东塔，明代的金刚塔，清代的文明阁、关圣殿、赐书堂等，有“六寺、七阁、八庙”之称。《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谓，官渡土主庙“相传始建于南诏时期”，法定寺“志载寺始建于大理国时期”，是可信的。征诸史籍，可互相印证。《寰宇通志》卷111《云南府古迹》载：“官渡废县古碑，在官渡废县市中，相传蒙氏摩诃嵯与三十七部会盟时所立。”其后不久编的《明一统志》卷87《云南府古迹》亦载：“废官渡县，在府城东南三十里，元置县，寻省入昆明。市中有古碑，相传蒙摩诃嵯与三十七部会盟时立。”以后正德《云南志》等皆有相同记录。“摩诃嵯”又作“摩诃罗嵯”。冯承钧《元代白话碑绪言》说：“梵名古翻中有摩诃罗嵯（Maha-raja），此云大王，印度及南海诸王之尊号也。汉文译音皆无定字，两年来检寻史籍，得其异译三十有三。”张道宗《记古滇说集》载，“大理摩诃罗嵯段兴智建元天定”，“摩诃罗嵯”指大理国王。此官渡古碑的“蒙氏摩诃嵯”明白指南诏王。早年《新纂云南通志》认为：“即在段兴智以前，亦未必甚远，谓为蒙氏时者，相传失实耳。”其实，作为梵语大王的尊号，南诏、大理皆有行用。大理洱海金梭岛，有南诏的避暑宫舍利水城；作为东都的滇池中的官渡岛，南诏王在此与东方三十七部酋长会盟，也兼有避暑与处理政事的作用。

对官渡历史最有价值的资料当推《创建妙湛寺碑记》。该寺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兴工，元贞元年（1295年）建成，泰定三年（1326年）迁址重建，第二年落成。碑文写于元统三年（1335年）正月二十三日，从创建到立碑，所概括的时段近半个世纪，涵盖的内容丰富具体，透露了很多大理和元代的信息。碑的全文见于《新纂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据碑文载：“滇城之巽隅二十里，有郭曰蜗洞。”古时官渡俗称蜗洞，区别了海螺和田螺，生动准确。《本草纲目》说：“蜗螺一名螺蛳，处处湖溪有之，大如指头而壳厚于田螺。”笔者采集有官渡的蜗螺，大而白，确有别于小小的田螺。碑文记载了官渡的环境和历史：

西北瞰碧鸡、金马，烟波秀

，云水杳霭。东南瞩琅藏宝江，环注诸滇，林壑岈洼，田畴丰禳。宅民尤笃于浮图氏，乐乎渔樵艺植，茂林修竹之趣。乡士大夫游赏，缆船于渡头，吟啸自若，陶陶而忘反，命之日官渡，故有《停舟之赋》，乃古拓东演习高侯之苗裔生世攸乂之所也。

这是一处风景优美、俨若隔世的小岛，达官贵人乘船来此游赏，乐而忘返，因此雅称“官渡”，是大理国高氏子孙长期统治的地方。方国瑜先生释该碑说：“按高生世为大理段氏分封于善阐府高升祥之曾孙，继任演习之职，生当南宋前期。”据《高氏源流总派图》，高升祥袭善阐侯，子祥明，祥明长子明生，则生世为明生子，守官渡。据《元史·地理志》，宪宗五年（1255年）“分善阐为万户府四”，其中有嵩明万户、阳城堡万户、巨桥万户，另一万户缺载。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8所收支渭兴《悯忠寺记》，该寺住持“庆堂讳慧喜，乃官渡万夫长赵天祥之伯仲昆弟，年弱冠，薤染于本空和尚”。则蒙元之际另一万户的驻地在官渡。元代官渡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第一次设县，一是与宝象河结合。《元史·地理志》载昆明县说：“倚郭，唐置。元宪宗四年（1254年）分其地立二千户。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善州，领县。二十一年（1284年）州革，县如故。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夏潦必冒城郭。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劝农使，求泉源所出，溲其水，得地万余顷，皆为良田云。”设县的情况，《寰宇通志》卷111《云南府建置沿革》有载：“元置昆明、官渡二县，寻并官渡入昆明。”万历《云南通志》卷2《云南府沿革》载：昆明县“元初置二千户所，改置善州，领昆明、官渡二县，后州废县存，寻又并官渡入焉”。官渡置县无疑。《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6《云南府古迹》载：“官渡废县，在昆明县东南，元置，寻省入昆明县。《府志》：今府南二十里有官渡里。”妙湛寺的修建历时30余年，该寺原建在“郭外江北浒”的临水沼泽，地基松软，“阅三纪有余载，将湮汨于汜滥，拟移建城中艮陬塽垲之地”，泰定三年（1326年）迁入城内高爽向阳的地方重建，元代的官渡县已经有了土城。据碑文所载，妙湛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方山正禅师”，原“受业于法定寺住持觉海圆师”，证明法定寺在创建妙湛寺前早已存在。元初经过赛典赤、张立道的治理，滇池水位下降。元代的宝江已向前接近官渡，“环注诸滇”，环岛东南注入滇池。当时的官渡，正如《创建妙湛寺碑记》描述，西北仍烟波万顷，云水杳霭，是浩渺的滇池；东南已成陆，“林壑岈洼，田畴丰禳”，遍布滩涂和田园。当地群众传说，观音寺后墙一带是古代滇池渡口的所在。《重修螺峰山观音寺碑记》也说：“官渡滨海，螺鬟拥而为山。在昔昆池有祟，观音大士命黑奴收服之，因而建寺于上，迄今远矣。”“然兹寺建于宋初，毁于元末，修于明兴。正、嘉之中叶，不废涂茨；天、崇之衰季，亦增丹垩。”过去滇池风浪甚大，人们建观音寺于码头边，求观音“慈航普度”，祈福航行安全。今观音寺位于古官渡街西缘，其方位和地势与记载吻合。

谷昌城和官渡城都依宝象河而生，宝象河是昆明的另一条母亲河。宝象河发源于今官渡区东南部老爷山西麓阿底村附近，有小寨河和小河边二源，汇合后称热水河，于热水河村转西北，流为宝象河水库，进入河谷到大板桥，再转西南流，经干海子、小石坝、小板桥、官渡古镇，在宝丰村以南入滇池，全长约48公里，径流面积344.3平方公里。该河原名宝江，民间传说沿途多石坎迭水，形成很多珠子似的水泡，如河中藏宝，因名。《创建妙湛寺碑记》说，“琅藏宝江，环注诸滇”，琅即琅玕，为珠玉，正合此意。明代地志皆作宝象河，可能是宝江的演化，但含义变了，其所据是上游河边阿地村宝象庵内一尊酷似观音菩萨的天然钟乳石。对宝象河及其名称，钱凤娟老师做过调查，可资参考。

谷昌城和官渡城的辉煌，也改变、塑造着宝象河。《官渡区地名志》载：“干海子，地片，位于昆明东郊，阿拉办事处辖境西部，阿拉村西侧。系古代山间小湖泊，后干涸得名。明、清至今为兵营。”中游的一个小湖已经消失。秦汉时期，滇池湖岸线直抵东郊山麓，接宝象河口，高桥村处河口南侧。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宝象河夹带的泥沙在河口沉积、扩展，河床也缓慢地向前延伸，元朝初年与水中原来的小岛官渡衔接。经过1000多年，湖岸线往前推进了约4公里。明成化元年（1465年）的《妙湛寺增建佛殿记》载：“滇池之东约三百余步有刹曰妙湛。”此时的官渡古镇已在滇池湖岸以东300余步。元代以来的700年，宝象河以更快的速度从官渡古镇延伸到宝丰村南的严家村以外，又往前延长了7公里多，并在两岸形成广袤的农田。经过长期开发，宝象河的水利设施全面配套，蓄引提灌皆备。上游，搬迁大普连、小普连两村，1958年建成宝象河水库，库容2070万立方米。中游，在大板桥附近两边开红泥沟、白泥沟，又在小石坝、大石坝附近开东、西鸳鸯沟，这一带形成了撒梅人经营的壮观的“楼梯田”。下游，在宝象河两岸的大片平原沃野，分出六甲河、五甲河、宝象分洪河等，适时灌溉排涝。干流及支流下段均建有抽水站，旱季抽滇池水回流灌溉小板桥以下农田。宝象河的负荷越来越重，今日宝象河如涓涓细流，流淌在昆明原野，河床仅似大沟。

今官渡、呈贡交界的马料河下游一片，处滇池边低矮的缓丘直抵湖涘，山水错落，适于人居，居民累有更替，山河形势变化错综复杂，各时代的遗迹交错分布。在官渡区子君村北，1958年曾发现青铜时代墓葬，面积约6700平方米，先后出土无字格剑、吊人矛、贮贝器等铜器约200件，1983年又采集到椭圆形鍪铜斧。在塔密苴村的路旁，1956年发现《汉延光碑》，有“延光四年造邑昆尔封诏轩墓，葬荐胙与相，壬子江阜，吉牛五头□酉少牢”等语，字虽漫漶，仍多可辨识。时在东汉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昆尔”疑即“昆弥”，“造邑”即建造邑聚，“江阜”即滇池边的高地，其他，王海涛有解释，可参考。在该村双堆地还发现大量东汉砖石墓，发掘其中两座，有大量菱形砖，五铢钱一枚，储粮罐一个。在呈贡区境，彩龙村贝丘遗址与今湖岸同。马料河南岸还有小松山汉墓，北岸有麻莪村遗址、偏坡地东汉墓。汉代的湖岸线大概沿羊甫头、广卫村、子君村、小塔密苴、大塔密苴、麻莪村、小古城一线。南诏、大理时期为彝族先民居住。子君村即“自杞”，居住彝族的一支，原名大耳村，海拔1891米。塔密苴为彝语，意即有稻田的黑彝村。矣六村即矣苴堡六甲，“矣苴”为彝语，意即水村，海拔1888.5米。五腊村即彝语“乌拉卡”，彝族人名，照西村即彝语“西机卡”，为彝族女性人名，皆海拔1891米。则此时五腊、照西、矣六皆已成陆。宏仁、金牌、白塔三村海拔皆1890米，还建过白塔和龙王庙，大概元代成陆。明代这一片也是军屯的集中地。左卫营（后讹为自卫村）海拔1891米，广卫村海拔1895米。傅家营、大罗家营、小罗家营皆1888米，“处滇池之滨”。其后出现的聚落如渔溪村（今作渔村），村边即鱼塘，村民以渔业为主，海拔1887米。回龙村，捕鱼业居原官渡区首位，海拔1888米。关锁村，四面都有小桥，海拔1888米。云龙村，初建寺时，从滇池边得漂木做梁，得名木落村，海拔1888米。高庙村有著名的兴国寺，笔者曾参观过，清代建筑风格突出，海拔1887米。王官村据说因清代王姓官吏住此得名，海拔1888米。这些应该都是清代成陆并出现的聚落，多临小溪，从事渔业，水乡景色突出。

呈贡处滇池东岸的低丘，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既适于狩猎，也适于捕鱼。原上多龙潭，众多小河弯环曲折，便于灌溉，进入农业社会，平整的土地和丰富的水源更有利于农业发展。东汉墓中多次出现的水田模型，为其他县所少见，证明当时的农业技术处于先进水平。自汉代以来，这里是滇池周围人口密集、垦殖指数最高的地区。《元史·地理志》载：“呈贡，西临滇泽之滨，在路之南、州之北，其间相去六十里，有故城曰呈贡，世为些莫强宗部蛮所居。元宪宗六年，立呈贡千户。至元十二年，割诏营、切龙、呈贡、雌甸、塔罗、和罗忽六城及乌纳山立呈贡县。”雌甸即今七甸，彝语意为羊多的坝子；乌纳山又作屼

山，皆在今县东北境。万历《云南通志·云南府山川》载：“乌纳山，在旧杨林县西南十里，有石若马头，土人以乌纳名之。山周百余里，西距呈贡，东接宜良，水草宜牧。”可乐村原名他拉误，彝语意为树木多的大村庄，“他拉误”的急读即塔罗。切龙疑即今彩龙。呈贡又作晟贡，彝语意为盛产水稻的海湾。大理时期呈贡湾的岸线大体沿今彩龙、斗南以南，大梅子村、古城、石碑村稍西，可乐村以北。所谓“故城”，至少反映宋大理时的情况，开发已遍及海边及原上不同资源优势的地方。

明代，原上遍布称营的地名，军屯推动了又一轮开发的热潮，扩大了开发的范围，加大了开发的力度。呈贡今存的军屯地名有20多个，包括左卫、中卫、广南卫、大营、小营，左卫、中卫、广南卫等皆在此设有屯田，有的重名，以大小区分，如大王家营、小王家营。张溪营原为张旗营，又分大张溪营、小张溪营。郎家营以外，则有郎家营小村。今观音寺原名仁厚营。回回营为回族聚居的军屯点。马金铺原作马军铺，今马郎原名盛马营，为牧管军马的村子，又分马郎大村、马郎小村，都是屯驻骑兵的地方。还有上庄、中庄、下庄，为滇池区域难得一见的沐氏勋庄，在下庄逢牛、羊两天赶街，曾名兴隆街。然而，大渔乡境老埂以下的低地却不见军屯地名存在。其实，明代大规模进行军屯阶段，这片地方还未成陆。考有关地名，新村、杜家村（原名独家村）、大河边、王家庄、李家边（以上海拔1888～1890米），据说是滇池水退后从大理等地迁来，清代中期形成聚落。大渔村，原处滇池岸边，名打鱼村，海拔1899米。小海晏，曾名小马房，海拔1898米，处滇池边的老埂上，古时当通往滇南的要道，马帮常在此歇宿，有小晏泉“渔浦寒泉”名胜。大海晏，海拔1888米，村舍傍水，以捕鱼为主，为石板路，有石龙寺。大渔湾为滇池东岸不大的湖湾，湖岸线北起乌龙浦，沿山及老埂经今太平关、大渔村、小海晏而至大海晏。笔者多次来这一带考察，站在老埂上眺望，感慨万千。长期开发带来的泥沙，使官渡、呈贡间濒临滇池的古代水乡景色消失，呈贡湾、大渔湾也因此成陆。由于过度开发，

至今呈贡境内的马料河、洛龙河、捞鱼河、梁王河等多变成季节河，广袤的农田主要靠抽水站提滇池水灌溉。作为意愿地名，过去人们祈求河水清些、泥沙少些、风浪小些，追求“河清海晏”多么重要啊!

——选自朱惠荣著：《昆明古城与滇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