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人认为，在护国战争中，蔡锷是唐继尧“左臂右膀”般的部属。这违背了基本史实，实际上蔡锷的职务和地位都不在唐继尧之下，蔡锷是护国军的真正主帅。唐继尧参加护国反袁较晚，约在蔡锷1915年12月19日到昆明的前几天。而在护国川南战事危急之际，唐继尧与英国联系，准备逃亡海外，这是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真实表演。再从晚节比较蔡唐之评价，差别亦甚明显。
【关键词】蔡锷；唐继尧；护国战争；晚节
【作者简介】谢本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刊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有人说，在护国战争时期，反袁护国军的主帅是唐继尧，而非蔡锷，蔡锷不过是唐继尧的部属而已。他们认为，唐继尧是云南护国军都督府都督，护国三个军，皆隶属于都督府，因而蔡锷只是唐继尧的“左臂右膀”，一切“听命于唐公”[1]。又说，蔡锷不过是护国第一军的总司令，却被“篡改”成“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2]。这些论述违背了基本历史事实，且涉及反袁护国军主帅到底是谁的重要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反袁护国战争从云南爆发，战争开始时组织了反袁护国军都督府，又组建反袁护国军，以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为护国军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这是历史事实，然而都督府和护国三军的组建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否认或忽视这个过程是不应该的。
这里需要把蔡锷与唐继尧的关系从头说起。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蔡锷虽然只比唐继尧大一岁，但资格却老得多。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唐继尧则是该校第六期毕业。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军界担任高级将领(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堂总办、兵备处总办、标统、龙州讲武堂总办等职)时，唐继尧还是日本士官生。1911年初，蔡锷来到云南新军任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时，唐继尧任新军管带(营长)等职。辛亥昆明起义之际，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总司令)，唐继尧仍为管带。云南辛亥起义后，蔡锷为云南辛亥军政府首任都督，唐继尧为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1912年唐继尧奉蔡锷之命率兵北伐，路过贵阳，突袭成功，被推为贵州都督。1913年底，蔡锷奉调北京任多种职务，唐继尧回任云南都督。唐继尧回任云南都督，过去认为是蔡锷推荐，而实际是唐继尧自己活动的结果。蔡锷在致友人电中就曾说：“中央决定以唐督继任(云南都督)。某之野心勃发，志在取代，运动所部军官联电陈请”的结果。最后说，“此电内容，勿泄为要”[3]。从这一大段历史来看，唐继尧一直是蔡锷的后学和部下。
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酝酿之际，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脱险来到昆明，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帝制复辟的斗志。昆明大街小巷出现了男女老幼奔走相告、喜形于色的局面，对云南反袁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加速了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蔡锷到昆后，滇军将领为蔡锷设宴洗尘。蔡锷作了简短致辞，说明来意，辗转来到云南，就是要和大家一道，共同努力，“打倒洪宪！”时任云南都督、主政一方的唐继尧在会上称蔡锷为“老前辈”，并说：“大家同心同德拥护老前辈所指示的打倒袁世凯和救国的一切方针。”与会者皆举杯敬蔡[4]。
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主持下，云南举行了两次准备讨袁起义的军事会议，歃血为盟，并进行了庄严隆重的讨袁宣誓仪式。宣誓后讨论了筹组护国军都督府和护国军等问题。在会议上，谁出征(任护国军总司令)、谁留守(任护国军都督府都督)，曾进行反复的讨论。蔡锷首先表示，希望自己率兵出征。唐继尧表示谦让，自己出征，希望远道而来十分辛苦的老前辈蔡公留守。李烈钧以蔡锷行辈较老，亦劝蔡锷留守。蔡锷进一步表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愿意效命疆场，率军出征，由唐留守。如此“反复辩论不已……情词诚挚，至于泣下”[5]。最后讨论结果，与会者商定，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定名出征者为“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留守者为“中华民国云南护国军都督府都督”(又称“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都督”)。二者地位没有高低，公事彼此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内外(双方)同意[6]。这就是说，蔡、唐二人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公事用咨文，而不是“命令”“指示”或“请示”“报告”。这就明确了蔡与唐，在护国战争中，不存在谁是谁的下属问题，当然也不存在“左臂右膀”或“听命”于某公的问题。
会议明确，由蔡锷任护国军总司令。先组建第一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后因形势发展，蔡锷专注川南主战场，乃将护国军扩编为三个军，蔡锷专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否认这个过程是违背护国战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即使为此，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地位相当特殊，事实上相当于总司令，只是不负责指挥护国第二、第三军而已。关于这一个问题，不仅有回忆录证实，还有《规约》文件白纸黑字的规定。都督与总司令(即第一军总司令)各自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与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规约》，做了如下规定：“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本军义不从贼，决计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兹先行编制护国第一军，公推总司令一人统率全军，专任由川进攻事宜。滇黔都督暨总司令，各有职责，特定规约，以资遵守。(一)关于滇黔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二)关于配置军权、筹备粮饷，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三)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四)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黔都督领衔行之。”[7]
《规约》的规定是明确的。事实上，在整个护国战争期间，蔡锷不仅不是唐继尧的部属，而且起了主导作用，是护国军的真正主帅。所以战后蔡锷被称为“护国军神”，是当之无愧的。湖南邵阳蔡锷故居生平业绩陈列馆搜集到的文物中，有两枚蔡的证章，一个刻写的文字是：“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蔡”，另一个刻写的文字是“总司令官”。在陈列馆搜集到的部分《共和滇报》中，蔡锷所发电文头衔用的就是“护国军总司令官”。这些都可以证明，蔡锷曾是护国军总司令，这是客观事实，不存在谁“篡改”的问题[8]。
唐继尧参加反袁护国战争，有一个迟疑不决且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
唐继尧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在云南辛亥起义中是有功的。但在1912年率北伐军入黔，控制贵阳后，却实行大屠杀，怨声载道[9]。“二次革命”期间，唐继尧又派兵讨伐熊克武，发表讨熊“誓师词”[10]。由黔返滇后，唐继尧追随袁世凯，愈走愈远，镇压响应“二次革命”的大理杨春魁起义，杀害辛亥腾越起义领导人张文光，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杀戮反袁人士同盟会员蔡济武等[11]。而滇军第二师师长沈汪度声言反对帝制，亦“一夕暴卒”[12]。这些唐继尧都很难脱掉干系。
1915年夏秋之间，袁氏帝制活动公开化，受到革命熏陶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开始酝酿武装反袁时，曾探询唐继尧的意见，可是唐继尧“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13]。所以才有滇军军官们决定拟对唐继尧采取以下措施的决定：“(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送往安南。(四)如赞帝制则杀之。”[14]可是唐仍“迟疑久未决”[15]。他获知蔡锷即将来到昆明时，反袁态度才明朗起来。正如蔡锷所说：直到王伯群到滇，将蔡锷电报送到，“蓂(唐继尧，字蓂赓)意遂决”[16]。而这以后的第五天，即1915年12月19日蔡锷来到了昆明。这就是说，大约在12月14日前后，唐继尧才明确参加反袁斗争。李烈钧的回忆，也可证明这一点。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入滇，策划讨袁。但李烈钧到达滇边，却遭到阻拦，不许入滇。李烈钧气愤之余，给唐继尧一电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17]此电发出第二日，才被允入关。李烈钧到昆之日是1915年12月17日，比蔡锷早到两日。也就是12月十四五日，唐才允许李烈钧入关。这也可以证明大约就是蔡锷到滇前五日，唐才下定决心讨袁，欢迎李烈钧、蔡锷入滇的。这是蔡锷、李烈钧当时的记录，也许比后来的回忆更可靠。
有人认为，唐继尧反袁是早已决定了的。他在1915年9月11日、10月7日、11月3日召开的3次秘密会议就是证明。这3次会议的真实性有人提出了怀疑[18]。退一步说，3次会议即使是真实的，细读其开会的内容[19]，也是含糊不清的。秘密会议是针对袁世凯，还是针对革命党人，颇值得玩味。其时，革命派人士已经把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放在云南，即“专恃云南”[20]。因此革命派及爱国人士陆续集中于昆明，云南反帝制运动已发展到了顶点，唐继尧深感“再敷衍将会发生于已最不利的严重后果，于是一方面表示反对帝制，以缓和愤激的人心，一方面把反对帝制最积极而又最亲信的邓泰中、杨蓁两团部队派去昭通，说是边境有匪，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肘腋之患，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再便宜不过的”[21]。这是唐继尧“一举两得”的“两面手法”，却欺骗了不少人士。
当然，唐继尧最终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客观上对护国战争的推动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的参与，统一了全省反袁力量，促进了省内外反袁各派的联合，增强了云南护国起义的安全感，功不可没，应给予较高的肯定评价。
反袁护国战争中，曾经出现过4个战场，即川南战场、川东战场、湘西战场和滇南战场。这4个战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护国战争作出了贡献。然而，也应指出，在这4个战场中最主要的是蔡锷指挥的川南战场。川南战场是护国战争的主战场，它的胜负最终决定了护国战争的胜负。
蔡锷作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指挥了川南战场。1916年1月12日，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占领了川南重镇叙府(宜宾)，首战告捷，军威大震。继之，蔡锷率第一军主力第二、三梯团董鸿勋、何海清、朱德、禄国藩4个支队3 000余人从贵州进入云南，进攻矛头直指川南另一重镇泸州。
当时，在泸州附近已集中北军兵力超过1.5万人，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而且后援还在不断增加。护国军中路主力，加上已投入护国军的川军，不过5 000人，只相当于泸州北军兵力的1/3，而且缺乏后援，战斗打得相当艰苦。在1916年2-3月间的40多天里，是护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正如朱德回忆说：此时“川南全部化为战场，一连激战四十五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22]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泸州形成拉锯。蔡锷说：“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之后第一战也。”[23]蔡锷身患重病，却始终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平均每天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24]。由于敌强我弱，疲劳过甚，牺牲惨重，又无后援，护国军一度处于几近崩溃状态。
在川南战事过程中，唐继尧不仅没有给前线护国第一军任何支持或援助，且在战争十分紧张危急的时刻，蔡锷多次呼吁、请求坐镇后方的唐继尧支援人力、物力。可是，唐继尧不仅拒绝理会，甚至被吓破了胆，准备逃亡海外。1916年2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密电英国驻昆明总领事询问情况后，“领事报告，滇军在四川受挫，督军(指唐继尧)询问若他流亡到英国领土可否受到保护。我答以：'他将如同政治难民受到豁免。’”2月28日，朱尔典又函告，“云南内部不太稳定，唐继尧在安排逃亡”。次日，英国驻昆明总领事电告朱尔典：唐继尧即将去职。朱尔典命令昆明总领事不要阻止唐继尧去职[25]。这些首次公布的英国档案，说明唐继尧参加护国战争不仅是被迫的、不坚定的，且在危机来到之际，还企图逃亡海外。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产生动摇，这是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真实表现。只是到1916年3月，川南战事趋于稳定，唐继尧才未再提及逃亡海外一事。唐继尧虽未最终出逃，然而其动摇性却暴露无遗。这个形象与蔡锷在川南的顽强战斗，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锷指挥的护国军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战争的正义性和高涨的士气、毅力熬过来的。护国第一军代参谋长石陶钧回忆说：“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其疲惫之度殆已无可拟语，赖以支持者，精神之兴奋耳。”蔡锷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伸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仅存之3 130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后苏之兴奋剂”[26]。终于挽回了败局，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危急的时刻，一个坚持战斗，一个企图逃跑，两相对照，差距何其巨大矣。
在1916年2-3月间，川南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唐继尧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自己还想逃跑。但是在同年5-6月间，护国战争胜利在望，战事行将结束之际，唐继尧却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企图大举北伐，会师武汉[27]。这是要干什么？这件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讽刺说：“古者天子有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魅力伟矣。”[28]又说，滇军在护国战争行将结束之时，派兵入川，“未解命意所在”，“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是幸”[29]。可惜唐继尧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最后卷入军阀混战。这样，护国战争就成了唐继尧一生声望的顶点，也成了他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逐渐堕落为“军阀”。唐继尧晚年成了“军阀”一事，在笔者论著作中有所反映，因此要同我辩论的人不少。这不是我首倡的结论，中共党史的著作也是这么写的。他们却说，是我的研究结论影响了中共党史的评价。我说，历史不能颠倒，还在我出生前10年，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开创时期，就作出了唐继尧是军阀的结论。那时我尚未出生，又怎么去影响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决定呢？直到2016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一卷(1926～1950)，仍然坚持这一观点[30]。《中共昆明地方史》也持有同样的观点[31]。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主持拍摄的大型政论片《复兴之路》，出现了唐继尧的镜头，不过不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地方军阀的代表人物出现的。
尽管唐继尧在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功绩，但晚节不保，却是不争的事实。晚节，是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因而应成为评价历史人物标尺的重要原则。有人为唐继尧辩护，对这一评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晚节定性论”“以晚节论一生”[32]。固然晚节不是历史人物的全部一生，但却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关键点，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重视晚节，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重视晚节的民族。南京夫子庙晚晴楼，取李商隐所作“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诗句，反映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晚晴的赞赏。人们重视晚晴，也就是对晚节的高度重视。蔡锷虽然只活了34岁，不无缺点，但一生却做了不少好事。更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最后一年，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高举了反袁护国大旗，为人民立了新功。而在他声望达到顶点时，却忽然病逝，完美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对这种崇高的晚节，评价自然也就高了。唐继尧活了44岁，虽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在辛亥、护国中有过功绩，但最后堕落为军阀，为大革命浪涛所掀翻，晚节至少是不佳的。晚节不保，对其一生的评价受到某些影响，并不奇怪。以晚节而论，蔡锷与唐继尧境界不同，评价差别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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