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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

方国瑜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云南地方史学和西南民族史学的拓荒者,是纳西象形文字研究的第一人,是学术界的一代大师。他毕生从事史地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他在历史学、地名学、民族学、文献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被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国瑜生于1903年1月18日,纳西族,云南丽江县大研镇文治村人。虽然当时家庭条件艰苦,但浓厚的家风学气加之自己的求学欲望,年少的方国瑜就树立了今后的人生方向——励志笃学、以成学人。那时的学人已非古时学人,到了弱冠之年,方国瑜便求学于四方。

1922年夏,方国瑜毕业于旧制中学,乃离乡远游,1923年4月到达北京。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学习勤奋、品学优良见重于师友。方国瑜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与同班好友湖南谢伯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就在这一天发行创刊号,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剑川人张伯简。早在丽江念中学时,方国瑜就读过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对张十分仰慕,得知张伯简在京主办革命刊物,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向导》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方国瑜与谢伯屿、吴平地(中共党员)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临时政府”。当孙中山到达北京时,方国瑜被举为学生代表,进入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入京。

1925年,方国瑜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游行示威时,方国瑜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被打伤。方国瑜不因此畏惧退缩,斗志愈高,为揭露上海“五卅”惨案的暴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宣传。返京后,方国瑜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在这种思想活跃的大背景下,北京当时的文化、学术氛围也极为浓厚,大兴“整理国故”之风。方国瑜自然也就开始从事考据学的学习与研究。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马叔平等人,学习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等科目。经过众多名师的教诲与点拨,学业大进。他一边抓紧学习各门功课,一边开始对一些相关题目进行研究,并把得到的体会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929年,方国瑜同时从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大学毕业,又师从陈垣、梁启超、杨树达等人,学习历史地理、纵横经史。这些都为他后来深入研究西南历史地理之学奠定了广博的基础。

1932年,方国瑜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和北平民国大学国文院教授。不久,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半农的提议与重托下,方国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丽江,开始系统地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字。东巴文字是记录纳西族古老的宗教——东巴教经书的工具。东巴教经书主要记录了纳西族群众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象形文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保存完整并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是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东巴文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东巴文对研究人类早期原始图画文字如何演进到象形文字,以及甲骨文前发生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经过两年多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国瑜完成了《么些文字汇》这本著作(后改为《纳西象形文字谱》)。顾颉刚、郭沫若、李霖灿等学者后来分别对这本书作了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方国瑜开创了研究纳西族文字的先河,他为后来人们继续研究东巴文字提供了极为有用且丰富的理论资料和实践素材。

就在这时,因界定滇缅边境而引起争议。这件事触动了方国瑜的爱国激情与研究云南地理的热情,遂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云南地方史资料。后又拜谒了李根源先生,得“亲履边境,实地考察地方史事”的教诲。经李根源推荐,方国瑜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故在1935年9月,方国瑜亲自到边境做调查,经过傣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专著,此书迄今乃为学术界所推崇,为民族学、边疆史地学之重要文献。

1936年夏,方国瑜返回昆明。袁嘉榖因爱其人、惜其才而强留方国瑜在滇。从此,方国瑜一直就教于云南大学,一直从事着滇史的研究。开始时他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云南通志编审、审定、续修工作,著有《新纂云南通志》中的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等40卷,还审定了全省60多部县志。

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的大学纷纷南迁,全国各地的学者文人涌集昆明。当时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人们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时事政论,而致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停滞,为了能继续深入地研究边地历史事实,在方国瑜的积极倡导下,他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好友一起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并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潜心专注于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筹资编印丛书。这样很快就带动了全国各地对边疆地理问题的研究,与很多著作顷刻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的政策,重视边疆省份的建设。形势一片大好,诸多学科重新焕发生机。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方面更是大为改观,不仅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涌现出这方面的众多人才。1954年,周恩来总理来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时指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方国瑜深为感触,立即响应总理指示,陆续开设了《云南民族史》等科目,并任主讲。后又成立专门研究民族史的研究室、研究所,集中人才、集中优势,将云南民族历史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方国瑜善于把爱国主义结合到教学科研之中,始终坚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5000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他证实自远古以来,在辽阔的大地上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极不平衡,导致了边疆地区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加之各朝统治者虽在各地均有政权设置,但亲和不一,使得历史史籍所载的记述与事实多有出入,边地历史遭到很大程度的扭曲。在中国史籍包括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主要记述汉族的历史,兄弟民族的历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专门记载各少数民族历史的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内容也是极为简略,多少充斥着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所以方国瑜提出,历史地理学者们不能只停留在正统官史上,而应着力深入民间收集一切有关民族、民间史实证据。他在分析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时,力求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充分肯定了各兄弟民族在开发、建设祖国,特别是巩固边疆方面的伟大贡献。既批判了封建史家所谓的“夷夏大防”,也驳斥了否定汉族主导作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建国30多年里,方国瑜作为首任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他积极致力于学术研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渊博知识和一贯学风,对云南地方史、民族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著作颇丰,其价值堪称学术丰碑。先后写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6编、《云南史料目录概况》10卷、《滇史论丛》4辑、《彝族史稿》等10余种巨著,共400余万字。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开创意义和现实价值,对于阐发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和统一,发掘并研究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宝库的贡献,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都有重要的作用。他不但在国内学术界享有盛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着很高的声誉,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文革”期间,方国瑜受到了迫害,但他始终恪守学者探求真理、师者尽责育人的信条,坚守岗位,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心情振奋,在新的路线方针指引下,领导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制定了八年规划。当时方老已七旬有七,但在大好形势下,他仍是胸怀激情地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当中,更加忘我地工作。他努力克服双目失明、部分胃切除等病魔的困扰,以口授和助手做记录的方式,继续从事指导教学和科研的工作,浩繁巨作《云南史料丛刊》就在这时完成。

方国瑜在自述中言道:“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圃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字寻实质。”这正是他通过实践得出的真知,也是他研究地方民族史的心得体会。

方国瑜作为一名教授,培育了大批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的栋梁之材,他先后指导了四届硕士研究生,一个博士研究生。他的学生薪火相传,许多人在民族史、民族学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云南大学历史系也呈现出人才鼎盛的局面。这与自方国瑜担任系主任以来形成的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学风分不开,更与方国瑜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方国瑜教学一贯严肃认真,以广阔的胸襟,着重给学生指引读书门径,传授治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开拓创新的能力。“道德文章美、学问功夫深”的方国瑜在学术界有极高威望,在他的学生中有极大魅力。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勇敢的创新精神,使诸多学生终身受用,是他作为一名教授所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方国瑜于1983年12月24日8时在昆明逝世,终年81岁。他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奋斗了终生。他是纳西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云南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代表。方国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奉献于边疆,奉献于祖国,充分说明了中华各民族亲如一家,共同推动历史车轮的奋进历程。

方国瑜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再向党表示:要求入党是我20多年的愿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的人生目标。根据方国瑜生前的申请,经云南大学党组织讨论通过,报请中共云南省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摘录自杨德华等编著:《历史上云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08~414页。文字部分内容编者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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