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被列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长城是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伟大象征。研究长城的修筑演变历史、功能、建筑科学技术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已成为专门的学科——长城学。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公元2000年以前的百余年间，我们没有能查觅到一位云南考古、文物专家或历史学家发表过一篇研究或介绍长城的文章。但“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计其数的云南人都曾游览过北京八达岭长城，像所有的炎黄子孙一样，充满了激情。而且大多数的云南人都知道，北方的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修筑的，传说曾被奇女子孟姜女哭倒过。而巍峨、壮丽的八达岭明代长城，就是云南人印象中的长城。不料，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际，突然有学者宣称在云南也发现了古代长城。这消息一时间成了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新闻焦点，强烈地震撼了云南人，也使中外媒体和学术界感到震惊，云南古长城之谜成了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情。
公元2000年5月9日，《滇池晨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惊人消息：《石林发现古长城——延绵300余里，需上万人耗时数年修筑，修筑年代距今1600年》，当日《春城晚报》也作了《石林发现古长城》的报导。两报首次披露的昆明籍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等在云南发现古长城的消息，使举国上下一片惊诧：云南也有古长城?！这是中国人、尤其是云南人极为意想不到的特大新闻。此后三四个月间，新华社、《香港文汇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表现出了极大关注，纷纷釆访报导云南省这一“最新考古发现，惊世骇俗”。8月，由云南省院省校合作教育办公室主办、石林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云南古长城埂专家论证会”在石林县召开。专家组成员共7位：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云南大学教授林超民，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徐发苍，云南民族学院教授王均、杨德鋆，云南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处处长熊正益。罗哲文教授是专家组中惟一的长城学专家。论证会专家组听取了陆良、石林、弥勒等县有关部门对本县“古长城埂”的情况介绍，观看了有关“古长城埂”的图片资料、实况录像，考察了石林县水塘铺、弥勒县猴子箐无名山、陆良县杨梅山及老尖山等处古长城境遗迹。最后形成一项“滇东古长城埂课题论证意见”，其要点是：“专家组一致认为，本课题组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对历史文献记载中提到的'鞑子城’古文化遗址，第一次作了较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把楚图南、李雄等著名学者先后论及的'古长城埂’的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专家组建议继续支持该课题的深入研究。实际情况是，论证会实质上对云南是否存在古长城并没有作出肯定性的结论，表现了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云南日报》等多家报纸追踪报导了论证会的情况，有的还报导了对“滇东古长城”的专家质疑意见，认为“滇东古长城埂”始建年代难以确定，“长城埂”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与长城的标准（建筑呈线状分布，有数百里的长度，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不符，并缺乏应有的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相佐证。媒体披露的专家们的分歧意见，显示了破解是否存在滇东古长城这一历史之谜的巨大困难。人们不禁要问：滇东古长城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0月，滇东古长城埂研究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向云南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研究、规划、保护、旅游开发云南古长城>的请示》报告。报告称：“于希贤及其助手贾向云等，自今年五月以来连续几个月野外考察，在马龙县、陆良县、石林县、宜良县和弥勒县的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到之处，发现了用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长城依山就势曲折蜿蜓，沿南盘江横穿五县，直线距离超过了160公里，实际长度超过了300公里。这还不包括所有的配套工程，更何况当时石材打制取运上山，其工程之艰巨令人景仰！云南古长城虽经千余年来风雨剥蚀人工损坏，保存下来的建筑已不能如当年的规模，其遗址至今尚有千余段还保有当年的格局，令人想象当年的雄姿。”报吿最后提出由省政府建立云南古长城研究、勘查的专门机构，给予专项研究经费支持等建议。2001年2月，云南省文化厅责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对“滇东古长城”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核实工作，省考古所随即派出专家，并抽调曲靖、陆良、石林、弥勒、马龙、泸西等市县文物部门专业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滇东古长城”实施实地的田野考察和核实。经过约两个月的考察，结论是“滇东没有'长城’”。这是第一次有专家明确否定“滇东古长城”的存在。争论于是出现。5月8日，《云南日报·文化周刊》开辟了一个“滇东古长城讨论”专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讨论平台。其实，对“滇东古长城”存在与否持不同观点甚至产生争论是自然的，重要的是要尊重历史，用科学、全面、严肃的治学精神来对待，从而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云南日报》相继刊载了8篇讨论文章，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支持的一方认为，《后汉书》已清楚、准确地记载了云南修长城的事，是由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主持修建的，具体时间可以肯定是在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文齐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但真正发挥军事作用是在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此时公孙述据蜀分裂，隔断了益州郡与内陆的联系，接着占据益州郡大部分地区称帝，并派人威胁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汉夷各族的团结拥护下，凭借长城“固守据险”，最后取得了胜利。直到公孙述分裂割据势力被消灭，益州郡文齐控制的区域始终保持不曾发生社会动乱的局面。这些记载，经过北大课题组历经7个月的实地踏勘，证明是真实可靠的，在马龙、陆良、宜良、石林、弥勒5县，确实存在一条互相衔接，断断续续长达几百里的巨大的古长城埂的遗迹。而且云南长城埂高、宽基本统一，分布有规律，土石结合，这正是中国早期古长城的构筑方式。至于云南古长城无“高大”城墙的问题，是因为地处南方炎热多雨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战国时期燕国修筑的今内蒙古敖汉旗长城遗址残高就仅30厘米左右。而这样巨大的人工建筑在漫长岁月里没有任何维修，更难免时断时续。考古发现的实物遗迹也在证明古长城的真实存在：陆良县牛头山石哨所内发现时代为西晋至唐代之间的平底有釉小碗，证明牛头山是两千多年前的哨所；石林观音洞长城埂体现出滇东古长城的洞穴防御体系的特点；滇东古长城附近的古城堡，马龙格里达古城、陆良牛首山古城、宜良小尖山古城位于深山荒野，是与古长城配套的驻兵、补给的据点。弥勒县猴子箐石掩体是长城埂附设的军事设施，老尖山有贝币装饰的乌蛮女神石雕像是两千多年前的女神像，因为云南妇女用贝作头饰的时间，方国瑜教授等专家研究的结论是在“战国末年以前”。对宜良九乡槽子地古城“还缺乏深入的研究”，陆良县的天花、中坝、芳华及泸西三塘、向阳古城系元、明及大理国时期古城，不在滇东古长城范围，但“滇东古长城是客观存在的，否定不了的”。
△ 金子洞坡崖画位于弥勒县城西南70公里的南盘江东岸，海拔1700米。1985年5月，在金子洞坡崖壁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崖画，画面长8米，高3米。画面受到严重破坏，但可辨人物图像有66个，彝族文字17个，字画均呈红色，选用赤铁矿粉拌和动物血或脂肪绘制。
6月12日，《云南日报·文化周刊》刊登石林申报世界遗产课题组的文章《“滇东古长城”与石林申报世界遗产课题》，说明“滇东古长城”只是石林申报世界遗产课题中十一个专题之一的“石林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八项三级子课题之一，不是石林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专题的全部，更不是石林申报世界遗产研究课题的全部。这篇文章未标明是否属于“'滇东古长城’讨论、但自此之后，《文化周刊》再也没有刊登有关的讨论文章，也未说明讨论是否结束或是告一段落。历史上滇东地区是否修筑有数百里长的古长城？古长城遗迹的现状究竟怎样？又是什么人、什么年代、为什么在滇东的崇山峻岭中修筑长城？……对这些问题争论各方都各执一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就这样，还是把“滇东古长城”的一系列历史之谜留给了读者和社会。2002年年末，《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刊载杨永明的文章《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认为：“滇东古长城的存在不容否认。我们应把精力花在研究它的历史价值和产生的时代上，这才是正道。”“滇东古长城不是南宋前的作品”，是“自杞国的杰作”，“作为科学而严密的防御体系，滇东古长城的设计和建造也许有宋人的智慧参与。在自杞国立国的150多年里，两国关系一直十分友好，既是贸易伙伴关系，也是战略伙伴关系。唇亡齿寒，对蒙古的迂回西南战略，南宋不可能看不到这点。所以，建造滇东古长城，更好地巩固自杞国这个前沿阵地，也是南宋防御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杞国的史料保存至今者极其稀少，又无相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发现，其历史有如浓雾里看花一般虚幻飘渺。杨文没有提供新的材料，说法多为推测。但这是沉寂了1年半时间之后，又一篇研究滇东古长城的文章。我们希望它不是云南探讨滇东古长城的最后一篇文章。2001年10月，详细记述于希贤教授一行1998年6月至2000年10月间考察滇东古长城全过程及其考察新发现、探讨研究意见的《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于希贤、贾向云、于涌著）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2001年6月，系统反映2001年2月13日至3月17日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为领队，由曲靖、陆良、石林、弥勒、马龙、泸西等市县文物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田野考察核实后全面否定“滇东古长城”之说的《关于“滇东古长城”的考察报告》（署名：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云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内部刊物《云南文物》（2001年第1期，总第52期）上全文刊载。这是两份全面、系统而又充分地反映肯定与完全否定滇东古长城意见的文献。此书约13万字，详细地记述了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一行考察、研究云南古长城的源起、经过的全过程，考察中他们的新发现及探讨、研究意见。1998年6月至2000年10月，他们在云南东部的石林、马龙、陆良、宜良、弥勒5个县的崇山峻岭中进行了持续的田野考察，发现了用人工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城堡、古石道、石哨所、烽火台、驻兵营盘等遗迹，以及“创世女神石雕像”“石雕武士神像”“太阳神刻石”“舞天岩画”等一批云南古代民族文化遗物。《考察记》说：云南东部古长城遗迹贯穿于5县境域，约300多里长。在石林县有数十公里连绵不断，在陆良县杨梅山长约10公里，在弥勒县猴子箐长约15公里以上。书中收录有30多幅考察时拍摄的云南古长城遗迹彩色照片、8幅古长城分布示意图、3篇附录资料。《考察记》全面地反映了于希贤等对云南古长城的研究意见。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把于希贤一行第一手的云南古长城田野考察材料较完整地公开于社会，便于滇东古长城问题的深入研究。《考察记》结论性意见认为：“在云南省东部的马龙县、陆良县、石林县、宜良县和弥勒县的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到之处，发现了用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城堡、古石路、石堆、战时祭祀遗址、瞭望石哨所、烽火台、营盘、敌台、鱼鳞状分布的纵深防御掩体，大、小古石房子，与古城堡相连的引水工程、大山尖顶之上天人相通的女神庙和'女神’石雕像、倮倮山顶武士神石雕像、宜良九乡太阳神石刻和金子洞坡的'舞天岩画’等、自马龙县格里达古城至弥勒县金子洞坡，直线距离超过160公里，其中仅在陡峻的山梁子上发现的长城断断续续沿山体分布，不少地段有复长城，峡谷险关要塞之地长城重重叠叠多至九层。至今在大山深处还残留千余段。长者在石林县有数十公里连绵不断，在陆良县老母寨长达10公里左右，在弥勒县猴子箐长达15公里以上。短者10多米至几百米不等。今残留的古长城都基本上呈南北分布。东面皆缓坡，西面皆立面陡峻。很明显的是东面的部族建立了此长城，以防范西面的进攻。古城堡亦在长城之东，为前线守城的指挥所和后勤补给堡垒。加上配套的防御工程体系，其土石方量更大。”“滇东古长城是中央朝廷下令修建，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创造的。”“云南古长城的堆筑时代从古滇文化时期开始，经爨文化时代至唐代。”《考察记》最后写道：“云南古长城的发现与考察，证实了云南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云南古长城是云南历史文献上有记载的文化遗迹。但此前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都不知道这一重要的遗址，因此立项深入研究将会改写云南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加崭新的内容。这一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的产物，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丰硕的遗产。在西部开发中，云南古长城旅游路线的推出，可以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展示云南民族文化的个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遗迹，如果保护、开发、利用得好，都具有巨大的旅游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广云南古长城“已经过初步的实地踏勘、专家学者的初步论证，但更需要继续踏勘、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署名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这份《考察报告》，对于希贤教授一行的云南古长城考察及研究意见，提出了完全对立的结论。2001年2月至3月，为了完成云南省文化厅交付的对“滇东古长城”进一步考察和核实的任务，云南省文物所组成由文物考古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陆良、石林、弥勒、马龙、泸西5县内的“滇东古长城”及其“附属设施”、一些相关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采用实地踏勘和部分遗迹解剖相结合，广泛走访当地群众与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加以综合分析，作岀判断，最后形成《考察报告》。《考察报吿》认为：“'滇东古长城’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不能成立。于希贤教授对'滇东古长城’的性质、功能、年代、分布范围、建造者以及命名等问题的分析、认定是不客观的，有必要重新认识。”联合调查组对石林县北大村乡天生关南观音洞（观音塘）、水塘铺东及老挖村西至尾博邑村东南、上蒲草村的石埂进行考察。实际上，有的“石埂纯系地埂，并被用作田间道路”，“石块全系天然，无任何人工加工痕迹”，“从石埂断面观察，没有任何人工砌筑和夯筑的痕迹”，“为当地村民耕地捡出的石块堆积而成”，“各点石埂均不互相连接，堆积相当低矮，所处的地势平缓，不可能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石埂均在人迹罕到的荒郊野外，人为破坏可能性极小，风化作用甚微。弥勒县的石埂主要分布在西一乡阿雨龙村公所猴子箐、巡检司镇乌帮办事处独家村南金子洞坡。猴子箐石埂从山脚到山顶分布有8层，均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垒砌而成，断面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砌筑的痕迹。金子洞坡石埂系利用天然岩石作为壕沟的沟埂，在天然岩石的沟埂上，又堆积一些从沟中捡出的石块，以防山洪。崖壁上的岩画，时代待考。岩画系1985年云南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发现，“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和'古长城’'落成庆典’没有任何关系、猴子箐与金子洞坡的石埂相距几十千米，根本不连接，“人为地将上述两地之间的其他地点找点连接起来，以构成所谓弥勒境内的'古长城’的连接和走向，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弄虚作假的行为”。泸西县三塘乡烂泥箐、向阳乡阿盈里村的“古道”“烽火台”“哨所”及临时性防御设施遗迹，极有可能为清代或民国年间遗址，准确年代有待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未发现其他石埂。陆良县雨补村老尖山顶石房子，是求雨的祭祀庙（当地群众称为雨祀庙）。庙内的女性石離像，是一般的民间艺术石雕，推测它的年代不会早于清代，更不可能早到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也就是古滇国时期。“古长城”的所谓“遗迹”，实际上是村民上山的山间小路。所谓的“鱼鱗状分布的战墙掩体”，实际上是老尖山石房子即雨祀庙的南墙体。所谓的“雨补古城堡”，实际不存在。小百户双官堡后牛首山西坡的“古长城埂”，实际上也是一条山间小路。所谓的“石哨所”，实际系利用天然岩石缝隙，在两缺口处用石块堆砌，形成一个长方形石坑，顶部未见砌筑或加过盖的痕迹，石坑内未发现任何遗物。石坑的年代及用途有待研究。天花村西发现一座清代时当地土酋所筑方形城。中坝村发现清代土酋所筑长方形城。陆良县现存的石埂、石堆，分布在山腰地势较平缓的地带，没有军事作用，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些石埂、石堆与周围山体并不相连接，是一个个单独的点，各点之间毫无联系。将雨补、老尖山、牛首山、天花、暑那、杨梅山、月牙山、老母寨、小村和石林县小圭龙的石埂、石堆连接起来，以构成所谓的“滇东古长城”在陆良县境内的分布和具体走向，纯粹是现代人的想象，没有事实根据。宜良县九乡小拉得村与陆良县杨梅山相连，石埂、石堆情况相同。考察中发现陇城城址，圆形，周长990米，分为内外城，为彝族土官所筑。马龙县纳章乡格里达村南山顶上，发现曲宗古城，东南面为数十米深的箐沟，为天然屏障，西面、北面有三道城濠。城址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周围无石埋、石堆。沾益县盘江乡、大坡乡也发现有石埂分布。可以看出：石埂、石堆分布范围之广，并不仅仅局限于曲靖——弥勒一线，实际上是滇东高原喀斯特地区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考察报告》得出初步结论；“滇东古长城”不具备长城的三个要素（长度在数百里以上，不封闭、成线状分布，有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楼、城墙等组成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将其定为“云南古长城”是不能成立的。曲靖——陆良——石林——弥勒（泸西）等地发现的石堆、石埂，分布在一个个的山头上，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相对孤立的。只在石林水塘铺村——上蒲草村之间，有断断续续、绵延数十公里的石埂分布，所处地势相对低矮平坦，只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长埂子”，绝没有“全长不下300余公里”。“滇东古长城”实际上是由一些划分地界的地埂、水沟沟埂、开地耕作而成的石埂、石堆和防止水土流失起固土作用的石埂构成，并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雨补古城堡”“马龙大庄古城堡”经实地调查，不存在。“曲宗古城”（达里格古城）绝不具有唐代以前古城的风格。“天花古城”是清代时当地土酋所筑。陆良西部、马龙南部及西南部、宜良东部地区的古城，绝大部分为明清时期所筑，与古滇文化至隋唐时期，时间相去甚远。滇东地区发现的石埂、石堆，时间最早的是元代的水塘铺——上蒲草一段，其余的多明、清、近代和当代之物，实际上是当地民众为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对环境进行的改造，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汉唐以来，滇东地区没有长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对立和民族战争，没有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侵略。《考察报告》从具体遗迹的考察结论到总的认识观点，完全否定了“滇东古长城”之说。提出：研究历史文化应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与事实不符的宣扬、炒作，“就有动机不良、欺骗社会之嫌”，会造成不良影响；对历史文化遗迹，应请内行专家学者采用科学严谨的考古工作方法进行考证，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文物考古工作应严格执行国家《文物法》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总结经验教训，使研究工作真正起到促进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北京长城学专家一直关注着云南古长城的探索与讨论。2000年8月初，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应邀参加“云南古长城埂论证会”，肯定了云南古长城的存在。2001年4月，长城学专家、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曜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大为应邀到云南考察，并在云南民族学院举行“云南古长城考察研究结果新闻发布会”。董耀会认为，云南古长城遗址在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当代李埏《路南乡土地理》、楚图南《路南杂记》、1999年版《石林文物志》等图籍中均有记载，并经实地考察，云南古长城是存在的。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滇王”记载分析判断，当是西汉末益州郡太守文齐所修筑，以“固守据险”，保境安民。可定名“滇东汉长城。”2002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刊登曹大为文章《滇东古长城之我见》，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此文。文章引述了于希贤、蒋志龙有关云南古长城的不同观点后，认为：“一些主要的古城、墙体、营盘、古石路十分典型，清晰可辨。平心而论，在至今人迹罕到的荒山野岭一线排开堆放石块用以'保持水土’之类的推测，实在匪夷所思。蒋称'所看到的地埂、石埂及石堆，……连猪、牛、羊等牲畜都阻拦不住’云云，也多少带点意气用语的味道。即使今天某些残存地段阻挡不住牛羊，也不能证明当初无法'御敌’。经过两千来年的风雨侵蚀和社会动荡，呈现此种风貌的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亦非仅见。”“破译'滇东汉长城’千古之谜的钥匙，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记载。……新莽时期'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王莽派宁始将军廉丹率十万人马镇压，因'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于是'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据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公元“1世纪初，在这道障塞东西两面爆发的战争，规模不可谓不大，时间不可谓不长（公元24～36年）。那么，此障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城又是什么？”“结论是：云南古长城位于滇东，南北走向，起自曲靖，经马龙、陆良、石林、宜良，南入弥勒、泸西，绵延三百余里，系新莽时期（文齐约公元21年由朱提都尉调任益州郡太守）益州郡守文齐主持修建。时值两汉之际，故可定名为'滇东汉长城’。对“滇东汉长城”修筑的背景及历史影响，曹文论述说：“把'滇东地区没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当作论证'云南不存在长城’的根本原因，实是误解。构筑长城的目的、功能，从来因时、因地而异。”在论述汉武帝时修筑西域长城“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控制、保护绿洲，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的功能，秦汉以来朝廷中央在西南厉行郡县制的历史过程、文齐“修障塞”的直接历史原因及作用后，曹文说：“这一切表明，构筑滇东长城是汉代推行郡县制、开展西南边陲、开辟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发挥了促进西南经济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生命线作用。滇东汉长城的发现与确认，也使我们加深了对长城兼具开拓进取、促进多民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功能以及长城实质上是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纽带的认识。滇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特征，同时又是统一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滇东汉长城即是这种统一性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曹大为教授的文章以历史文献为根据，站在中华文明史的高度，从中华长城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修筑滇东汉长城的历史背景、修筑者情况，滇东汉长城的功能及其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对中华长城发展史作了新的探索和考证，很有理论说服力。这是滇东古长城讨论至今为止的最后一篇有分量的论文。2000年5月至2002年12月约2年半时间关于云南古长城的论争，起起伏伏，一时热烈，一时沉寂，至今尚未完全结束。从云南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场论争只不过是科学探查、研究滇东古长城的序幕，它把隐秘了近2000年之久的一连串历史之谜的影子在21世纪初凸现了出来。明朝万历年间对其构筑背景及保存状况已经模糊不清的滇东部山野中“绵延三百余里”而现仍遗存的石埂子是古长城吗？究竟还能有什么更为权威的科学根据或文物实物能证明它是或者不是中国最南的古代长城？如果是汉代南方长城，它是新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修筑的？他们究竟为什么、又怎样修筑了如此艰巨的工程？它在中国历史上、云南历史上实际有什么作用？产生过什么影响？为什么汉朝以后近2000年的漫长时间里很少有人提及这一伟大的边陲工程？……要最后破译这些历史之谜，拿出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资料，需要时间，需要科学的考古探查，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目前，虽然尚未破译云南古代的这些历史之谜，但关于滇东古长城的论争，却使许多人获得了一次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生动学习机会，至少使许多人（包括一些非本行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长城甚至中国古代文明有了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认识转变，打破了以往对中国古长城僵化的观念。同时，对由于漫长时代及种种历史原因的影响致使秦汉以迄宋元千余年间云南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极其单薄，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兴趣。于希贤一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首组织的“滇东古长城”联合调查组及新闻记者们对5县历史遗迹的考察，对陆良西部（如清代天花古城址、中坝古城址）、马龙南部及西南部（如明代曲宗古城址）、宜良东部（如陇城古城址）三角地区古城群落遗址及泸西古城址的发现及粗放的初步考察所获得的信息，也是一项极重大的收获，它们为云南古代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光明&即使这些特异的古城都是明清时期当地民族土酋们所筑，那也是非常了不得而且极其宝贵的云南文化遗产！它们曾有过的辉煌历史究竟如何？它们的现状又是怎样？它们的废墟下究竟埋藏着一些什么秘密？今后若按科学考古方法认真勘探发掘，谁知道又会发现什么奇迹呢！（李惠铨）摘录自萧霁虹等著：《滇史疑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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