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末清初，云南地区战乱频仍。直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才逐步得以复苏。在云南由乱到治的过程中，该地区的佛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并与其他文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生产和文教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清初云南佛教的复兴与前后宦滇二十余年的王继文密切相关，然学界对此关注甚少。今以云南方志及其他史料为据，探讨王继文扶持云南佛教之举措与原因。
关键词：王继文；清初；云南佛教；举措
明末清初，云南地区战乱频仍。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才得以复苏。在云南由乱到治的过程中，云南佛教也得到复兴。然清初云南佛教之复兴，学界关注甚少，唯王海涛《云南佛教史》、肖耀辉等著《云南佛教史》与昆明市宗教事务局等编《昆明佛教史》略有提及。考诸云南方志，清初云南佛教之复兴与前后宦滇二十余年的王继文关系最为密切。今以云南方志及其他史料为据，探讨王继文扶持云南佛教之举措与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王继文（?—1703），字在兹，汉军镶黄旗人。《清史稿》附其行事于《伊辟传》后，较简略。乾隆《陕西通志·职官》、雍正《江西通志·秩官》、雍正《浙江通志·职官》、康熙《云南府志·官师》及乾隆《云南通志·秩官》等俱仅载其官职与任职年份，道光《云南通志稿·名宦》所载亦简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疆臣》、《碑集传·王继文传》、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名宦》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名宦》等载其宦滇事历较详。
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疆臣》，清顺治八年（1651），王继文以官学生考授弘文院编修。十一年，迁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十二年，王继文“以才能保举”，特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其治陕三年，“督开荒田七千顷有奇，招探流移民五千八百余，察出虚冒钱粮七千七百余两”，获得督察院“实心任事，善政最多，允为称职”的好评。照例升用，授户部郎中。十八年，出为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饶南九兵备道。时值钦差部员至该处清丈芦洲，“使者颇作威福，滥增芦税”，王继文“日单骑走烈日中，与使者丈量。外泯异同，而中为补掠，民人感悦”。康熙四年（1665），升浙江布政司参政，分守宁绍台道。六年，裁缺回京候补。
康熙十二年（1673）初，清廷下令撤藩。是年冬，吴三桂反。十三年，王继文“以简选人材，奉旨往湖广军前协办粮饷”。康熙十四年（1675），由云贵总督鄂善于军前题补云南布政使，仍赞理招抚、粮饷等事。二十年二月，王继文随军入滇。入滇后，王继文继续为平叛大军筹集粮饷。因其“军需无误，赞画有功”，加之云南巡抚伊辟病故，是年六月，由定远军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等公疏保题，王继文升任云南巡抚。升任巡抚后，王继文继续为大军攻城做准备。平定叛乱后，王继文继续担任云南巡抚，推进战后恢复事宜。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继文因丁母忧离职，回旗守制。康熙二十八年，王继文再莅云南，复任巡抚。三十三年（1694）九月，升云南贵州总督。自康熙二十年入滇，至三十七年以年老乞休，王继文前后治滇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王继文先后与云南总督蔡毓荣、范承勋，巡抚石文晟等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恢复云南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业，振兴文教，招抚流离，维护社会治安。王继文之治滇政绩，诚如史家所论：“云南既下，抚绥安集之绩，毓荣开之，继文成之，自是西南遂底于平矣。”
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继文卒于家，赐祭葬。云贵军民共请崇祀名宦，江西南康九江士民以其“秉公丈芦洲，实有功德”，亦公请崇祀名宦祠。
二、王继文扶持云南佛教之举措
无论史乘还是方志之王继文本传，皆着力于记载其治滇之功绩，对其扶持云南佛教之事迹则阙如，甚至部分方志于王继文所撰佛寺碑文亦失载，如乾隆志《艺文》但载王继文奏疏四篇，《滇南育婴堂碑记》一则。考诸云南志之《寺观》及《艺文》，王继文扶持云南佛教之举措大略有三。
（一）捐资建修佛寺
据康熙、乾隆、光绪等志，王继文治滇十数载，捐资主持建修云南府佛寺十三所，曲靖府佛寺一所，胪列如下：
香海庵：康熙二十二年，巡抚王继文重修。
观音寺：在（曲靖）城西三岔堡，本朝康熙二十二年，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同建。
五华寺：康熙二十三年，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重修。
節竹寺：康熙二十三年，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重修。
白衣庵：康熙二十三年，巡抚王继文、镇安将军马齐、布政使李世昌等捐资，僧光勋监督重建。
云涛寺：在（安宁州）温泉左环云岩旁，本朝康熙二十六年，总督范承勋、巡抚石琳、王继文，按察使许弘勋建。
普贤寺：在碧鸡山下，康熙二十七年，总督范承勋、巡抚王继文重修。
放光寺：康熙三十一年，总督范承勋、巡抚王继文捐资重修。
古庭庵：康熙三十二年，巡抚王继文捐俸重修，有碑记。
青门寺：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捐资重建，功倍于前。
近华浦：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巡抚石文晟、云南知府张毓碧捐资建寺。
千佛寺：旧名掩骨会。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巡抚石文晟、布政使丁三贤、按察使佟世雍、粮储道张仲信、驿盐道于嗣昌捐资修建，遂名千佛寺。
佛海精舍：在府城东归化寺内，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建。
仁寿庵：在城南门外，康熙三十六年，总督王继文、巡抚石文晟、知府张毓碧、知县罗国珍建。
除了以上十四所，王继文还先后两次捐修宝珠山能仁寺，参与了金马山灵应寺、太华山佛严寺等佛寺的重修。康熙二十一年，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班师前“倡施工资，命僧重建”灵应禅寺，“绥远将军、总督、部院蔡毓荣，巡抚、都察院王继文，暨驿盐道郭廷弼、督学邹峰共为布金，用襄盛事”；康熙二十六年，范承勋重建佛严寺时，石琳、王继文“佥为分俸倡募”。
由是观之，王继文之捐资建修云南佛寺，始于康熙二十一年，终于三十六年，几乎贯穿其治滇之始终，其于清初云南佛教复兴之功不可谓不大矣。平乱之后，修复驻地佛寺，虽非王继文首开先河，但因王继文治滇最久，于清初云南佛教复兴之功亦最著。
（二）拨官民田地入佛寺为常住
在建修殿宇之余，王继文还拨田产入佛寺，以供香火。康熙三十一年（1692），范承勋、王继文捐资重修放光寺后，“拨给料田六十亩五分，以供香火”。三十二年，王继文等捐修白衣庵，置买昆明境勋田五十二亩九分，开垦地二亩八分。三十四年，王继文等捐资于近华浦建寺，并修堤筑燻凿池，“拨给常住田一百一十亩八分一厘，以供修葺等资”；同年，王继文捐修青门寺时，先置昆明县境秤钩湾勋田四十五亩七分，新辟垦田三十亩，山场二处。翌年，又“拨给海沿河尾东至麻园河，南至海，西至夏家窑河，北至海潮庵常住淤地一块，报垦过田四十亩，地九十亩”。三十六年，王继文拨给昆明境屯军料田八十亩三分一厘为千佛寺常住。
三十七年（1698），王继文、石文晟等于大灵庙附设掩骼会，“买备棺木，施及孤寡”，置买田产甚多：公捐置买昆明境屯田七十七亩八分，屯地三亩，拨入河西县开垦；淤田三十二亩一分七厘。公捐置买嵩明州民田二坝七十亩一分七厘，本县屯军吴承嗣等具报呈贡县羊骆堡昆明境高庙、小白庙等处开垦屯田七十亩。路南州民王佐施入并置买叛产地五十二坝三十七亩七分五厘，田六顷六十八亩二分三厘五毫。
大灵庙系滇人之土主庙，供奉之神为摩诃迦罗。摩诃迦罗（Mahakala），又称大黑神、大黑天神，本为印度婆罗门教湿婆的化身，后为佛教吸收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尽管关于云南密教中的大黑天信仰从何传入，学界尚有争议，其地位与功能也因社会文化氛围而有所改变，但该庙确属佛教庙宇。掩骼会之附设于大灵庙与文昌会、社仓等附于汉传佛教寺院实同出一辙。
（三）为佛寺撰书碑文，题写碑额、匾式
王继文不但捐资建修佛寺、置买常住，还为佛寺撰书碑文。就云南方志所载，王继文撰写的佛寺碑文有《香海庵碑记》（康熙二十三年）、《九台山碑》（康熙二十八年）、《重修古庭庵碑记》（康熙三十二年）、《重修宝珠山能仁寺碑记》（康熙三十三年）、《重建青门寺碑记》（康熙三十四年）、《佛海精舍记》（康熙三十四年）、《重修归化寺记》（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东塔常乐寺记》（康熙三十二年）、《铁峰庵记》（康熙三十三年）、《重修商山寺碑》（康熙三十五年）及《续建昙花寺碑》（康熙三十五年）等十一通，其中后五通俱为王继文手书，《续建昙花寺碑》尚存昆明市东郊昙花寺公园内。
除此之外，王继文还为佛寺题写碑额、匾式。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继文为安宁县云涛寺“新建云涛寺碑”篆额。三十二年，重修铁峰庵，王继文题“彩云第一洞天”于山门外石壁。三十三年，为鸣凤山太和殿金殿书“南无无量寿佛”铜匾。三十四年，王继文捐建归化寺西一佛殿，颜其殿曰“佛海”；同年，又为宜良汤池茶庵寺题“慈云广荫”于石。
为佛寺撰写碑文、题写匾额，是地方宰官、文人学士对佛寺的一种特殊捐赠：
写作有关寺院的诗歌和散文乃至于成本的著作，这是同等卓越的伟大捐赠姿态。用富有风韵的书法撰写或在石碑上雕刻的文字来表明其作者对寺院这个公共的宗教机构的体认。文学的赞辅像经济的捐赠一样，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但都有助于建立一个在他人看来有威望的公共宗教机构。……文学作者越著名，寺院的声誉就越辉煌。
王继文曾任弘文院编修，自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他先后任云南布政使、巡抚、总督，其威望更毋庸置疑，其文其字于佛寺而言，无疑代表着官方的认可与保护。
在王继文等宰官的倡导下，云南府其他佛寺也渐次得到恢复，如昆明龙华寺、奇灵寺等皆在康熙《云南府志》成书前即已得到重修。虽然王继文捐修的佛寺主要集中在云南府城内外，但其举措对其他地区佛寺之修葺也有促进作用，客观上推动了清初云南地区佛教的复兴。
王继文是否虔佛教，史乘、方志俱不可征。据其为云南佛寺撰写的十余篇碑文及当时云南之时势，其大力扶持云南佛教之原因盖有如下数端：
(一)寺助平藩，倾废荡析
尽管王继文之佛教信仰不可考，但其初入云南即与佛寺结下不解之缘。康熙十四年(1675)，王继文任云南布政使，赞理招抚粮饷等事，于二十年春二月随大军入滇。时吴世藩婴城自守，大军驻扎于金马山，官员则借金马山佛寺为公署。据《公余偶记》，王继文初入云南，先以古庭庵为公署，后移至归化寺。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滇城破，王继文“于十一月初三日进城，至五华山，惟给示安抚城中，以尽职守之事。旋即出城，仍回归化寺署。……至十一月十九日，文始进城入署”。由此可见，在平藩之乱中，王继文整整在佛寺驻扎了九个月之久。不仅如此，王继文初任云南巡抚期间，还曾充分利用佛寺以筹备军需：
其于军精之事再筹酌，立仓于归化寺、古庭庵，以给东路官兵；立仓于吉祥寺，以给西路官兵；于马村复设一仓，为支应晏公庙一带官兵之需；于太华山之下龙王庙，复设一仓，为支应水师官兵之需。于是军精有绪，而藩司君更复理心持等，其襄厥成匚我兵日见饱腾，贼势乃益蹙矣。
除吉祥寺方志失载外，归化寺、古庭庵、晏公庙（即放光寺）等皆在战后为王继文所重修。
佛寺不仅是屯粮之所，也是官员驻节之处、大兵驻扎之地，如《重修古庭庵碑记》云：
康熙辛酉岁，余佐师讨逆，适寓于此，贮饷安氓，亦皆有赖焉。然而殿宇年湮，问其栋，栋将倾矣；问其垣，垣将圮矣。斯时有志修葺之，无如荡平之后，庶务毕集，未遑及此。后余适以读礼谢去，阅数年，往往怅志未逮。
及其再莅云南，遂“商于制府范公暨诸司道，各捐俸资以乐其成。畜买石料，鸠工尼材”，重修古庭庵，并云其所为“非曰游观，亦聊以毕吾志也”。又如《佛海精舍记》载：
我朝辛酉岁平逆藩，大师营郭外。天子命余抚云南军粮饷，惟余是责，风霜矢石不遑宁。初，招徐百姓，保护流离，自置身家于度外。所驻节者，归化一席地耳。
及其“再抚滇，接叨两省制师。退食之际，何敢一刻忘艰难。每过归化寺，入旧馆，辄怆然不能去”，因见“寺西一厦，隘甚，供诸佛像，极不庄严。因展其地势，创殿三楹，翼以两虎、站台、丹墀，历三层如古”。
据康熙《云南府志·寺观》及乾隆《云南通志·寺观》，康熙朝重修之佛寺主要集中在云南府城内外，可见平叛之役对该地佛寺之破坏甚大。王继文等撰写的碑文亦如实反映了战火对佛寺的摧残，如金马山灵应禅寺，“大兵云集，寺不免于倾废”；太华山佛严寺因“大军围滇困贼，寺遂荡析无遗”；宝珠山宝珠寺因“我朝再辟滇，十万师驻郭外”而荡然无存。加之官员、大军驻扎于佛寺，无疑加剧了佛寺建筑之损毁。王继文既借佛寺以为公署，又屯粮于此，重建这些平藩有功的佛寺自在情理之中。
（二）开荒垦地，发展农业
如前文所揭，王继文在捐修佛寺殿宇之余，往往还拨入或置买大量田产入佛寺以供香火。据康熙志《寺观》，王继文拨给佛寺的常住田产包括民屯田、军屯田、军田、民田、勋田、新垦田地、荒地及山场等种类。地方官如此大规模地将官田、民田等拨入佛寺以为常住，并载诸志书，洎唐宋以降，实属罕见。清初抚滇大员拨给官、民田地入佛寺为常住并非始自王继文，首开先河者乃云南总督范承勋。康熙二十八年（1689），范承勋拨救亩溪河尾马场地一百亩入香海庵；同年，范承勋于第竹寺后建墨雨庵，所置常住有昆明县常住田三十亩五分，嵩明州境前卫军田一百七十亩。清初治滇大员不仅拨官民田地入佛教寺庙，也拨给儒道神祠，如：
文星楼：……供奉关圣帝君……本朝康熙三十三年，巡抚王继文、云南府知府张毓碧复建兴修……题名曰“文星楼”，置有嵩明州右卫荒熟官田二十亩。
龙泉观：……本朝康熙二十九年，因□亢隠不雨，总督范承勋、巡抚王继文、按察使许弘勋临彼祈祷，霄霖大需，颇称灵异。复建龙王庙祀之，置有龙泉观下昆明境常住田一百三十六亩一分二厘五毫，地二十三亩，屯养地二十六亩八分。晋宁境常住田三十八亩，嵩明州常住田一十五亩一分，龙王庙下昆明境常住田四十五亩。
都雷府：……本朝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捐资重修。……昆明境内常住田二百三十亩一分，本观左右房基亦□常住数内，三元宫下昆明境常住田一十四亩，宜良县境田一十三亩三分，都雷府下昆明境常住田一百五十七亩。
迎恩重关楼：……本朝康熙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捐资重建，供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遥望北关，故名“迎恩重楼”，给有蒲家湾荒地二，以供香火。
斗母阁：……康熙二十八年，法道潘自然祈祷有应，募化创立，嗣法道院。三十四年，总督王，继文捐资鼎建……供奉斗母修真礼斗，祝国祈年，应裨裕滇民，置有昆明境三十二年开垦勋荒田四十亩、地三亩，及三十四年报垦左卫官田二十亩，以供香火。
如前所揭，宦滇大员自叛乱平息后，即有重兴佛寺之举，然拨田产入佛寺及儒道神祠则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一年后，亦即在平定叛乱十年左右。据王继文所上《筹请屯荒减则贴垦疏》（康熙二十九年）与《请免勋庄荒芜田地纳价疏》（康熙三十二年）可知，即使经过蔡毓荣、范承勋、王继文及各属官员极力劝垦，十余年来，不少荒芜田地依然无人承垦，而清廷并未免除这些荒废田地的赋税：“看得滇省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年荒逃地丁，先经臣等勘取册结，屡经会题部议，未准蠲免。”复任云南巡抚后，王继文在继续向朝廷请求宽免云南额赋，刺激开垦荒废田地的同时，将大量田地拨给佛寺等宗教机构，除了振兴佛教外，未尝没有藉佛寺及民众宗教信仰之力推动荒芜田地开垦，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各省荒芜田地剧增。垦荒拓地，是清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顺治年间，清廷通过各种措施招抚流民屯垦荒芜田地，鼓励绅衿地主开垦，收到了一定成效。三藩之乱平息后，虽然全国大多数省份已不以招垦为垦荒的主要方式，但四川、云贵等省仍继续招收流移屯垦，招彿流移百姓之地方官亦“仍准照例议叙”。
康熙初年，尽管云南地区富民以有田为累，贫民以受田为苦，但其时尚有官府资给官牛、种籽，兴修水利，以助垦荒。乱平之后，人口锐减，民贫更甚，官府财用亦艰难。据王继文《请修河坝疏》，修整昆明城外河坝之资金尚需以议叙之法鼓励“通省官员及各属土司，酌行捐助”，可见其时官府已无力再向贫民提供垦荒的生产资料。贫民既缺乏耕牛、农具、种籽，更无力疏浚已失修的水利，因此，十余年来，“承垦之人，尚属寥寥”。又据王继文《题豁加增盐课疏》，“逆属家口尽行起发，投诚人员已经安插各省”，则其时有财力投入开垦行列的绅衿地主为数亦有限。相较而言，经过十余年的经营，佛寺等宗教机构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甚至置办有农具等生产资料，具备开荒垦地的能力。同时，佛寺常住田产只需缴纳正项钱粮，无杂派差役。将田地拨入佛寺，由寺僧招佃开垦耕种，则诚如开化知府何清所言“国赋有赖，民累以除，梵剎可永，一举而三得焉”。
（三）安边化民，宣扬圣化
云南乃古邦佛国，佛教深入人心，其“俗善佛，虽衣食弗继，而宗奉者不少”。尽管因崇奉佛教的滇人“恶杀而好生”，“其地被兵虽久，无大患害”，但甫离兵燹的云南，城市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尽管府城内外被毁焚的部分佛寺在僧人信众的努力下得以重修，如云南府城南之普慧寺，昆阳州之慈照寺、玉皇阁、龙华寺、庄严寺等，然兵燹之后，僧困民贫，重修名刹大寺，实有心而无力。地方官及僚属捐资倡修被战火毁坏之佛寺，其聚集资财之力自远胜于寺僧劝募、信众施舍。古寺名刹得以重修复建，无疑让饱受战争之苦的云南人民在精神上有所寄托。
综观王继文建修之佛寺，有为其驻节、屯粮之处者，如古庭庵、归化寺、放光寺;有为大军驻扎之所者，如灵应寺；有为战火所毁者，如宝珠寺；更有为关锁风脉者，如昆明城南之香海庵“为滇城关锁风脉之地，接引人天之胜境”。康熙二十年（1681），王继文“从王师伐，目击居民迁徙，屋宇荒残，兹庵亦半为墟址，于是扼腕者久之”。至二十二年，有僧永壑重修该寺，王继文遂“捐金助修，以成愿力”。又如城东青门寺，本古刹，毁于平叛之役，然其地势“脉衍陸山，面注金马，以盘龙江为带，于会城实有捍蔽之功”。王继文于“讲武之暇，劳农东郊”，因寺僧净埜所请，遂捐资重建之。再如王继文之重修铁峰庵，一则为荐绅父老所请，再则铁峰庵为陲山第一峰之殿阁，而隗山又为会城祖龙，亦属于风脉有关者，“捐俸为之，不旁贷也”。
王继文既是一位治边能吏，自深谙文化安边之重要性。在振兴文教之余，扶持佛教，亦有“消氛青而永牧宁”之效。据其所撰佛寺碑记，王继文对佛教安边化民之功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其《佛海精舍记》云：
大雄氏之慈悲，西方的旨也，其要不过一“仁”。仁则物我流通，脉络贯合，绝无痿痹捍隔之患。……天下之人往往溺于私，诱于习，多残忍而不知返。唯“慈悲”两字树为法门，引之觉路，常与道化相终始，是以治而益治，乱不终乱也。……或者谓竺教空寂，无裨盛治，讴知仁之理至大，仁之数至多。虽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作君作师，使斯世长治而不乱者，亦归之仁而已矣。
王继文将佛教之慈悲等同于儒家之仁爱，把释迦牟尼与圣王先师相提并论。这一方面阐释了地方宰官捐俸参与佛寺建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更强调“兵戈靖尽，举南服而遍登春台”以及佛寺之得以重修既是“慈悲愿力默相道化”的结果，更是“承圣天子无疆之福”，可谓既顺应了民情，又宣扬了圣化。
综上所述，王继文建修寺宇，拨官民田地入佛寺，为佛寺撰文题额，既是一种文化策略，也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一种政治策略。王继文以封疆大吏之身分推动战后云南佛教的复兴，既是地方官修举废坠、安边化民的需要，也是促进清初云南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更是宣扬朝廷仁政、康熙圣化的必要手段。
杨梅，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佛教文献、俗文化文献；任烨璇，四川外国语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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