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年间，金鸡纳霜主要作为一种抗疟退烧祛病的良药，是“瘴区”患“瘴气病”普通大众的一种“圣药”，这种“圣药”主要产于东南亚一带。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假若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一带，中国的金鸡纳霜进口将面临极大的困难，这对处于疟疾环绕阴影之下的云南而言，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中国医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早在1936年第四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昆明市医师公会提案《请政府设计大规模栽培金鸡纳树案》，建议在云南大规模种植金鸡纳树，以实现金鸡纳霜的自给。在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的支持下，以林务处处长黄日光为首，在云南河口坝洒农场试植金鸡纳树成功。这在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的抗战热情，为抗战期间的移民垦殖和边地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云南; 金鸡纳树; 种植; 抗战;
作者简介： 付春，云南江川人，博士，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南边疆史地文化。原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2期。
金鸡纳树，原产南美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的原始森林，又称为几那、机那、规那。金鸡纳树传到东南亚后，印度和爪哇建立了金鸡纳园。1930年印尼的金鸡纳产量占世界的97%,1938年世界产量为1306万公斤，其中印尼1119万公斤，几占85%[1]。17世纪末，金鸡纳树皮传入中国，旋即被接纳为传统中药材。金鸡纳霜几乎撑住了中西抗疟大局几百年，至今仍是抗疟主力药物之一。而在民国年间，金鸡纳霜主要作为一种抗疟退烧祛病的良药，是“瘴区”患“瘴气病”大众的一种“圣药”。
一、抗日战争期间云南金鸡纳种植的背景
民国年间，金鸡纳霜能够治疗疟疾，这在医疗界已经是一种共识。特别在西南，由于“瘴气病”蔓延，“鉴于金鸡纳霜不特可为医药之用，尤能克制此种'瘴气’”[2]。因此，金鸡纳也被认为是“自17世纪中叶以来，三百年来居惟一之抗疟圣药地位。刘经邦曾引著名内科大家欧氏的言语说：“若有医生至今日尚不能以奎宁治愈疟疾者，可以不必行医矣”“根据以上种种说明，奎宁仍为今日（治疟）唯一圣药，绝无疑问”[3]。
由于中国不生产金鸡纳，完全依靠从荷属爪哇一带进口，一方面导致价格昂贵，加大了患疟百姓的负担。如阮淑贞所言，“贫病交迫的人，面对这种特效药，只有自叹命薄而一任瘟神来摧残蹂躏了”[4]。但不独云南金鸡纳制品价格昂贵，全国各地也基本如此。如广西桂林，1937年的批发价格，治疗疟疾用的进口西药奎宁（金鸡纳霜）为1瓶500（粒）36.83元，1市担上等大米5.94元、猪肉27.13元、干黄牛皮12.74元、桐油29.62元，要6.2市担上等大米，或1.3市担猪肉、2.9市担干黄牛皮、1.2市担桐油才能换到1瓶奎宁[5]。在贵州，“近来疟疾的流行也极严重，患病的人既多，药品的输入又艰难，疟疾最有效的金鸡纳霜每颗价高一二元之巨”[6]。“缅甸失守，国际交通梗阻，'奎宁’与'阿的平’价均飞涨，战前两三角钱可以治愈一人者，今则非数百元不可。前方数百万将士，后方数万万民众，如染疟病，十有八九无力服此贵药者”[7]。而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大量的药品进口基本上是从海上而来，应该是得天下之先，但其金鸡纳的价格也惊人，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购买[8]。可见进口金鸡纳在全国的售价太高，直接影响了疟疾患者的治疗。
另一方面国家的税收资源也大量流失。对于进口金鸡纳导致外汇流失之问题，也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如云南当局认为“唯金鸡纳霜可采制药饼，为治疟特效药剂，向为爪哇所独霸，极宜自给自足，以杜绝漏卮”[9]；刘经邦认为“奎宁之来源，仰给国外，漏卮之巨，固足惊人。挽回之法，惟有提倡奎宁母植物辛可纳树之种植，及设厂自制”[3]。李安邦在调查后也建议“拟仿荷兰防疟办法，在气候土质适宜之区，便植金鸡纳树，以防疾疫，而塞漏卮[10]。台湾第二模范林场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国闽、粤、云、贵等省久为疟疫之乡，需药殷切，而前方作战将士尤需多量医药，年轮外汇漏卮至为惊人”[11]。刘绍光认为“各种疟疾，流行至广，为害至巨；金鸡纳霜之进口，年以数百万元计，输入愈多，损失愈大。”[12]上海江海海关从1913至1918年的洋货进口物资中，金鸡纳霜及杂质金鸡纳霜就占了大头，合计花费454238海关两。1935—1937三年间更是花费了4095929海关两白银购买各国的金鸡纳霜[13]，足见数额之巨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盛产金鸡纳霜的东南亚一带，导致金鸡纳及其制品供应断绝，由此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查近世治疟之特效药为天然之'奎宁’与人造之'阿的平’两种。自日寇占据东印度，'奎宁’已入敌手，来源断绝”[7]。“吾国医药界由来胥赖国外输入，此药国内举行始终场所不多，且又未能普遍推广种植，故而目前之供应问题尤为重要”[14]。且“二十七年夏秋间，大江两岸作战部队，患疟者之多，几占所有人数三分之一以上。防治方面，需用奎宁数量之巨，概可想见。然当时仍以奎宁未能充分供给，致使部队患者，未能立时肃清，影响于作战者实大”[3]。即金鸡纳进口断绝的话，中国的整个疟疾防治，特别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瘴区”省份的“瘴气病”的治疗，将会大受影响，这对于以西南为大后方，进行移民屯垦、驻军防守等抗战建国大业将受到巨大影响。
在1936年第4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昆明市医师公会向全国医师联合会提案《请政府设计大规模栽培金鸡纳树案》，认为前次世界大战时，金鸡纳即大感缺乏，我国至今无此树栽培，设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中国与别国发生大战时，来源断绝，疟疾战事尤易传播，军队民众之健康，均堪忧虑，云南、广东、广西若干区域，气候均近热带，急应从事试验，大量栽培，庶十年后得以自行供给”，由此提议“由卫生署派遣专家在两粤、云南多处设立试验场，试行种植，一有成效，即从事大规模栽培”[15]。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医师联合会的首肯，并于1936年2月22日以全国医师联合会的名义向全国卫生实验处发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卫生实验处处长刘瑞桓的名义于3月5日复函全国医师联合会，认为医师公会提案“语重心长，具佩卓见”，但鉴于属卫生实验处的职责，“只能负责促请国内医药研究机关注意，并请地质气象调查机关设法测定适于奎宁树生长之地域，以备他日造林”。同时还详细列举了全国卫生实验处化学药物系签注的不能迅速在国内栽植的具体意见：“查奎宁树（金鸡纳）不易培植，收获既需相当时间，而届时能否收效又属疑问，远不能以普通造林同日语。”仅将种种困难一一缕陈伏维鉴查：“培植奎宁树技术上之困难。奎宁树种类甚夥，但多数仅含少量奎宁，非种子之选择得法决少成功希望……地域选择之困难。奎宁树生长之地须高出海面2500尺至10000尺，温度须在摄氏表2度至21度之间，空气及地气均须有相当之温度，种子成熟时更须由短时间之干燥天气。综合化合物之竞争。综合化合物日渐发达，奎宁代用品之适于药用者不一而足，我国今始培奎宁树，纵令成功亦须二十年后方可利用，届时或已有更价廉效高之奎宁代用品问世，亦未可知。”[16]即对于在两粤、滇、黔种植金鸡纳树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对即使金鸡纳树种植成功但由于其他奎宁替代品的出现，也会使得种植经济前景黯淡，因此提出卫生实验处“只能负责促请国内医药研究机关注意，并请地质气象调查机关设法测定适于奎宁树生长之地域，以备他日造林”的建议。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画报》就刊载了一篇文章《日本视为禁脔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认为“爪哇之四大主要出产物中，治疟疾之金鸡纳霜，供给全世界需要百分之九十五，其售价及分销权均操于荷兰人手中”，假若日军占领爪哇后，其对世界的供应肯定是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吾国医药界由来胥赖国外输入，此药国内举行始终场所不多，且又未能普遍推广种植，故而目前之供应问题尤为重要。”[17]此时，就连美国的奎宁也出现了供应紧张，如1943年6月30日《新天津画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金鸡纳霜来源已断美国内疟疾猖狂》，认为自爪哇被日本占领后，金鸡纳霜向美国之供给已告杜绝，因此美国对于国内之疟疾猖獗极为焦虑：“最近美《星期杂志》曾刊载美海军军医总监玛金大佐所撰文章，汇称疟疾为美军最大之强敌，如西南太平洋战域，美军约一半已患疟疾，某部队曾有四千名兵士收容于野战病院，其后有一千名被送往美国国内也。”美国只有自己想方设法种植金鸡纳树。1934年，美国茂克药材公司，在瓜地马拉开设农场试植荷属南洋之雷球种金鸡纳树，约有二千株。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这些金鸡纳树并未成片栽植及成熟，还未达到大规模医用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官菲休上校，自菲律宾乘飞机携出雷球种子二百万粒，已在格素了尔美国政府农场栽植，其幼苗分发秘鲁、巴西、墨西哥、瓜地马拉、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格拉瓜诸国下种”。而且这些国家需和美国签订协定，所产金鸡纳霜需供应美国，如“秘鲁于1942年10月间，与美国订立协定，规定秘国所有金鸡纳树皮以及鸡纳制造厂之出品，除应国内需要外，一概售与美国军需公司，秘鲁制造厂未有出品前，所需鸡纳，由美国军需公司供给”[18]。
二、民国时期云南金鸡纳树的种植
种植金鸡纳树的主要提倡者是时任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西林（张邦翰）。张邦翰任云南省建设厅厅长期间，经过多方努力，寻得金鸡纳种子。“建设厅厅长张西林氏设法向外购入荷属爪哇金鸡纳种子八安士”[19]，“此项种子，颇不易得。荷兰一地，政府严限多量出口，其多数出口，征税甚重。余多方分函国外各至友索讨，仅得少数。”[20]具体领导人是黄日光（黄晃），其先后任云南省建设厅技正兼林务处处长、全省行道树保植局局长、云南省汽车管理处处长等职[21]。而具体负责人则是河口坝洒的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场长张吉亮。
1932年7月云南就开始试种金鸡纳树，“初试之地点在绿（应为禄）丰村林场，由厂长张励辉君管理，发芽幼弱，经一星期全数萎死”[19]。“第二次试验较佳，三星期后又死去，第三次在开远试种，第四次在蒙自，皆相继失败，第五次在河口试验，发芽旺盛，但只三叶，与金鸡纳对生叶不同，始知在途中为人所易去，后全数放弃”[2]，可见种子得来之不易。其后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再特托英国领事载利氏用外交公牍包箱重新自印度之加尔各答购买八安士之金鸡纳种子寄达云南，因得于播种。鉴于多次失败之教训，“今次对于播种方法详加考究，仍在本场试验，又经第八次之失败直至第九次乃改用玻璃箱播种，对于温湿及阳光善加调节始育得幼苗两千余株，但长至能定植之苗木，则为数约1800株。其中300余株植于本场阴桥之山上，一部约1200株移植于离河口约二十公里之红河东岸坝西唯善庄中，此乃本场能有金鸡纳树栽植之历史也。”[19]
云南在河口试植金鸡纳成功之后，就开始拟定了一系列的推广计划：一是，五年内（即由民国三十年起三十四年止）在河口附近推广栽植金鸡纳100万株，以每300株占地1亩计，其栽植面积3333.33亩；二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内在车里、南峤，各设一金鸡纳试验场；三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内在内屏、桥头，各设金鸡纳苗圃，如半年后育苗成功，可供定植，则改为金鸡纳试验场；四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内在元江、思茅各设一金鸡纳苗圃，如半年后育苗成功，可供定植，则改为金鸡纳试验场；五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车里、橄榄、镇越各设金鸡纳苗圃，如半年后育苗成功，可供定植，则改为金鸡纳试验场；六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南屏、桥头、元江、思茅、车里、镇越、南峤等处，各择适地推广栽植金鸡纳100万株；七是，民国四十年（1951年）筹设金鸡纳霜制造厂，其地址俟成立时另定之。在研究方面：本场自成立迄今，因经济短绌，对于试验研究，尚未注意，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起，拟举行下列试验：第一，金鸡纳树之抗病育种试验，选出能抵抗病害之品系，以供繁植推广之用；第二，金鸡纳之特性调查与品种观察，明了金鸡纳树各品种之特性与所含金鸡纳成分之关系，以作选种及育种之根据为目的；第三，金鸡纳树之插条试验，选取优良之母本后，用无性繁植插条法以得以纯系，而免再行混杂，并研究金鸡纳对于插条成活数之多少，以为将来大量繁植之用；第四，金鸡纳树肥料试验，了解金鸡纳对于氮磷钾三要素之需要量，以供施用各种肥料之配合量之参考；第五，金鸡纳树之栽植法试验，求金鸡纳树对各种类幼苗，与定植之距离适宜之尺度；第六，金鸡纳树虫害试验，研究为害金鸡纳树之各种虫类之生活史，及其防除方法。
为了实现以上之推广及研究计划，拟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第一，应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选派技术人员前往加尔各答、锡兰、越南等考察金鸡纳树在各地之试验及栽植情况。第二，应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成立栽金鸡纳树技术人员训练班，招生五名，两年毕业，以供试验研究之下级干部及大量栽植金鸡纳时工作人员之需，此后得体察实际需要，随时设立之[22]。
三、云南金鸡纳种植成功之影响
金鸡纳树在云南的种植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省份的种植热情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医药界就刊出一则消息，认为西北宜种植金鸡纳树[23]，但鉴于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这一消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云南试种金鸡纳树取得成功之后，在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种植金鸡纳树的热潮。如广西开始试种金鸡纳树[24]，业已取得了成功。《资源委员会公报》也在1942年第3卷第5期以《桂省试种金鸡纳霜》为题报道了此事。1948年在广西的龙州也试种了金鸡纳树，云：按金鸡纳霜树为重要国防经济树，今后当以此项业务为本场中心工作，候印尼技师抵达后，始着手栽种。至他日造林地位，拟在本场大青山场地举行。”[25]
在云南影响下贵州也于1939年开始种植金鸡纳树[6]。海南岛也在1948年播种金鸡纳，同时设立华南农业试验场保亭金鸡纳林场[26]。而抗战胜利之后，台湾从日本人手中收归祖国，在日人种植金鸡纳良好的基础之上加大种植金鸡纳树的规模，目的就是“闽、粤、云、贵等省久为疟疫之乡，需药殷切，而前方作战将士尤需多量医药”[11]。云南试植金鸡纳树成功或多或少对这些省份金鸡纳的种植有着积极的影响，之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种植金鸡纳树抗击疟疾的浪潮。
云南试种金鸡纳成功的消息为全国各大报刊所刊载，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对于西南瘴疠的治疗与瘴区的开发具有积极的作用。如《云南试植金鸡纳霜成功》云：“经七次之失败，卒不灰心，又经拨款二千八百元，向印度加拉吉达地方购得籽种，派员往红河沿边一带再加研究，力事试验，结果遂告成功，现栽成者已达万余株，与印度所产无异。近建设厅计划，拟再就红河沿岸广为增植，以期逐渐推行至思茅内陆各处云”[27]。《黄日光试种金鸡纳树成功为药物自给之佳音》认为“黄日光氏于云南禄丰村林场试植金鸡纳霜树，初起曾失败，经历年研究，已获成功，现已有一万株以上之繁殖。将来不难推广至各地，诚战时药物自给之佳音”[28]。此后，云南试种金鸡纳成功所产生积极意义的文章不胜枚举[1]。
云南省政府对试植金鸡纳树成功较为自豪，也加大宣传力度，并聘请中央摄影场专业人员到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摄制河口移植金鸡纳及其他热带作物的宣传影片[29]，作为诚邀华侨归国投资宣传演讲所用。由于河口试种金鸡纳成功，引起国内外实业界的关注，因此国内外人士到场参观或国内团体及农业机构来函询问栽植方法者日愈众多，甚或有机构直接到场索取金鸡纳树苗。面对这种情况，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给云南省建设厅发函请示如何应付此事：“今后来索取予种及秧苗者，究应如何应付？”建设厅指令：“应持有本厅之正式公文或手谕，方能诧取，否则概行拒绝可也。”[30]同时此类树苗并非无偿供给，而是定价出售，并且价格不菲。惟母株新币二角，似觉过廉，应以四角收缴，即将此项苗价，作推广事业费用。”[31]同时，对于试验场之金鸡纳所患病虫害，悉心照顾，“二十八年春，在幼苗及数年生之枝干上发现病菌，经清华大学助教周家炽先生同往检查，计发现细菌病种，而寄生于距地五寸之茎内，使树之表皮破坏而质腐烂，病之剧者可墨粉而使枝叶枯黄而死，今已在极力设法治除此种病菌矣”[1]，进行了积极的防治。
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及华中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战区难民之流亡后方者，约为八千万。国人之热心于救济事业者，群起倡议移垦，宏文巨著，散见各战时刊物者为数极夥，如严德一、林崇镛、王宏志等”[32]。利用这些难民垦殖边疆，开发西南富源，让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建国大业做出贡献，即所谓“抗战以来，内陆边疆的开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开发边疆以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一方面是开发边疆，容纳中原沦陷后省区的人力物力的后撤”[33]。而移民垦殖云南，则被纳入了议事日程，“惟此时欲筹有效之救济办法，当大规模举办垦殖事业，以广收容，亦唯有边区旷地，始能满足大规模移垦之需要。故移民殖边为抗战期中赈济之后要政”，认为云南乃大规模移民垦殖的首选地，尤以云南边区，外接缅甸暹罗，内邻腹地，在世界战争蔓延中，亟应辟为垦区，加紧国防准备，以资保护”[34]。在全国移民垦荒云南的舆论浪潮中，云南省建设厅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也刊印了《垦荒法案》[1]，列举中央颁布法规及云南单行法规，积极准备移民垦荒。并划定垦区，如“普思沿边一带———临江、普文、佛海、南峤、镇越、江城———已被划为垦殖区”[35]。
但垦殖云南，开发西南富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云南的“瘴气”。云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原人眼中“蛮烟瘴雨”之地的代名词，也是瘴疠之区、死亡之地。民国时期，由于瘴气的存在，云南各地流传着“要过某某坝，先把老婆嫁”[36]之类的谚语。而瘴气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如各地均出现诸如“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旧尸抬去未下土，新尸又在竹楼上”之类的民谣[37]。由此瘴气导致边疆各地“野有饿殍而地有弃货”[38]，商旅视之为畏途。瘴气严重阻碍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从中可略窥一斑。正如季树人所言：“过去（云南）不能开发之原因，其最显著者，有下列三点：一是交通的限制，如道路阻险，匪盗横行，语言不通，习惯互异，予移居者以无限的困难。二是疾病流行，最著者为流行各处之热带行疟疾（即瘴气）因医药缺乏，死亡相继，予移居者以可怖之印象。三是西邻澜沧一带之卡瓦为患，及僰民因过去汉官高压，激起对汉人之恶感，至今有多处仍未融洽。”[32]后晋修也认为：今多数地带，尚处于疟疾及黑水热祸患中，且此等疾病，尤为扩大流行之趋势。若不迅速设法防治，其影响于抗战前途，及民族民生者何堪设想。[39]”而云南就土地利用而言，因疟疾流行，“居民死亡率大，倘卫生建设仍无实效，将恐每方里五人之比率，亦难继续保持。故土地日就荒芜，废弃极多，近查疟区普通耕地，租植不及昔年十分之一。梁光商调查了疟疾最为严重的思普沿边八县区的荒地，统计如下：
普思沿边八县区之荒地
“如上表八县区之统计数字，可耕荒地，亦千余万亩，假若移民垦殖，每户授田50亩，则可容20余万户，约百万人，每亩生产值以国币5元计，则可增加国富五千余万元，数殊非小”[36]，足见云南因疟疾死亡而导致大量土地抛荒，假若能在保障垦殖难民生命安全的基础上，仅思普沿边一带就可以容纳百万难民，可见移民垦殖，开发富源是具有可行性的，但前提必须是能够有效防治疟疾。正如张凤歧所言：“这几年，为疟疫所传播，传染病害得真可怕。害怕到什么程度呢？那样死亡率可惊，作者可以下一预断：长此下去，汉人不出十年可以完全被瘴疟所消灭；土著民族也必须人口锐减而恢复到洪荒太古”，所以，“假若云南省推行难民垦荒，则除难民身份须是农民外，还要注重垦殖的自然环境。换言之，要注重卫生”[33]。主持试种金鸡纳的建设厅林务处处长黄晃（日光），充分认识到金鸡纳在云南试种成功对于治疗瘴疠与开发瘴区的作用，其于1939年6月16日在应云大生物学会邀请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作了题为《云南试种金鸡纳与开垦瘴区之关系》的演讲，就云南种植金鸡纳树与瘴区开垦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释，并对今后在云南大规模种植金鸡纳树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对于国家抗战经济之资源非常重大，此目前之局势而论，西南边地之发展，尤为不可缓之急务，无论为抗战其中之物质资源设法推进之计，回味战后国家经济维持其平衡计，云南西南边地之开发实负有重大之责任”“卫生设备乃为移民之先决问题，苟卫生无相当之设备，则移民不啻送死，边地以瘴毒为流行，防治之法舍金鸡纳莫属，故推广种植金鸡纳，实为开垦瘴区之先锋，人民亦可以此保卫其生命，建厅早有鉴于斯，已作精密之设计，”[40]梁光商说：“金鸡纳树之雄姿，已迎风挥舞于河口附近高山之上……用金鸡纳树之雄姿，扑灭滇南疟疾，随刻实行开垦，以发展国民经济……用金鸡纳树之雄姿，扫荡滇南瘴气。”[36]云南各界也充分认识到金鸡纳霜对于扑灭瘴气的重要性，“今世已有绝对特效之治疗剂（指金鸡纳霜），自不必再以神秘视之”[38]。所以云南金鸡纳的试植成功，无形中解放了瘴区人民心中的一个心结，打消了他们对“瘴气”的恐惧，这对开发云南具有积极作用。
云南的“防疫抗疟”工作“是决定此次中日战事胜败的一个因素”[41]。而抗战期间云南金鸡纳的种植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提出的，也是在中国抗疟特效药品力图自给的需求下提出的，这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及国家安全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同时，在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金鸡纳树在云南的种植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省份的抗疟药材种植及大后方的抗战热情，对抗战时期移民垦殖及开发西南富源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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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令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应持有本厅公文方能挖取金鸡纳种一案[N].云南省政府公报，云南省建设厅指令林字第二八二号（建设）第十一卷第二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31] 建设厅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准将金鸡纳照定价出售[J].云南省政府公报，1936,(9).
[32] 季树人.滇边车里移垦计划[J].西南导报，1938,(2).
[33] 张凤岐.瘴疠与云南人口）[J].西南边疆，1938,(3).
[34] 林崇墉.移垦问题之商榷[J].新经济半月刊，1940,(1).
[35] 王宏志.边防前卫之滇南[J].云南青年，1941,(4).
[36] 梁光商.云南思普区之疟害及其对策[J].青年月刊，1940,(2).
[37] 文婷.适应与生存---西双版纳湖南人研究(1959-2005)[D].云南大学，2006.
[38] 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39] 后晋修.思茅之疟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附图表）[J].西南边疆，1938,(3).
[40] 黄日光演讲.立鹤记录.云南试种金鸡纳与开垦瘴区之关系[N].益世报，1939-06-16(4).
[41] 花新人.迎美国抗疟团[J].西南医学杂志，19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