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慧 | “北元”时期的段元关系

“北元”时期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研究之五

方慧

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氏和元朝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演变，是云南少数民族上层和元朝统治者之间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段元关系的演变，在“北元”时期之间大体经历了宗王统制时期(1253～1273)；行省、宗王、大理总管段氏并立时期(1274～1329)；段元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1330～1366)三个阶段，至正二十六年(1366)，段元矛盾激化的结果，梁王杀了大理总管段功，从此段梁关系急转直下。段功被杀，已接近元朝覆灭的前夕。顺帝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退出大都，又延续了两年，加上以后的宣光八个年头(1371～1378)、天元四个年头(1379～1382)，迄于洪武十五年，梁段相率亡于新兴的大明王朝，这基本上属于云南历史上的“北元”时代，在这短短的十多年里(1367～1382)，梁王以孤臣孽子苦守云南，“岁遣使经西蕃统出塞外，达行在所，执臣节如故”。一方面累次拒绝明使的招降，同时还要对付眼前卧榻之旁虎视耽耽的大理总管段氏，奋力支撑着一个北元政权天南片土的危局，处境无疑是很艰难的。这期间依然由梁王匝剌瓦尔密坐镇，统管一切，行省早已形同虚设。大理总管则先后有段宝和段明在任。梁王、段氏和明朝之间，从而展开了一场迂回曲折的斗争。

一

段梁由相争到相持

段宝，字惟贤，段功之子。据说此人“赋性仁慈，廉清勤俭，卓有父风”，继任时候年仅二十来岁，但赈孤恤贫，很得民心，大概是比较有作为的，而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为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所篆额“智照塔铭”四字，近年已在大理五华楼发现，今存。段宝和梁王有杀父之仇，自称平章，立于大理，急图报复。梁王也“深虑(段)宝为后患”，“复听谗诛锄段族”，曾遣人刺杀段宝，没有成功，因而兵连祸结，遂不可免。先是梁王遣矢剌平章七攻大理，数数构兵，皆不克，乃由鹤庆知事杨升出面，调和二家。时“两国俱已厌兵，遂从和议”，自金鸡庙分界，南属梁王，北属段氏，力劝息兵，百姓稍宁”。梁王奏升宝为云南左丞。其实这并不是真心讲和，而是此时段梁双方内部都有，自己的难题，仗有些打不下去，所谓“厌兵”，殆即指此。在梁王方面，不但段氏叛命，其余土官也出现了摆脱元朝统制的离心倾向。剑川改复州治的事，就是一例。据载：“元初段氏世衰，高氏迭兴，因请鹤庆为路，而剑川改县属焉，今柳尤充即其治也。元季天下大乱，豪杰蜂起，土酉杨庆擅有其地，要于云南梁王，以县为州，授庆参政兼知州事”。说明梁王是迫于要挟而不得不承认了的，看来这不会是个别的情况。段氏统治下的大理，其局势的混乱也相差无几。据《滇史》说：“至正二十七年，此时天下大乱，处处盗起。有回回剌鲁丁等四十一人，栖大理山谷中，朝夕惟诵经，盗胁之，不从，遂皆遇害。”而段氏竟不闻有何善策。如此等等，应当是段梁不得不讲和的主要原因。当然，双方的兵.力也大体相当，根据当时的形势，谁也消灭不了谁，从此逐步进入了相持阶段。《滇载记》云：“未几明玉珍复侵善阐，梁王遣叔铁木的罕借兵大理”，段宝不许，而且“贻书丑诋之”，“梁王见之，恨宝入骨，后蜀兵中道自引归，竟以安全。”按此事无证，明玉珍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已先卒，其子明升在位，则或为明升时事。《蒙兀儿史记》却说：“其后明师入云南，梁王遣使奉金印玉书，诣大理乞援，且许尚主。宝衔前仇，不应”云云。把明升的兵说成明兵，但是，不管这一次入滇之兵属于明升还是明朝，段宝没有出兵救援梁王，当是事实。

检王菘本《南诏野史》有一段关于段梁“通好”的记事，原文如下：“梁王伪号宣光十八年，段宝通好梁王，来朝。时有舍兴自元江攻入善阐，梁王惊惧，宝率兵败之。又破石多罗于海口，梁王升宝武定公，制书云：段宝归附而来，忠勤日著，庸示至优之典，以彰同视之仁，父子立功，四征克捷，可谓三代输忠，乃于戎马倥偬之中，干戈纷扰之际，不徒元朝，而且立勋，特奖宝为武定公，尔其不负初心，永保尔爵，以光大尔赤诚于无穷”云。这一段记事，各本《南诏野史》均见著录，而略有异同。今按其中讹舛不一，通篇可疑。首先宣光并不是梁王的年号，亦无十八年的纪年。再者所谓段宝败石多罗于海口，升武定公，制书褒扬云云，都是段实的事，《中堂事记》中宣谕段实之文，已有：“款附而来，忠勤益著，庸示至优之渥，所彰同视之仁，尚修前效，毋负初心。”等语，各本《南诏野史》也已节录之。又《大崇圣寺碑铭并序》武定公段实事有云：“挫舍利畏三十万啸集之师于滇海之上，破释多罗十余万寇抄之众于洱水之滨。有制褒之曰：若段实款附而来，忠勤益著，庸示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取此与上文所谓段梁通好的记事相对照，痕迹显然，不过易释多罗为石多罗而已。这明明是把段实的事，误加于段宝头上。《滇载记》不载，亦足证其说之后起。然则段梁此时实无“通好”之事，也就昭然若揭了。

此外，还可举出一个有力的反证。《增订南诏野史》载：“洪武五年，（段）宝女兄名羌娜，小名僧奴，又名宝姑者，适建昌土官阿黎。先是羌娜绣一旗，至是将嫁，以旗付宝，嘱曰：'母常语我云，尔父为梁王所害，必当报仇，惟望尔辈长大。我闻母言，故绣此旗，已五年矣。今我嫁至夫家，收拾建昌、东川军马，飞报若到，汝急来应，慎勿违焉’。临行又以诗别宝。”试想，这样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可谓寝食不忘，怎么会有“通好”，“来朝”的事呢？至于至正三十年刻的摩岩《段信苴宝立常住记》，里面虽有“专乙祝愿圣寿万岁，太子千秋，诸位百官高增禄位，唯愿天下太平，法轮常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话，也不足为段元关系趋向好转之证。因为一则碑上明记：“段信苴宝我奉施释觉真自己本山常住三项，开立碑面”，则似此碑实为释觉真所立并撰文，碑里的话不一定是段宝的由衷之言，有可能只是缁徒们惯用的套语；二则就在立碑的第二年（宣光元年，洪武四年），段宝即派其叔段真自会川上表归附，奏称：“迨至故元，不尚仁义，专事暴残。顺帝已遁北方，梁王犹祸鄯阐。……”请求明太祖“垂怜边境，救䘏一方”。这与一年前碑上说的话是完全相悖的。《大理县志稿》说：“明太祖取燕京，顺帝北遁，蒙古元亡。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犹据滇，遣使通好于宝，辞甚卑逊。宝许之和而阴使人赉表降于明太祖。”这当然也不过是段宝的支应手段，未必便是本意。但从表文中对元朝的恶语诋毁看来，《段信苴宝立常住记》中祝圣的话，是说明不了段元关系有什么新变化的。

二

明朝对段梁的离间分化

洪武二年（至正二十九年，1369），两广平，四年（宣光元年，1371），明将廖永忠率伐蜀之师抵重庆，明升出降，夏亡，四川亦告底定。这样，在南方，洪武五年（宣光二年，1372）只有云南一隅还未归明朝的版图，于是取滇之意遂起。这个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劝降，无成，继之以用兵。是年，待制王祎奉使至滇，招谕梁王。诏书说：“蛮夷酋长，莫不称臣入贡，惟尔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帅段胜守镇云南，亦尝遣使告谕，不意蜀戴秦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致使朕意不达尔土。……今因此平送至苏成，称为尔等北使之人，故复使赉诏往谕。”是梁段皆在一律招谕之列，而梁王不从，祎遂遇害。七年（宣光四年，1374），太祖又派入招谕云南，这次的做法却不同了。对梁王和段氏分别颁诏，两通诏书差不多是同时发出的，但内容却有所不同，明显有从中挑拨的用心。其给梁王的诏书说：“惟尔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乃元君遣派，受封西南，孤处遐荒，不谅天意，犹未臣服。以若所为，非贻祸于大理之民，必终毙于大理之手，斯二祸机，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云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有，自汉通中国，称臣朝贡，置唐、宋皆受王封，其来久矣。其因尔元灭其王而统其地，因循百年，未复故物，彼时劫于势力，今元祚既倾，天命已革，尔尚据其境土，不思改图，祸患之报，将不旋踵。今特遣尔亲族威顺王子往谕，如上顺天命，下契入心，即奉贡来庭，则改授印章，系仍旧封，群下皆仍旧官，享福于彼。不然，朕当别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赐以王号，合兵加封，悔将无及。……”给大理的诏书则说：“大理在唐、宋时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今其国乃元君遣派梁王者主之，未复故封。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故特遣使先谕朕意。使回，当发印诰，今尔王臣，开国理民，同享承平之福，尔其审之。”两相对照，明朝廷的意思十分清楚，虽然是劝降，但说法迥异。对梁王主要是胁之以威，特别用和大理合兵，一使其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相挟；对大理则啖之以利，煽动其对元朝和梁王的新仇旧恨，并用封段宝为大理王的口惠笼络之，以绝段梁联合，共同对明的后路，并进而希望引起段梁的火并，收两俱败伤之功，其用心可谓深矣。结果却是，段梁虽没有联合以拒命，但也没有发生如明朝所希望的火并。于是洪武八年（宣光五年，1375），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此行的经过如下；“上谕云曰：'今天下混一，四方宾服，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劳师废财，重伤吾民，卿能为朕作陆贾乎？’云对曰：'云南恃其险远，故阻声教，臣奉陛下威德，晓以祸福，彼必顺附，若冥顽不从，兴师未晚’。遂遣云行。时元梁王使其臣铁和院等二十余人使漠北，为徐达所获，送京师，上释之，命与云偕行，至云南之沙糖口，铁和院等隙曰：'吾属奉使不达，被执而还，罪必不免。’于是共逼云易服，诈为元使，更制书以给梁王。云不从，铁和院等知不可夺，遂杀之。”这次出使又失败了。和平解决既未可能，明朝决定对云南用兵。

三

明兵入滇，段梁同归于尽

洪武十四年，太祖派三十万大军由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征讨云南，一路上“势若拉朽”，大败梁王兵于白石江，遂下曲靖向中庆进逼。梁王走投无路携妻子奔晋宁忽纳砦，共赴滇池自杀，而段氏按兵不动，始终没有以一旅之师援助梁王。史载，“初，王师攻云南，大理段明与其下议关唇齿，然世仇，不欲遣兵相援，至闻云南已平，始惧，乃遣都使驰书二帅。”可见段氏还是看到了段梁两家唇齿相依的关系，但由于积怨忒深，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所以不愿出兵援助梁王，听说中庆巳被占，明军驻兵威楚，大理已危在旦夕，才遣都使驰书傅友德，往返数回，段氏除表示愿投降外，还要求明朝实践从前许下的诺言，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我段氏纳款，意在封王纳贡”，“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要求明军不要攻打大理。但傅友德借口段氏没有出兵配合明军合击梁王，对从前许诺段氏投降后封为大理国王的事一口回绝，态度颇为强硬，至责段氏“词旨桀鹫”，因“拘其使，左副将军蓝玉等率师径进。”由于段梁之间“兵连祸结，疲耗多年”，此时的段氏已成为强弩之末，自然不是明军的对手，洪武十五年（天元四年，1382）二月，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这样，大理段氏与以梁王为代表的元朝政权同归于尽，云南为明朝所统一。

四

段氏作为地方势力退出大理地区

段氏自大理国起，历经末、元两代，在大理地区经营数百年，可说是云南最大的地方势力。明军攻下大理后，“（段）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义至金陵。”明太祖说：“尔（指段明）父宝曾有降表，朕不忍废”，乃授苴仁官雁门卫镇抚，赐名归仁，苴义官武昌卫镇抚，赐名归义。”段氏之世土，至此而绝。明朝对段氏釆取了与元朝全然不同的措施，着意在根除段氏在云南（不限于大理地区）的潜势力，扫清其影响。一方面，把段明及其二子械送京师；同时，对其他段氏亲族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段氏族谱》所载：元末明初，“兵燹频加，锋镝之余生，不无干强枝弱之虞，寄宦迹于他省，以及出嗣别族，散处各邦者，旧谱阙如。”段氏宗族解到南京后，除段明父子少数人外，“头目尽诛”留在大理地区的也无法立足，或远走他乡，或改名换姓。据大理博物馆的同志介绍，他们在文物普查中发现，明兵灭大理后，不少段氏的宗族后代，为了避免迫害，都已改从他姓了。例如：段氏的一支——段德宽系就曾辗转流徒于山东，本省广西（现师宗、弥勒一带）、施甸、漕涧、景东等地。考明军取大理后即改府，改设流官。据本师江应梁教授的考证，其下的土官共二十九家，计土知州二、土知县一、土主簿一、土典吏一、土经历一、土巡检十八、土驿丞三、盐井副使二、正千夫长二、副千夫长一。其土官皆是对明朝有功的少数民族酋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九家土官中只有一家姓段，即云龙州知州段氏。据《土官底簿》载：“段保，本州民，洪武十六年归附。本年十月总兵官札拟本州知州，十七年实授。”增订《南诏野史》说段保是段氏总管之族，王凤文《云龙纪往》却说段保是四川邛州威远县人，少随父流寓云龙，“闻傅友德，沐英已破云南，移兵大理，（段）保乃返，招夷兵四十余人，投沐英随攻大理，大理破，遂入云龙。”“……英以闻于朝，敕赐保云龙州掌印土知州，予世袭。”孰是孰非，有俟续考。即是段保果真是大理总管段氏的宗族，在大理地区大大小小二十九家土官中段姓也仅此一家，而且还是主动归顺明朝，率夷兵随沐英攻打大理有功受封的，这应当是一个例外。从此，统治云南及大理数百年之久的段氏，作为地方势力退出大理地区，销声敛迹。大理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原文注释从略。作者方慧，云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