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粉：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摘要：清代，云南分布着众多商人会馆，它是内陆商人为适应贸易扩大需要，基于商帮建立的制度化、体系化经济组织，在商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商人会馆建立后，商人投资能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促进了云南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云南经济支柱产业的勃兴，加强了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使云南经济步入充满活力、开放发展的时期。

关键词：商人会馆；经济影响；开放性；云南

△ 云南会泽县江西会馆

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治、军事控制日益强化，云南经济逐步对内陆开放，这种开放在清代内陆商人及商人组织的推动下更为明显。以往云南经济史研究中，云南经济的“对外开放”备受学者关 ，而“对内开放”则关 较少，对商人会馆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拟对云南的商人会馆进行研究，探讨商人会馆对清代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云南商人会馆的发展与分布概况

云南的商人会馆出现于明，兴盛于清。早在明万历年间云南就出现过商人会馆，[1]但明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发展有限。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获得空前发展，并受云南社会经济变迁之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繁荣的特点。康熙至乾隆年间是云南商人会馆发展的首个高峰期。清初，随着中央王朝边疆开发政策的启动，大批内陆工商业者自发迁移到云南开发这片处女地，商人会馆随之兴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康熙年间云南的商人会馆数量约为16所，经过雍正年间的发展，至乾隆年间已增长为70余所，其中至少有50所建于乾隆年间。嘉庆至道光年间云南商人会馆发展速度减缓，新增会馆10余所；咸丰、同治年间是云南商人会馆发展的停滞期，会馆数量不仅没有大幅度增加，之前修建的许多会馆还被战火毁坏，会馆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光绪、宣统年间是云南商人会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战乱平息后，云南经济恢复发展，内陆商人陆续返滇或至滇贸易，再次掀起会馆建设高潮，期间全省新增会馆数十所，战火中被毁的会馆陆续得到重建或重修。有清一代，内陆商人共在云南建立了200余所会馆，各府、州会馆分布数量，详见表1。

表1：清代云南各府、直隶州、直隶厅会馆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云南府：康熙《云南府志》16卷《祀典志》；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道光《昆明县志》卷4《祠祀》；乾隆《宜良县志》卷3《杂稽志》；雍正《安宁州志》卷12《祠祀庙寺附》。大理府：康熙《大理府志》卷17《祠祀》；道光《赵州志》卷5《艺文志》；光绪《云南县志》卷6《祠祀志》；民国《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民国《弥渡县志稿》卷11《寺观》；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临安府：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宣统《续蒙自县志》卷3《祠祀》；乾隆《续修河西县志》卷2《祠祀志》；康熙《阿迷州志》卷9《坛壝》；宣统《宁州志》《坛庙》；民国《续修建水县志稿》卷9《寺观》。楚雄府：康熙《楚雄府志》卷2《寺观》；宣统《楚雄县志》卷5《祠祀》；光绪《姚州志》《祠祀志》；民国《姚安县志》卷51《祠祀志》；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乾隆《 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光绪《镇南州志》卷3《祠祀略》。澄江府：民国《路南县志》卷5《祠祀志》。顺宁府：光绪《续修顺宁府志稿》卷19《祠祀志》；民国《缅宁县志》卷13《商务》。丽江府：乾隆《丽江府志略》《祠祀》；光绪《剑川州志稿》《祠祀》；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曲靖府：乾隆《沾益州志》卷2《祠祀》；咸丰《南宁县志》卷3《祠祀》；民国《宣威县志稿》卷3《舆地志》；民国《罗平县志》卷3《典礼志》。普洱府：道光《威远厅志》卷4《祠祀》；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光绪《思茅厅志》《祠祀附》；《新纂云南通志》卷113《祠祀考》。永昌府：乾隆《腾越州志》卷4《城署》；光绪《永昌府志》卷26《祠祀志》；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开化府：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民国《马关县志》卷2卷2《祠祀志》；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坛庙寺观》。东川府：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光绪《续东川府志》卷1《寺观》；民国《巧家县志稿》卷2《天文·舆地》。昭通府：乾隆《镇雄州志》卷3《群祀》；民国《恩安县志》卷4《祀典》；民国《昭通县志稿》第4《舆地》；民国《大关县志》卷2《群祀》；民国《绥江县志》卷2《舆地》；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广南府：民国《广南县志》卷3《舆地志》。其他直隶厅、直隶州：嘉庆《景东直隶厅志》卷3《城池》；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4《义学》；乾隆《弥勒州志》卷15《祠祀》；民国《续修新平县志》第4《舆地》；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卷2《祠祀》；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限于篇幅，不一一详 。

表1反映，商人会馆在云南的分布非常广泛。云南有14个府、4个直隶厅、2个直隶州分布着商人会馆，同时，部分府州的会馆分布较其他府州密集，如昭通府、东川府、临安府、顺宁府的会馆数量相对高于其他府州。

商人会馆在各府州的城镇、集市、矿厂中均有分布，其中城镇是商人会馆分布最广泛、最密集的地区。从省会昆明，到昭通、会泽、蒙自、个旧、曲靖、宣威、新平等中小城镇，再到麻栗坡、腾越、马关等边境城镇，都有商民修建的会馆。同时，部分城镇的商人会馆分布较其他地区密集，如云南府昆明县城、临安府蒙自县城、东川府会泽县城、永昌府保山县城是全省会馆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商人会馆分布的城镇、集市、村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工商业相对发达，或为全省中心地城镇，或为矿区商业城镇、集市、矿厂，或为交通枢纽。

一是中心地城镇，如昆明县城。云南府昆明县城是云南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城镇，随着云南与外界商贸联系的加强，昆明作为全省交通枢纽、商品货物集散中心的经济职能凸显，商业发达，商贾云集，会馆分布较为集中。早在康熙年间就有四川、湖广、江南、江西等省商人来昆明贸易，并建有会馆。如四川会馆 “滇会城东，西来古寺，系我蜀人香火地也，创自康熙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2]两湖会馆，“寿佛寺，一名禹王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建”；江南会馆，“兴福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江南客民建”；江西商民建有会馆“萧公祠”。[3]清中期，江右、山陕、福建等省商民陆续来到昆明经商，建立了同乡商人会馆。如福建商民建有会馆“天后宫”，[4]山陕商民建有会馆“关圣行宫”。[5]清末，昆明开埠通商，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各地商人相继汇聚昆明经商，重建、新建会馆。

二是矿区商业城镇、集市、矿厂，如会泽县县城、那姑村、汤丹厂。东川府会泽县是清代滇南著名的铜都，境内有汤丹、大碌碌等著名铜厂，铜矿储量和质量都居全国之首，年供运京师铜矿量达6 331 440斤。[6]矿业的兴旺，吸引了大量内陆商民聚集东川会泽县，并在该县县城建立了江西会馆“万寿宫”(共4所，其余3所为江西府、县级会馆)、江南会馆“吕祖阁”、湖广会馆“寿佛寺”(一在汤丹厂)、陕西会馆“陕西庙”、四川会馆“川主庙”、贵州会馆“忠烈宫”、福建会馆“天后宫”等7省11所会馆；会泽县城西北那姑村(今娜姑镇白雾街)为东川府各铜厂铜矿转运会泽县铜店的必经之地，商人们在此建立了江西会馆“万寿宫”、湖广会馆“寿佛寺”、贵州会馆。[7]

三是交通枢纽地城镇、市镇，如保山县。永昌府保山县是清代滇缅、滇印贸易交通干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商业发达。据光绪《永昌府志》所载，保山县为滇省首屈一指的商业城镇，“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滇省除昆明外，他郡皆不及，人以此谓之小南京焉”，[8]该地吸引了四川、湖广、江西等地商人陆续到此经商，并兴建会馆，该地有湖广会馆“寿佛寺”、 四川会馆“川主宫”、江西会馆“萧公祠”等5所内陆商人会馆。[9]

商人会馆的时空分布特征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它是在云南经济相对发展的时期被建立在各工商业城镇的。

二 、商人会馆的性质及经济功能

那么，内陆商人为何会选择于康、雍、乾盛世以及清末两个时期在云南工商业城镇兴建会馆呢？我们认为，这与商人会馆经济组织的属性和它所发挥的经济功能有关。

首先，商人会馆是内陆商人为适应贸易扩大需要而建立的有制度、有体系的经济组织。清代，中国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尽管商品生产还处在小规模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阶段，可是商品的流通量却非常大，流通距离非常远，交通运输条件有限。单个商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满足贸易不断扩展的需求，只有将一个个商人的资本、人力、物力联合起来，结成利益联盟，才能组织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贩售。云南地处边疆，距离内陆较远，山高路陡，瘴气弥漫，内陆商人入滇经商不仅面临着各种风险，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为此，内陆商人起初结成商帮，集体在滇开展贸易活动，然而商帮是同籍商人之间较为松散的联合体，制度性弱，系统性差，且没有固定的联络、互助平台。

随着地域商人在云南的不断客居和贸易规模的拓展，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有制度、有体系的经济组织，来配合他们完成在当地的贸易活动。不过，清代政府对民间组织有着严密的控制，如颁布了禁止士人结社法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10]取缔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商人若公然以管理业务、保护自身利益宗旨结社，势必为政府所不容，故商人只能选择一种比较隐忍的方式结社。于是，他们选择了“会馆”结社方式来建立经济组织，以“同乡”关系作为组织原则，以“祠庙”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使该组织逐渐制度化、体系化。

商人会馆“借庙为馆”的建筑特色和“同乡”关系的组织原则，并非简单的乡土文化怀念，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为商人的商业活动服务。几乎所有的商人会馆都供奉着一尊或多尊乡贤偶像、神灵，这些神灵乃是流寓商人心中的保护神和心灵家园。如，江西水神“萧公”本是江西民众普遍信仰的本土乡贤，江西商人则赋予了萧公拯救商人于水火的传说，使其成为江西商人的保护神，“伯轩……一日起坐，语家人曰：'某地某水，三舟将覆，吾力救之。’人以为异，问舟过临江者，三舟皆巨商也，言合，神之。……众商闻之，争施舍，以萧置庙中”。[11]再如，关公乃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关羽，以忠义而闻名于世，关中商人则将其视为保护神，并将忠、义视为该地域商帮的商业精神。这种乡土神灵信仰消除了旅滇商人心中的不安，使他们能安心留在云南经商，以确保组织成员的稳定性和商业活动的持续性。

“同乡”关系则“可以跨越阶级及其他纵向纽带”，[12]使商人以及商人组织获得来自不同阶层的互助，增进商业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忠诚。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高度的血源性和地缘性”，[13]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血缘、地缘有着高度认同，基于这种认同，人们对“同乡”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信任感。商人选择“同乡”结盟，细微的乡音、共同的习俗，不仅使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较他乡人容易，还有助于监督、约束商人行为。同时，虽然清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但是仍游离于国家权力体制之外，无论是对组建商人组织本身而言，还是对商人贸易活动而言，均需要来自社会权力阶层的支持、保护，也需要其他商人或工匠的信任、配合。“同乡”关系则能拉近官员、商人、工匠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将他们同时吸纳入会馆组织，商人可以获得官员的庇护，亦可以与同籍商人或工匠、劳工达成合作。

其次，商人会馆在商人积聚资本、获取信息、规范交易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商人组建会馆的根本目的是为其商业贸易服务，可是会馆留存的碑刻大多详细记录了会馆祀神、联谊的功能，如会泽县江西会馆碑刻载：“江西福主许仙真君，弱冠慕至道师，……故凡立庙，祀真君必并祀三圣”；[14]昆明四川会馆碑载：“盖为兴帮建会，原为祈福禳愆，……藉以乐叙乡情”，[15]这看似与商人目的大相径庭，实际上则密切相关。

祀神、聚会活动是商人会馆组织特有的融资方式，商人可通过会馆聚集商业资本。资料显示，会馆建设、置产、祭祀等项目所需资金主要是通过向会员认捐筹集的，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无偿、无风险、速度快、金额大。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会泽县江西省众商家募银1千余两，[16]修建“万寿宫”崇祀许真君；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会泽县湖广籍工商业者募银4千余两，[17]修建“禹王宫”供崇祀大禹。商人会馆筹集的资金，一部分作为组织建设经费，一部分则可转化为商业资本。据昆明四川会馆《福是会碑》载，福是会“各善举之费外，下有盈余，议以公正廉毅者，总管经放生息”，[18]同籍商人即可向会馆借贷资金从事贸易活动。

商人可通过会馆获取商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会馆祀神、聚会活动除了有常规的议事、祭祀仪式、捐款项目外，还设立唱戏、酒席等娱乐项目，如会泽县湖广会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开支中就有“迎梁上梁酒食、戏文、杂费钱一百五十千文”一项。[19]在会馆举办的娱乐活动间隙，官商之间、商人之间、工匠之间能够进行简单的沟通、交流，商人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商业信息，诸如商品生产、流通、销售行情，亦可以向工匠、劳工传递招工信息，还能够从政府官员方面了解相关商业政策。

当商人会馆在地方的影响力提升后，异籍地方官员、商人亦会出席会馆活动，商人获得信息的范围会远远超出“同乡”范畴。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建设竣工典礼上，东川府知府义宁(满洲正白旗)、经历陈撤(河南永宁人)出席并捐款；[20]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会泽县湖广会馆举办佛像开光仪式，陕西八当铺和该县酒商受邀出席。[21]商人可以从这些异籍官员、商人那里获取商业信息，甚至与他们洽谈业务。

商人可通过会馆议定贸易规则、规范交易秩序，从而保护商人利益。面对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商人会馆能组织商人联合起来应对竞争，在必要时制定行业交易规则，维护商人利益。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昆明江右会馆经营棉花的商人倡导制定了云南省《棉花行条规碑》，“兹据江西等省客民熊积山、梅占先……等□□”。据该碑文记录推测，当时云南棉花交易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滞后，“从前原定行中条规，事远年湮，居多更易，秤制、银色各项，均不画一，难免狡混”，抚州棉花行商利益受损。他们便联合同籍以及其他籍商人呈请整顿条规，并将条规勒石竖立于会馆内，约束商人行为。新条规对棉花质量、称量砝码、称量方式、银两成色、议价方式、惩罚规则等做了明文规定，如规定棉花若在运输途中被淋湿，应“先为晒晾”；棉花称量时“棉皮照旧除皮五斤”，若包扎太重则应“将原包称过，卸出花斤，再除绳席等”，[22]以此限制市场不正当竞争，维护行商及客户双方利益。

商人会馆还为商人提供住宿、囤货等服务。会馆建筑群除了有宫、祠、戏台之外，还常建有东西厢房以及其他房间，供往来同籍客商住宿、集屯货物。如，会泽县湖广会馆《重修山门》[23]碑刻镌刻的认捐名单有“公施房价银六十两”的记录，这当为会馆向往来客商提供住宿所收取的费用。嘉县(今双柏县)江西会馆为往来官商提供住宿服务，“有公事则聚商其所，而过往官绅、士庶亦赖以居停”。[24]

可见，商人会馆向商人提供了诸多交流和互助机会，有利于商人聚集资本、获取信息、规范交易秩序等商业活动的开展。因此，随着内陆商人在云南贸易中的不断壮大，内陆商人会馆被建立在云南各商业城镇中，商业越发达、商人越集中的地区，商人会馆越密集。

三、商人会馆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内陆商人在云南兴建会馆，为云南经济发展 入了新鲜血液。商人以会馆为纽带，不断拓展其在云南的商业活动，对云南经济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第一，商人投资能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促进了云南商业的繁荣。早在明代，就有内陆商人入滇经商，不过商人资本有限，加上本省民众不善商贾，商业发展较为缓慢。清代，内陆商人入滇贸易者逐渐增多，商人会馆建立后，地域商人结成利益联盟，形成一个资本集合体，资本实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如，江西商是较早到云南经商的内陆商人，康熙年间他们仅在昆明县、云南县、楚雄县、巍山县、罗平县、会泽县6个县城城镇建立了会馆，至乾隆年间他们已在云南的30余个城镇、集市建立了会馆，说明江西商人的贸易范围从原先的6个地区拓展至30个地区。同样，湖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商人亦大肆兴建会馆，整合商人资本、人力、物力来拓展贸易，全省城镇、乡镇、集市、村寨均有内陆商人活动其间。云南“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25]昆明“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太半”；[26]鹤庆松桂会上“川、黔、陕、豫各省商人蜂拥而至”；[27]在维西“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28]在蒙自个旧“商贾贸易者十之八九，土著无几”。[29]

商人贸易的拓展，活跃了商品流通范围，刺激着云南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乡村集市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内陆商人会馆的建立，云南行政性或军事防御城镇的商业人口增加，商业店铺增多，城市商业日益繁荣。如，腾越州(今腾冲县)地理上与缅甸接壤，是全省重要的军事防御性城镇，清代滇缅贸易日益繁盛，内陆商人聚集该地，在腾越州(今腾冲县)城内建立了6所商人会馆，[30]商贾辐辏，百货云集，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滇缅贸易的货物聚散中心，“乾嘉间，海运未开，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玉石……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31]再如，鄂嘉县城原“僻处山隅，村落寥寥无几人”，建城时间较晚，且主要为衙门所在地。然而，“逮哀牢道路开通，镇、普、元、威客货多就此经由。迩年以来，行商坐贾，渐次凑集，要之江右客居多”，[32]商业日益繁荣。此外，全省各地形成了众多定期、不定期开市的乡村集市，其中大理“三月街”、鹤庆“松桂会”等地方集市市场逐渐发展为区域商品交流市场。这些繁荣和发展，是与商人会馆的协调、整合息息相关的。

第二，推动了云南经济支柱产业——矿业的勃兴。云南“山多田少，民鲜恒产，……唯地产五金”，[33]矿资源储量非常丰富，虽然滇矿开发历史可远溯至汉代，但直到明代这项产业才逐渐发展起来。清代，国家继续推进滇矿开采工程，实行“听民开采”、“放本收铜”政策，矿业开发的生产环节向民间商人全面开放，商人借助商人会馆力量，在云南矿产区组织投资、生产和管理等业务，实现了对滇矿的全面、有效开采。商人投资采矿，需巨额资金，“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34]而且采矿冶矿生产周期长，短期内无法实现资金的回收和升值。面对这一难题，地域商人组建商人会馆，与同籍商人合作，将单个商业资本聚集起来转化为产业资本投资采矿。清代云南采矿业资本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商人自筹资本，一是国家借贷，不过国家借贷途径主要适用于铜矿开采(放本收铜)，故商人自筹资本成为当时矿业资本来源的主要途径。商人自筹资本途径又有独资和合资两种形式，富商大贾办厂资本多为独资形式 ，“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35]众多中小商人办厂的资本则多为合资形式，据王崧《矿厂采炼篇》载：“当其(矿硐)开采之时，需用饭食、油炭。或一二十家，或三四十家，攒集出资，始能开一

硐”，[36]即办厂资本为商人合资形式；另据林则徐奏：滇省“矿厂向系朋开，其股份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37]此处矿业资本亦为商人合资形式。至于商人合资形式是如何实现的，上述文献资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不过，矿厂资料以及会馆资料表明，内陆商人是通过建立会馆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聚集，即同籍或同族商人合资采办“硐尖”。据《白羊厂汉回械斗案》 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以前白羊厂就有“湖南客民建立寿佛寺，临安人建立会馆，回民建立礼拜寺，各作公所”，湖广籍、临安籍、回民硐主各以自己的会馆或公所为纽带，与同籍或同族商人合资开办硐尖。如湖广会馆客长向中心与湖广会馆成员唐立纲合资开办了硐尖，“小的(唐立纲)在云龙州白羊厂与向中心伙办

硐”。再如，回民会馆的成员马思训(寻甸人)、马良才合资在白羊厂采办一硐尖，“小的(马思训)在云龙州白羊厂与马良才伙办□发

硐” ，[38]即开办该硐的资本是由马思训与马良才合资的。此外，在会泽县湖广会馆一通碑刻上有□厂“众炉户捐银三百两” 的记录，[39]捐款者未以个人名义向会馆捐款，笔者推测其原因在于他们共同为□厂的出资者，所捐银两应是从众炉户股资或矿产品销售额中抽取的。

商人聚集资本后，借助商人会馆招募工人组织规模生产。云南矿厂有诸多硐口，每一硐为一独立的生产单位，“开一洞口，有十石米分做者，有二十石米分做者，或数十人同供一洞，或六七十人同供一洞”，[40]硐主或与工匠合作进行生产，或雇佣工人生产。硐主雇佣的工人，大多是他们熟悉的同乡或同族，而且他们都是同籍乡人会馆的成员。硐主通过会馆集体活动或同乡之间的口头传递佣工信息，将同乡工匠、砂丁(劳工)雇佣至矿主的矿洞采矿，并以商人会馆来稳定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降低劳工自由解散的概率，为矿业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如，《白羊厂汉回械斗案》中所记载的湖广会馆成员中，向中心、唐立纲、向中孝(湖南黔阳人)、曾祥(湖南武冈县人)、朱老五(湖南兴化县人)为硐主，其砂丁多为同籍乡人。[41]

在生产中，商人会馆有助于矿厂的管理，使生产、分工持续进行。随着雇佣制的不断发展和开采、冶炼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分工日益细致，生产规模扩大，也加速了硐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分化。硐主为了维持现有生产秩序和自身利益，借助会馆乡情、神灵信仰和组织权威力量来约束、管理厂民。据《个旧锡矿临安会馆碑记》载：“个旧银锡二厂尤为福国而庇民，是以各省士民商贾往采者络绎不绝，云集如响，几遍天下焉。且各设会馆以为厂规约束之地，而奉香火以崇祭典。”[42]暂不谈条规内容的利弊，商人会馆所维护的“厂规”确实成为云南矿业开发中的管理条例，为投资商、贸易商、工匠、劳工所接受和遵守，客观上促进了矿业的生产稳定和持续。

第三，推动了云南省际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内陆商人是云南贸易发展的主要载体，他们以商人会馆为链接，往返于内陆、云南市场之间，调节市场有无，沟通商品流通。按照惯例，商品入市须投行，方可销售。在商人会馆的组织和保护下，贩运商免受牙商的盘剥以及其他商人的排挤，他们将众多内陆商品运至云南销售。江西商人将江西盛产的棉花、[43]瓷器运抵云南销售，湖南商人贩运湖南所产笔墨纸张入滇销售，[44]四川等省商人贩运川烟、川丝、川绸等入滇销售，[45]陕西商人贩运内陆所产布匹、米面、皮货等商品至滇销售，[46]等等。同时，内陆商人还将云南所产铜矿、药材、鸦片运销至内陆销售，如汉口“药，……艾车来自荆州，其他来自江西、云贵、山陕；……铜，白铜、黄铜、红铜、铅铜、锡铁来自云贵、四川”。[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人会馆对云南省际贸易的繁荣，对密切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而言之，清代商人会馆遍布云南工商业发展地区，它是内陆商人为了拓展其在云南的商业贸易活动、保护商人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化、体系化经济组织，在商人聚集资本、交流信息、规范交易秩序、寄屯货物等商业事务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在商人会馆的整合下，内陆商人的投资能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促进了云南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云南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和省际贸易的繁荣，增进了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使云南经济发展呈现出开放性特色。

《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