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末明初由川入滇交通干线发生变化，乌撒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洪武年间在征南大军克平云南后，明王朝逐步对乌撒地区实施卫所设置、行政区划的布置调整等举措加强军政管控。初隶云南的乌撒府和乌撒卫指挥使司先后改隶四川布政司、贵州都司。作为沿乌撒干道设置的特殊政区，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管控之下，明朝沿交通线戍兵屯田，护卫交通，至明后期由于管控不力而矛盾爆发，清初划归贵州。乌撒以乌蛮乌撒部所居之地而得名，地处今天贵州与云南交界处。元初设乌撒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同时设乌撒路，辖境约为今云南镇雄县、贵州威宁县、赫章县境和毕节市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乌撒以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和民族关系特殊性，特别是云南与内陆重要交通驿路干线线路东移，由元代的“乌蒙道”变为明代“乌撒道”，成为明代西南边疆云南与内陆和长江航道相接的重要驿站道路，乌撒地区的交通战略地位凸显，明朝加强了乌撒地区的军政管控和驿站道路护卫，乌撒地区出现了川、黔、滇三省分治的特殊管理模式，有力地维护了西南边疆稳定和交通安全。以往对于明代川滇黔交汇处乌撒地区的研究，学界从政区考释、土司制度和交通发展等视角多有研究，很少关注交通道路变迁与交通护卫、军政管控方式的变化，明代创设乌撒地区三省分治下的军政管控和交通护卫模式，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明初由川入滇交通干线东移与乌撒交通战略地位凸显
自汉晋隋唐宋元以来，云南有两条传统的经由四川与内陆联系的重要交通干线，即西线清溪关道，东线石门关道。元代东线石门关道设置为站赤道，称之为“由中庆经乌蒙老雅乙抹入四川水陆站赤道”，从中庆路城（今昆明）经嵩明州、曲靖路、乌蒙路（今云南昭通）至四川宜宾共立水陆站赤21个，这条道路元代简称为“乌蒙道”。乌蒙道是经由乌蒙（今云南昭通）连接四川宜宾入川或在宜宾接长江水道的重要交通干线，因此元朝“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元代乌蒙道上最重要的控制性区域为乌蒙路地区，“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乌蒙道险阻异常，不仅要经过险厄的石门关（今云南盐津豆沙关），而且从盐津老雅乙抹滩头站（今盐津滩头镇）沿横江入金沙江航道的“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因此元朝多次议将此重要的交通干线走向略东移经由乌撒地区入川至泸州与长江航道相接，但终因各种原因阻碍，未能成为正式的驿站道路，故《经世大典》、《析津志·天下站名》等均未有乌撒道的站赤记载。但明初则实现了乌蒙道向乌撒道的变迁，即从经由乌蒙地区东移为经由乌撒地区至泸州入川，乌撒道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干线。
明初为平定西南边疆，从洪武四年（1371）起就多次“遣使往谕云南、八番、乌撒等诸蛮”，由此可见处于交通战略地位的乌撒与云南、八番（今贵州省贵阳地区）同等重要。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三十万征南大军往征云南，分两路进兵，“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三十万征南大军自南京出发，分兵两路，从北、从东两方大举向云南挺进：北路，傅友德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领兵5万由四川南下“从征云南，由永宁趋乌撒，进克可渡河”。胡海洋5万大军行进道路正是“乌撒道”，由此可见乌撒道在明朝平定西南边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军事交通战略作用。胡海洋进入乌撒后，随即开展招抚，以军事力量护卫道路畅通，“遂城乌撒，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明军屯兵乌撒，筑乌撒城，作为明朝平定云南征战时期的交通护卫据点，占领七星关，攻克可渡河，使明朝控制了云南与内陆联系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乌撒道”，保障西南边疆云南与明朝中央的联系。为维护平定云南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云南初定，朱元璋虽下令对进入云南的交通道路进行全面的官道驿站建设，“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乌撒道成为明朝云南交通驿站道路建设的重点，朱元璋诏谕曰：“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亦系使客经行大道，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如有阻滞经行，照依地方剿捕”。由此确立乌撒道由卫所护卫的基本原则。洪武年间对乌撒道进行疏通水道、设置驿、站、铺舍建设。第一，是疏通进入长江航道的永宁河水道，永宁河是由今四川叙永流入长江的支流，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景川侯曹震“疏四川永宁河。时，永宁宣慰使司言：'所辖之地，水道有百九十滩，其江门、大滩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诏景川侯曹震往疏凿之”。疏通永宁河的目的是使乌撒道从云南陆行至明代永宁宣抚司（今四川叙永县）便开始利用永宁河水道至泸州（今四川泸州市）进入长江航道，水路是古代交通最便捷的方法，疏通永宁河水道，可极大地节约交通运输成本。第二，军事驿传设施堡、站的设置。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即命沐英统筹乌撒道整条道路的驿站和军堡的布局，“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于是自曲靖火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乌撒道途经云南境内的区段设置5个军堡负责驿站递送建设，主要有沾益站（今云南沾益）、倘塘站（今云南宣威市北倘塘镇）、普德归站（约为今云南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第三，进行全面的驿、军站建设，洪武二十四年（1391）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全面统筹乌撒道整条道路的驿站布局，马烨“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由贵州进入四川主要站点有乌撒驿、站（驿、站并设，均在今贵州威宁县城）、瓦甸站（贵州赫章县双平乡瓦店村）、黑张站（今贵州赫章县城）、周泥驿（今毕节市杨家湾镇周驿站）、毕节驿、站（驿、站并置，均在今毕节市）、层台驿（今贵州毕节市层台镇）、白岩驿、赤水驿（今四川叙永县赤水镇）、阿永站、摩泥驿、站（今四川叙永县摩尼镇）、普市驿（今四川叙永县正东镇普市村）、永宁驿（今四川叙永县城）。从永宁驿开始即沿永宁河走水路至四川泸州（今四川泸州市）接长江航道或入川。因为明朝前期建都南京，永乐十九年后迁都北京：无论怎样借助长江航道至南京或常德转陆路前往北京是明代云南与中央王朝联系的最便捷交通，所以“乌蒙道”东移变迁为“乌撒道”密切了西南边疆云南与中央的联系。第四，设置急递铺，确保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政令通达和边情上报及时。洪武二十四年（1391）“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示所置邮传未有邮卒，请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这说明乌撒道由贵州都司负责急递铺的设置和护卫，大约每十铺派一百户长管理，每铺约有卫所官军11人“应驿”，并就地屯田。乌撒卫管理乌撒至云南沾益“乾海子铺、腰站铺、箐头铺、可渡河铺、箐底铺、云开铺、倘塘铺、通南铺、来宾铺、十里铺、沾益铺、在城铺、二铺、泉水铺、青石铺、旧瓦甸铺、赤冈铺、水塘铺。各司兵不等”。毕节卫下辖“丰乐铺、长冲铺、鸦关铺、云山铺、撒刺居铺、周泥铺、虎岭铺、平山铺、野马铺、乌平铺、威镇铺、迎宾铺、木稀铺、头铺、二铺、归化铺”赤水卫有“赤水铺、清水铺、阿永铺、阿落密铺、层台铺、木落铺、板桥铺、寅宾铺”等共43铺，“俱洪武间颖川侯奏设”。经过洪武年间的大力建设和经营，乌撒道已经建设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陆最重要和设施完善的驿道之一。为了充分发挥这条驿道在护卫西南边疆和政令通达的作用，明朝特别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驿站设置有储米粮仓“命户部自四川永宁至云南，每驿储米二百五十石以给谪戍云南者”。乌撒道经由川、滇、黔三省地界，乌撒地区成为这条驿站道路上最为关键的控制性节点，成为云南与中国统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的要冲和枢纽，乌撒地区的交通战略地位凸显，因此明朝非常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管控，在乌撒地区形成了行政管理属于四川布政司乌撒府，军事镇戍属于贵州都司乌撒卫，乌撒道在云南境内的区段的交通护卫则归属与贵州都司乌撒卫下属的乌撒后所护卫，使乌撒地区在明代形成川滇黔分治的局面。
贵州建省较晚，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布政使司设立为贵州建省的标志，而主管军事的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置却早于贵州建省，因为明朝巩固和稳定西南边疆战略中，管控贵州，打通并护卫经由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道路是关键，所以贵州地区设置卫所和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早于贵州建省。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征南大军进军云南，洪武十五年元月，云南大部平定，全靠交通道路畅通来保障明朝中央对深入几十万征南大军的军事调度、后勤保障和粮饷供应。而由当时的明朝都城南京连接云南的两条道路“乌撒道”“普安道”所经地区处于元朝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三省交界地区，无法进行统筹护卫，于是在平定云南大部的洪武十五年元年，首先设置贵州都司及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等14个卫。这14个卫除了“云南左、右、前、后”4卫外全部均布局与经贵州、四川入云南的两条交通干线上，初由贵州都司统辖，其中在彝族聚居区的交通干线上就有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等卫，足见明太祖朱元璋对明朝中央进入云南交通干线的重视。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都指挥使司成立，部分军卫转归云南都司统辖，但为了更好地解决军粮的集中调运，必须确保道路畅通，明朝特别重视充分利用长江水道运送军粮乌撒道的护卫，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给傅友德、蓝玉、沐英的诏书要求在乌撒道设置军卫屯堡“俾馈饷岁足。如是则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并对彝族聚居区的东川、芒部、乌撒诸卫进行重新调整，将兵力集中于交通干线乌撒道上，“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随后特别敕谕傅友德“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平定云南不足半年，乌撒道上迅速布局永宁、七星关、赤水、毕节和乌撒5个卫。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陕西都指挥马烨征南还朝奏言：“泸州与永宁接壤乃诸蛮出入之地，宜置守兵”，明朝随“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指挥使司”，并“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人分置各卫”。当西南边疆完全稳定后，明朝对乌撒道的护卫力量进行了调整，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撤层台卫，增设普市守御千户，将“滇、蜀、贵州之冲，山溪险峻”不利于卫所屯田的七星关卫改置为七星关千户所，属乌撒卫指挥使司，后改属毕节卫。由此可见几乎乌撒道所有的交通节点关隘都设置了军卫，其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形成了军事镇戍管控乌撒道的局面。
在乌撒道的军事护卫中，乌撒卫交通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因为乌撒道上“有七星关河，亦曰可渡河，源出四川乌撒府，即北盘江上流，七星关在其上，下流入云南沾益州界”，也就是说乌撒卫正处于乌撒道上通七星关，下入云南沾益的交通枢纽处，是全面管控乌撒道的关键节点，明朝对乌撒卫不仅采用军事力量强化，而且采取了准实土卫所的管理方式。首先强化乌撒卫军事实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朱元璋“命户部运钞七十五万七千四百锭往四川永宁宣抚司，赐普定侯陈桓等所统征南军士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人及乌撒卫军士五千三百余人”。这时乌撒卫虽然只有5300名官军，但朱元璋却将其与普定侯所率近13万征南大军并列提及赐予军需钞锭，说明乌撒卫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随后，明朝不断调军增强乌撒卫是军事力量，到明朝中期，嘉靖《贵州通志》所记乌撒卫指挥使司的军士数量更是高达9338人。由此可见，与正常的明代军卫5600比，乌撒卫大大超编，这是因为乌撒卫所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军事镇戍任务繁重，为了长驻屯镇，乌撒卫近万官军及其家小散布于乌撒地区进行军事屯田，形成沿交通线分布，驻守屯田，战时防御，平时耕作的镇戍态势。其次，乌撒卫准实土卫所的性质决定了该卫有明确的卫所辖地及其界线，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地里》所记乌撒卫“东至毕节卫界一百五十四里，西至四川乌蒙府界二百里，南至云南曲靖军民府界二百三十七里，北至四川芒部府界二百里，东南到普安卫界五百七里，西南到四川东川军民府界二百五十里，东北到毕节卫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四川叙州府界六百五十里”。辖境广大，超过乌撒府的地界，同时说明乌撒卫屯田护卫区域也非常广。据陆韧研究指出，明代卫所移民的计算为1名正军需附带1名军余，正军和军余均需带家小到卫所镇戍屯田，因此每一名正军的移民数应该按两个家庭算，以核心家庭每户3人计算，乌撒卫9338名官军实际等于18000余户，近6万人分布在乌撒卫辖境内镇戍屯田，因为镇戍兵力而言，驻兵屯种，既可以加强防御，镇戍地方；又可以解决军粮需求问题。对东川、芒部、乌蒙、乌撒等彝族聚居区，朱元璋认为“其地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林箐深邃，……宜且驻兵屯种，待以岁月，然后可图也”。就乌撒卫而言，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云南乌撒军民府知府卜穆曾上奏朝廷，诉说沾益州屡侵夺其地，朱元璋诏令西平侯沐春理断。洪武二十八年（1395），西平侯沐春对这一事情给出处理结果，并上言：“沾益、乌撒地境相邻，连年争地不决，宜以所争地给乌撒卫官军屯种。可之。”可见乌撒卫已经开始进行屯种。据民国《威宁县志》卷11《屯垦志》整理，乌撒卫所辖五所，其方位为：中所，附城；前所，即七星关一带；后所，即宣威，今隶云南；左所，在城西四十里左所塘；右所，在城东五十里结里。而五所之下屯田的具体地名为：各屯田皆系分隶五所，自宣威画隶云南后，仅余四十八屯，即：小屯、南屯、头塘屯、二铺屯、头屯、水石屯、客家屯、幺站屯、四铺屯、五里屯、瓦店屯、水槽屯、水塘屯、西屯、七里屯、黄泥屯、前毛屯、汪家屯、干河屯、石板屯、牛困屯、东屯、石鸡屯、凉鸡屯、躲雨屯、大北屯、水草屯、张望屯、尚家屯、吴官屯、陈广屯、外家屯、海子屯、马家屯、卯官屯、杨湾屯、乌木屯、耿家屯、官坊屯、野马屯、响水屯、存焉屯、辛官屯、白草屯、薛家屯、郑家屯、么站屯、站坡屯。明代军事屯田的生产组织是以“屯”为基本单位。一般言之，屯的基层组织是“屯所”，即“屯田百户所”。宣德年间，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在给朝廷的奏事中提到“贵州诸卫城池二十有六，屯堡七百有余。”明末川贵总督朱燮元在奏疏中回忆说，“昔年设立黔省之初，止置卫所而无郡县，止有屯堡而无村落。及后渐次充拓，添设府州县治。所谓民者，皆苗”。这是指明初的情况，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乌撒卫的屯田情况。
乌撒地区为彝族分布的核心地带，周边有乌蒙、茫部、东川等诸彝族部落，各部落不仅地域相连，而且民族社会结构相同，生产生活方式一致，而且“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埸，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历代王朝均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治理。如元朝设乌撒乌蒙宣慰司，统管“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等。《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中专设《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军民府列传》，并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古为窦地、的巴、东川、大雄诸甸，皆唐乌蒙裔也”，说明其历史渊源和内部联系非常紧密，一有动静，则互通声息。如元朝大德五年（1301）罗鬼反叛，“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蛮从之皆叛，陷贵州”，这样的联合行动影响广大，朝廷难以治乱，往往采取调整行政区划的方式，分割各部，削弱其联合势力，元末后至元元年（1336）“诏以乌撒、乌蒙之地隶四川行省”，将原属云南行省乌撒、乌蒙划归四川行省，分割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的整体势力，疏解了西南边疆云南少数民族管理压力。
明初洪武十四年出兵平定云南时，朱元璋就意识到该区民族复杂性，指示征南大军说：“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平定云南的征南大军挺进云南，“于是东川、乌蒙、芒部诸蛮震詟，皆望风降附”。但大军刚过，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乌撒诸蛮复叛”，六月，迫使征南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镇戍云南会城（今昆明），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沐英只得亲自带兵与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兵汇合进击乌撒，造成云南省会空虚，首尾难顾的困难局面。七月“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计”。虽然平定了乌撒之乱，但是滇中空虚，后院起火，“云南城守者少，诸夷因相扇为叛谋”，土官杨苴纠集蛮众二十余万来攻会城昆明，危机整个云南的安全。如何加强乌撒地区的管控提上了明中央政府的日程。行政区划调整，再次成为加强该区管控的重要手段。敕征南将军友德等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虽已降，恐大军一还，仍复啸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长入朝”，说明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同属于云南省管辖，势必还会再次出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四部联合“啸聚”反叛的情况，所以朱元璋要求各部“悉送其酋长入朝”，通过朝贡方式对诸部首领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还需要借助行政区划的手段，减轻西南边疆云南的管理压力。洪武十六年春正月随将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隶之”。洪武十七年（1384）五月，割云南东川府隶四川布政使司。并且将前以割隶四川布政司的乌撒、乌蒙、芒部等府升为军民府，至此将刚刚建立不久，原属云南布政使司之下的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四府调整到四川布政使司管辖，并升为军民府，减轻了云南的防守压力。乌撒地区为滇蜀之咽喉要地，所设军民府“与本省永宁宣抚司、乌蒙军民府并贵州水西及云南沾益州境土相连”，据正德《四川志》乌撒军民府“东西广四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五里，东至贵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乌蒙军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云南霑益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军民府界二百一十里，至四川一千二百五十里。京师九千四百八十里。南京六千三百一十里。”明代军民府主要设置于西南地区世居民族聚居地，隶属于布政使司，在明代的职官体系中属于文职土司。洪武初年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芒部、乌蒙、乌撒、东川等军民府，即古之西南诸夷。我太祖平定川蜀之后，不尽以为郡县，即官其酋长以主族类，……羁縻驾驭，经久远略，无过于此。乌撒军民府与乌撒卫指挥使司的犬牙相临情形，在明人的视野下视为“祖宗立法固有深意，乃疆土错交黔域，府卫并在一域，而卫则属黔，府则属蜀。”军民府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地方自治方式，多由当地世居民族长官任职，无权控制驻扎在其境内的卫所军兵，也是土司特殊政区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使乌撒地区出现了军政管控分离的局面特殊管控模式，军事管控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行政管理则属于四川布政使司。乌撒地区这种特殊的军政分离管控方式，其优势在于乌撒道交通干线的护卫由贵州都司统筹，乌撒卫的交通战略地位在于，“贵州已设都指挥使，然地势偏东，今宜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便于乌撒卫发挥关键节点的控制作用；乌撒府划归四川布政使司，减轻了乌撒道管控的民政压力。但是，“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边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谕诸蛮，次第归附。故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旧属云南者，皆隶于四川，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明代乌撒地区军政分离的管控方式，虽然有利于交通护卫，但却疏于行政管理，只能“示以羁縻”，无法真正管理，还容易造成某些民族部落势力坐大，区域动荡不断，明代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乌撒后所属于乌撒卫，但其护卫乌撒道云南境内区段并在云南屯田镇戍。明初为保证明朝与云南的联系，便于互通声气以巩固统治，打通交通、卫戍干线变得举足轻重。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初，在加紧设置卫所的同时，朱元璋就遣使敕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明朝非常重视对这条道路的修筑和维护，并不断增置驿、堡、铺、站等交通机构，完善驿递制度。沾益地方与乌撒相连，元时曾设乌撒宣慰司，大军征南，平乌撒，以其地设州。“洪武十五年，取乌撒土府腹地置卫通驿”，即为沾益卫。洪武十六年（1383）春，乌撒划归四川，并置乌撒卫于贵州都司之下，而沾益仍属云南管辖，同时改沾益卫为千户所，称乌撒后所，洪武十六年始筑乌撒卫后所土城于沾益，乌撒卫的后千户所，南驻云南曲靖军民府沾益州，“防乌撒、沾益出没之地”。
乌撒卫后千户所设在距离卫治一百八十里云南曲靖军民府之下的沾益州，因霑益地方与乌撒相连，“皆川、云、贵咽喉地”，是乌撒入蜀道的重要交通节点。据《明史》所载：“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两地虽然在归属上经过调整滇、蜀异辖，实际上则彼绝此继，通为一家。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改云南霑益卫为千户所。为更加利于控制土司，保障交通要道，将降卫为所、地处沾益州的千户所划归乌撒卫，称乌撒后所，占据一线官道。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对乌撒卫后千户所“公署”条记载：“在（沾益）州治之西，洪武十七年调镇本州，领所镇抚一，百户所十。其城周围一百一十五丈，开东西南北四门。”如沾益坝区原无城，洪武十六年（1383）设乌撒后所而筑土城，永乐元年（1403）改建石城，其后沾益州“特侨治于乌撒后所耳”，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宣威县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示所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因未有邮卒，“请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从之。”从每十铺置百户一人可知，其所设置的“邮传四十八”指的是四十八个铺。这其中，乌撒卫下辖18铺，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曰在城、曰干海子、曰腰站、曰箐头、曰可渡河、曰普德归、曰箐底、曰云关、曰倘塘、曰通南、曰来宾、曰么站、曰十里、曰泉水、曰青石、曰瓦甸、曰赤岗、曰水塘，凡一十八铺”，明代贵州铺兵多为卫所军士，卫所的户口数包括屯、城、站、铺官军。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下辖卫所的铺兵的数量，其中乌撒卫铺兵为“一百五十九名”，上引民国《威宁县志》中的二铺屯、四铺屯等明显是以卫治为准，根据距离来设置并对屯田点进行命名。乌撒卫后所沿官道设置有箐底、云关、倘塘、通南、来宾、么站、十里诸铺，均需要屯田自给。据道光《宣威州志》有“来宾铺田，铺人李荆捐入文昌阁马官冲九丘五亩，塘房门首四秋四亩，坟冲一丘，亩半，并瓦房三间。原征谷租，市斗二石三斗，久经隐没”，至嘉庆年间清查出来之后，继续“改定额租，岁征谷八市斗，积作乡试卷金”，用于发展教育。另有“太和村，位于（龙洞）乡驻地北面……早年为军屯地区，要支付差役，名曰铺田。”解放后，改“铺田”名为今“太和村”。站的设置在贵州都司之下较为普遍，明人王士性记载西南地区的贵州、四川、云南役军为站夫的情况，认为“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并认为这种做法“反得其用”。明初站户军不给粮，直到弘治年间，都御史孔镛建议之下，才每月给粮三斗补给，但主要还是需要自耕自食，上引民国《威宁县志》有幺站屯、瓦店屯、么站屯、站坡屯等站户屯田的村落保留。军站军士世代应役，同时成为定居该地的军事移民。乌撒卫后所在清初雍正八年（1730）裁撤，划归威宁州，“后所屯赋入州，分境自可渡桥以上”。完成改土归流后的宣威州辖七里，分别为宣化里、永安里、顺得里、加惠里、沛泽里、浴恩里、遵化里等。其中宣化里：“其地自可渡以上至板桥、东屯，形势狭长，为一线官道，皆后所屯军经营之地，拨自威宁者也。查粮册，九、十两甲无着，相传失归威宁。邑人旧多军籍，取科第入仕版，率皆讬端卫学，故其为县基本，在卫不在沾。”即宣化里是明代乌撒卫后千户所经营之地，至此划隶云南宣威州，依据民国《宣威县志稿》在狭长的交通道路沿线左右尚有小耿屯、甘家屯、钱家屯、王屯、小阎屯、大阎屯、刘官屯、鲍家屯、杨家屯、母家屯、朱家屯、范家屯、宗家屯、滕家屯、徐屯、何屯、张家屯、夏家屯、大屯、东屯、邱屯、大耿屯、母官屯、大屯、小屯等众多屯田村落分布。可见，“明太祖取土司心腹地置邮传通道，镇以卫所屯军，为乌撒卫后三所”，使沾益州形成“介南北两盘江间，幅员广大，其间一线官道为乌撒卫后所屯军地面，即宣化里是也。屯军皆中土大姓，而土州所统皆系夷民”的局面。并在驿道上设11铺，均拨官军驻守。到清代，宣威共分为七里，其地最中央的一条“因旧驿道由乌北直贯沾南，纵数百里，横不过十余里，为屯军防御耕种地点，其间铺、堡、驿站，森然罗列，所以控驭土司而便利交通者”的汉族聚居地，逐渐发展为移民新区。元末明初出入云南的交通干线乌蒙路东移，乌撒地区的交通格局为之改变，形成明中央王朝与云南互通声息的重要官道——乌撒入蜀道，乌撒地区战略地位与交通区位优势增强；又深处于世居民族聚居区。在明初征南大军平定云南之后，建立云南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对云南进行治理，随着国家统治的深入，明朝在云南面临复杂的边疆管理问题，尤其把边疆问题的重点放在云南滇西地区。为稳定边疆，在川滇黔三省行政区划调整时被多次调整，元代属于云南行省，明代则出现三省分治的局面，行政区划上乌撒地区属于四川布政司所属乌撒军民府；军事镇戍方面，明代贵州都司下辖乌撒卫；交通护卫上，专设贵州都司下属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等护卫乌撒道贵州境内区段，并特别设置乌撒后所于云南境内，护卫云南境内区段。清代康熙三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乌撒地区归属于贵州省威宁府，至今不变，成为今贵州省的威宁地区。总之，明代乌撒地区的管控及交通干线乌撒入蜀道的护卫，涉及云南、四川和贵州三省，本来明朝把乌撒府划属四川，军事建置也应相应划归四川，但在军事建置上则在永乐年间将乌撒卫指挥使司划归贵州都司，而乌撒卫后千户所更是沿一线官道延伸至云南沾益州，形成乌撒卫“准实土”的道路控制区。在这种三省分治的局面之下，大量的军事移民屯驻在乌撒地区进行军事镇戍和交通护卫，一边屯田一边保障驿、堡、站、递运所等交通机构的有效运转，维护边疆秩序的稳定，这种局面的形成适应了明初乌撒地区的治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后期彝族聚居的乌撒地区三省相互掣肘，军民府、卫所和道路管辖分离的特点，最终导致彝族势力在这一区域膨胀，交通道路梗阻，形成三省管控的弱化区。所以清代初期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改土归流并分别划归贵州、云南两省，真正实现对乌撒地区更为有效的管控。夏自金（1982-），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历史地理。
原载于《地方文化研究》 2020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