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童年家乡的回忆】

　　我的家乡在黄河边上，一座极其普通的北方乡村,印象最深的是深秋季节满天繁星下淡淡的麦秸的味道，那味道来自于门前跟树一样高的麦秸垛，这既是牲口们过冬的口粮，又是冬季用来烧炕取暖的柴火。草垛的后面偶然还能发现几只找不到家的老母鸡下的蛋，用这些鸡蛋可以换取几本心爱的小人书。麦秸垛的弹性就像是现在城里的蹦床，但那种厚实的实在感是蹦床所绝不具备的。每当夜幕降临，孩子们就象爬城墙一样竞相爬上麦秸垛，或者躺在上面数星星，或者一边跳着一边尖叫，有时甚至把麦秸垛当成“比武擂台”，经常把麦秸垛蹦得倾塌。所以大人们最烦的就是孩子们上麦秸垛，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当他们咒骂着跑到麦秸垛边时往往发现带头在麦秸垛上蹦的是自家的孩子，于是第二天自家的孩子又只好带着几个同伙把麦秸垛垛好，到了晚上大家又换一个草垛继续嬉闹。比较惊险的是，有一次一帮小伙伴正在一个小麦秸垛上玩耍，突然着火了，大人们纷纷赶来，都在寻找自家孩子，死活找不到狗子，正当狗子的母亲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狗子悄悄从后边溜了过来，原来火是狗子放的。

　　村子东边是黄河，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在黄河与村子之间有一条与黄河流向基本相同随后在下游的村庄流入黄河的小溪。黄河大约三年涨一次大水，记得一年6月6涨大水，十多公里宽的河道涨满水，从上游冲下来大量的东西，当然最多的还是煤碳，退水之后，河滩上宝物无数，这时，村民全体倾巢出动去淘宝，当然淘得最多的是煤，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那次从黄河背回来的碳才烧完。

　　春夏时节，我们可以淌水抓蝌蚪，从蝌蚪很小的时候一直抓到他们已经长成带尾的小青蛙，所以在学习《小蝌蚪找妈妈》那一课时，我们对蝌蚪的生长变化规律清楚得就像自己的手一样。有时我们会在小溪中间筑坝，然后用各种工具淘鱼，往往是鱼没有淘到几条我们的身上就全都被淘得湿透，在我的记忆中淘得到几条鱼早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淘水时充满期望的感觉却极其难忘。冬季我们做了冰车在小溪上面滑冰，有时为了增加刺激，我们在溪边的坡道上浇上水，等坡道上结了厚厚的冰从坡顶坐着冰车直冲而下，很像现在一些冲浪游戏。村里一座的水塘，每年夏天总有和我同样年纪的孩子在那里游泳，游泳的乐趣我未体会过一些，因为我胆小，还有一次差点溺水，所以我经常坐在水塘边眼馋地看着他们，后来在外地上学，当聊起童年往事时我虚伪地把别人游泳的快乐当作自己讲给别人听。

　　当然这条小溪也会发生不幸，有一年两个与我同龄的小女孩在河边玩，掉进河里再也没有上来，在很远处的河滩上找到了她们。按照村里的习俗，非正常死亡的非成年人在村里是不能有葬身之地的，她们之能埋在离村庄很远处深沟的荒地里。埋她们的那天，我也跟着小伙伴们去了，看到她们的母亲神情呆滞，淘淘大哭，几天之间头发全白了。这时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母亲是不是也这样，从此父母打我的时候我不再恨他们。

　　村子中间的老井旁有一颗老槐树，自村子有史以来总有一些老人每日坐在树下闲聊，他们世代传说：有一只凤凰在路过村子时因为看到村子很美，便落在这里化成了这棵槐树。老人们叨念的永远是过去的传说，孩子们喜欢的确是槐树身上的树洞，自树根钻进去，可以从树干某个地方钻出来，特别是孩子们玩“地道战”之类的游戏时老槐树便成了主战场，每当这时候，老人们就不再互相叨念了而是全部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随着孩子们跑来跑去。每户家里都有一个水缸，挑来的水倒在水缸里，到了冬季水缸里会结上一层冰，往往用水瓢砸开一个豁口才能喝着水，而水瓢里往往活着一层冰碴。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就从水缸里把水一瓢一瓢地盛到铁锅里，放上小米，锅上放着笼屉，篦子上放着馒头，灶火里放上柴火还有从黃河里捞上来的碳，拉着风箱，等锅开了之后把火培上，背着妹妹，手牵着弟弟，在村口等待下地干农活回家的父母。

　　村子边上是一座条顺着黄河流向的沟，沟内有很多小山包，修有很多防空洞和抗战时期残留的碉堡等防御工事，那里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偶尔还能找到弹壳。第一次进防空洞的无不例外的有大孩子领着，洞里漆黑需要举着点着的油毡，只有自己的呼吸与脚下踩在枯枝与干草上的声音，那种阴森、凄冷与发霉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偶尔还会发现腐烂的动物的尸体，走到一半回头再看，洞口已经化作一个斑点，胆子小的往往吓得“妈、妈”的大哭。沟内还有好吃的野枣和山果，每到成熟季节，如果不提前下手就只有低三下四向别人要了。沟内的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各种药材，为了补贴家用，小伙伴们通常会在暑假期间结伴在山坡上挖药材，一个暑假下来也能挖个二三十斤各种药材，好的时候也能卖30块钱，当然这些钱绝大部分都被父母收走了，但是伙伴们还是在下一个假期一如既往地挖药材，因为大家都知道父母们挣钱实在不容易。当然也会有不幸发生，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为了挖药材攒学费，不幸从高处掉下来，大人们发现后赶紧送往医院，不幸中的万幸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从此智障。

　　我们村的男孩子都偷过瓜果，因为村子东边是不属于村子的一座公家林场，所以大人们对我们到那里去偷瓜果采取默许的态度，后来林场为了防范我们竟然投巨资沿着我们村子边界修了足有4里地长的围墙，但这样只是提高了我们的翻墙能力而已。偷瓜果的过程透着刺激与紧张，我曾经险些被抓住，当时只来得及听见一声呐喊，我扔了手里的苹果，玩命地飞跑，那种快速的心跳感觉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不是怕父母知道，而是怕老师知道。记得有一次，我跟表哥在林场边瞎转悠，提着镰刀和草框给羊割草，不知不觉走到了林场的西瓜地旁边，看瓜的老头看到后问，我俩说给羊割草，怕我俩偷西瓜，就先把他吃剩下的小半块西瓜给我俩切了吃，临走前还一人给了一个香瓜，然后放心地睡了。表哥让我先躲在旁边的玉米地内，他去侦察，过了一会老头打起呼噜来，表哥从西瓜地内抱来一个大西瓜，我俩费了好大劲破开西瓜，原来是一个生的，我俩就开始大笑，正笑着，老头喊着跑过来：“小兔崽子，都给你俩吃了还不知足，还要偷。”事后我们才知道，老爷爷不是怕我们偷吃西瓜，是怕我们不知道那个西瓜熟了可以吃，怕摘了生的糟蹋了。

　　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每个班级只有一个老师，所有的课程全是一个老师教，只是除了数学与语文就只有体育，那时所谓的体育就是老师拿出一个球，让我们在操场上疯抢。所有的老师全是本村的“大姨”、“大奶”，无论上课、下课哪个同学不听话，她们就会一个巴掌煽过去，没有人告老师体罚，因为家长每次碰到老师都会说：“孩子不听话就使劲揍他！我可以发誓，家长全是真诚地，有时甚至会出现家长与老师合伙“双打”孩子的情况。上课下课的时间很随意，每次不知上了多少时间的课，才有一个班的老师想起来派一个同学跑到老师办公室去拽电铃，这是让同学们最骄傲的一项工作，所以很多人都想争取这个机会。曾经电影《少林寺》热映后，学校里几乎所有的男孩全部剃了光头，还记得老师给我们开会，说：“和尚不但剃光头，还要在脑袋上烫几个点，不烫点只剃光头的是劳改犯，给你爸你妈丢死人了。”有时天气突变，老师会派几个同学到自己家里把晾晒的粮食收起来，同学们都极其热情地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时能体现出我们对老师的爱。当然也有个别“败类”，曾经有一个学习、纪律很差的家伙抓住他班老师家的一只鸡给带到集市上卖了，不过他的罪行很快被同班同学告发了。

　　那时候玩具很少，杏核、火柴盒、泡泡糖的包装纸、玻璃球全都是我们的最爱，但基本全部在与同龄的孩子间的输输赢赢中消耗殆尽了。掏鸟窝是相对危险的游戏，因为鸟窝里有时会有蛇，虽然家乡的蛇基本没有毒，但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可怕的动物。掏鸟窝危险但回报高，除了掏鸟蛋，还可以掏到小鸟，对付成熟的鸟——主要是麻雀，就需要弹弓了，弹弓制作要精良，发射弹弓的手艺更要熟练，但真正用弹弓打到的鸟并不多，实际上多数鸟是被气枪打下来的。

　　男孩子的贪玩的天性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有一次我跟发小在他家翻腾，他父亲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无意间打开了他家一个木箱子，我的神啊，一整箱子弹，在我的央求下，我拿走了五颗子弹。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也不知道怎么把那子弹的底火搞下来的，怎么把弹头折下来的，第一次看到子弹壳内原来是这些针状的结晶体火药，形似断了的自动铅笔笔芯。把这些火药放在地上用火柴点燃后把手烫了个包。当时小伙伴们都用弹壳弹头火药自制玩具武器，更危险的是这颗子弹差点在这年的大年初一要了我的小命，我有一大瓶（棕色的安乃近瓶）黑色火药，从哪来的无从考证，我把火药装满弹壳，塞紧弹头，把鞭炮的引芯从弹壳的引芯孔放进去，在墙上找了一个洞，把整个子弹放进去，点燃引芯，想着子弹头应该能穿透土墙吧！半天没反应，还对着孔看了半天说怎么还不响，刚回过头，只听呯的一声弹壳从头发梢飞驰而过，打在对面的墙上，留了十公分深的弹洞，要在一秒钟前弹壳会穿过我的头，当然如果这样就不会有这篇文章。更甚的是小学二年级那年村里告别了煤油灯用上了电灯，好奇的我跑到村里的配电房，走到变压器下听嗡嗡嗡嗡嗡的声音，还爬上去用手摸接地扁铁，还摸了低压侧的出线，幸亏当时出线用的是带绝缘胶皮的铝线，还想去摸高压侧电线，当时也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摸，要不然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这应该是命中注定吧！

　　牲口是最常见的家畜，很多人家都养有一头，所以夏天放牲口是孩子们很重要的工作，牲口很老实，一般不用操心，我们经常躺在草地上看天上云卷云舒，寻找花开花落，暮然回首牲口已经不见，但不用害怕，因为不见的牲口全部都是自己回家了，家长让小伙伴们放牲口的本意，就不是怕牲口丢了，而是怕它们毁坏别人种的庄稼引起邻里纠纷。也因为一些别的纠纷引起了不幸，我的一个发小就是因为两家的纠纷在懵懂之间拿着水果刀刺向另一个小伙伴的哥哥，最终在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从此两家结下了世仇。

　　小伙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伙伴的孩子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起来往往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我们同龄的孩子几乎全是吃百家饭，玩在哪家就吃在哪家，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谁家的父母是可以让我们在他家吃饭的，谁家的父母口是心非，但是这种家庭的孩子是没有伙伴的，往往一个脸色的变化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以至于我现在能轻而易举低能根据一个人的脸色的变化和语气的变化判断出他的行为和意图，甚至能够猜到他在想什么。那时最主要的食物是苞米面糕子、红薯饸饹，几乎是天天顿顿吃，家长怕孩子吃不饱，就在书包里在塞两个红薯伙苞米面糕子留着上学饿了吃，以至于成年后的我从不吃任何形态的红薯包括红薯的衍生品。

　　三十多年过去了，家乡变了，房子变新了，甚至有了新楼房，土街道变成了水泥路，马车变成了汽车，麦秸垛早就不见了，偶尔碰到十岁左右的孩子，问起他们最大的乐趣几乎全是——上网。

　　家乡变了，童年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