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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地区队在5月23号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的四面合围，他们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在掌握情报的基础上主动出击。
在友军纷纷损失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四十四地区队还能歼敌一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胜利，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表明这支队伍不仅有一个主观能动性很强的领导班子，也有一个很强的战斗集体。
一、敌情的变化
虽然第四十四地区队作战勇敢，他们经过从5月20号到5月23号的连续三场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围攻，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是整体的冀中平原抗日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军的大举进攻，将我冀中大块抗日根据地占领，然后通过建设封锁沟和碉堡的方式，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了小块游击区。日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控制住了冀中大部分地区。
面临上述情况，当时我党政军民部分人员，对形势依然估计不足，产生了错误倾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对敌人的扫荡力度估计不足，普遍对敌人存在着幻想。他们认为这次敌人的“扫荡”、“清剿”和往常一样，都是不持久的，就是一扫而过，总有退兵离开的时候。因此他们存有只要再等一等靠一靠，日军就会主动撤兵，到时候就会雨过天晴的错误想法。
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当时我军的不少部队，应对敌人扫荡的时候就态度消极。他们面对凶残的敌人，并没有主动出击，而是一味避战，不少部队都跳到了敌人占领区以外隐蔽起来，同时也不再活动，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当时仍然坚持在敌占区活动的，只有少数地区队和民兵。在这个时候，敌人对占领区的控制，却一天天严重起来。
二、沙河店集市突袭
到了六月的时候，敌人已经基本控制了我根据地，当时已经很少能看到整建制的我军活动了。所以猖狂的敌人开始放松警惕，甚至每天三两成群就敢到处乱窜，四处捕捉我零散人民，同时勒索群众财物。我四十四地区队当时也无法公开集体活动，于是也化整为零，分成小团体隐蔽斗争。
但是就算是在化整为零的时候，四十四地区队也没有放弃战斗。他们变换了斗争方式，开始以小分队突袭的形式打击敌伪。当时赵县城南的沙河店镇，每逢五、十有集市，老百姓届时都在集市上交易商品，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当时附近的大高铺据点的伪军，就把沙河店的集市当成了下蛋的母鸡和给养仓库。每次到了集市的时候，伪军中队长就亲自出马，带几个人到集市上欺压良善，勒索群众的物资。第一大队(连)侦察到这个情况之后，他们抓住敌人这一规律，决定对这支猖狂的伪军予以惩戒。
到了赶集的时候，一大队派出了由指导员阎同茂同志率领4名战士。他们穿着便衣身藏短枪，化装为赶集的百姓混入了集市。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在集上发现伪军的中队长，他正耀武扬威地带着四个伪军，在四处吃拿卡要。
这时的敌人毫无戒备，我化装人员就悄悄靠近，从四面包围了敌人。等这些伪军正在勒索一位摆地摊老百姓鸡蛋的时候，我军突然掏岀手枪，几发速射过去，就将敌中队长以下5名伪军全部击毙。枪声一响，集市上马上大乱，我军化装人员借机迅速转移，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这样的化装偷袭战，大大震慑了敌人，打击了伪军的嚣张气焰，很多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而相对来说，敌人对集市的骚扰少了，我军就能从集市上找到组织、购买物资，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三、四十四地区队是否参与了宋庄战斗
到了六月九日，日军出动200余人，向宋庄一带包围扫荡，当时我军以伏击手段，依托宋庄附近地形和村沿阵地，打了一个漂亮的村落保卫战，取得了当时名噪一时的“宋庄战斗”的胜利。
目前我们的军史中纪录，当时的宋庄战斗，主力是由第四十四地区队打的。不过据小编个人的比对考证，此事并不准确。这个记录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日本方面的记录的再次误传。当时日军的纪录上记载，说宋庄战斗的主力，是来源于第三十六地区队的两个连。但是，这个记录是被误导的。
日军的这个记录，是来自于重伤被俘的我军22团吴俊池连长的叙述。而吴连长当时已经身负重伤，于情于理，他都没有把我军的真实情况，告诉日军的道理。当时北宋庄战斗的主力，是七分区22团左叶团长带领的两个连，南宋庄的主力，则是六分区林子元营长带领的警备旅一团二营混合连，和赵涛政委带领的晋深极县大队的一个连。因此吴俊池连长牺牲前对于我军参战兵力的口供，应该是有意为了迷惑日军所做的虚假称述，并不足为凭。
从以上参战序列来看，当时参战的部队中，即使有四十四地区队的人员，也只可能是部分该地区队的班排级别零散人员。6月9日宋庄战斗时，无论在南宋庄还是北宋庄，都是没有连以上整建制的四十四地区队的部队参战。当时的第四十四地区队，应该还处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的状态。
四、斗争形势的再次恶化
看五一大扫荡这段历史，有个经常使用的词语，就是“恶化”。经常就是不断地恶化，然后继续“恶化”这样的词汇，充斥在史料之间。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敌人就像海潮一样一波波的打过来，而且来势越来越猛，一次比一次难以抵挡。
在宋庄战斗和同时的马阜才会战发生以后，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基本退出了敌占区。当时的部队上下，普遍有了悲观情绪，认为冀中解放区已变成敌占区，对坚持敌后斗争缺乏信心，因而不少人思想动摇，有的基层组织陷入混乱。
而冀中军区的领导机关，对于以上问题解决过迟，对敌人的行动企图没有及时识破，给当时的对敌斗争造成不良影响，部队发生不少逃亡，个别的单位将部队移到平静的外围的元氏地区，机械地进行隐蔽，一直没有主动出战。
而就算在根据地坚持作战的队伍，因为前期的化整为零作战，也让部队出现了问题。因为日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散活动，夜出昼伏，战斗频繁，造成政治工作不够及时有力。当时不少的基层战士，因为斗争形式的严酷，陆续和上级失去了联系。特别是当部队分散隐蔽以后，有的战士就因为或主动或被动的原因，发生了不少离队现象，部队减员较为严重，很多战士分散以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归队。
当时三十一地区队面临的环境最为严苛，部队减员数占全地区队总数的45%。四十四地区队状况较好，但也有很多战士失散。重新整队的时候，全队已经由原来的400多人，减员到了300多人，整体减员数占全地区队的28.4%。毋须讳言，虽然当时有不少人是没有接到会合通知，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看到艰苦的斗争环境，起了畏惧心理，私下里不想再干八路了。
当时形式已经很明显了，日军的这次扫荡根本不是一阵风，而是企图变解放区为敌占区，彻底让我“根据地变色”。当他们的企图完全暴露之时，领导机关看到形势的严重，立即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五、坚持斗争和地区队的“敌变我变”再次整编
当时军区机关首先分析了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环境虽暂时残酷紧张，但冀中人民有好几年斗争的经验，广大群众已获得翻身自由，经过了多年的抗日教育，群众觉悟不断提高，他们的抗日决心是坚定的。
同时，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屠杀，甚至严苛执行的“三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老百姓无一不在心底对日军恨的牙根痒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更加稳固，这是我军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也是我军坚持抗日，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基础，是敌人没有的条件。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大浪淘沙，当时虽然个别干部有消极情绪，但是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经过残酷环境的考验，反而在血火熔炉之中磨炼了意志，丰富了经验，有不少部队成了意志坚定、作战顽强的“铁军”。当时我军的一些主力部队，已经可以和日军进行正面作战而不落下风了。
在当时的形式下，军区采取了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就是加强了党管武器。
在游击区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元化领导。军区与军分区成立了党、政、军委员会，由县、区委书记和县、区长，分别任县、区游击队的政委，党政军一体化。
其次是精简机关充实部队。
活动于各县的地区队武装中的地区队级干部，全部担任各县常委职务。精简机关充实部队，所有的机关人员不留闲人，部队进行轻装，政权机关人员一律武装随部队行动，机关人员同时也全部都是战斗员。
最后是增设政治战士。
当时为了巩固部队，每排增设了一名政治战士，负责作为骨干巩固部队。所有地区队的干部，都由军分区直接指定。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当部队临时相遇组合时，自动由大部队指挥小部队，要求各级指战员都主动配合，密切协同作战。
当时的原根据地，在主力全部转移到外线以后，仍然在坚持战斗的部队，就是各地区队，还有各县的民兵了。而各地区队由于战斗力强，毫无疑问成为了抵抗的主力。
在六分区原有的三支地区队之中，第四十地区队因为前期损失较大，整体只剩下100多人，正在重建恢复战斗力中，因此一时是指望不上的。而第31地区队则在宁晋赵县两个县轮番苦战，已经由原来的570多人锐减到266人，部队损失过半，也急需休整补充。
相比之下，四十四地区队虽然也减员了一百多人，但是部队损失只占四分之一左右，主要建制和战斗力仍在。因此，在敌人五一大扫荡的后期，六分区的主要战斗任务，都落在了四十四地区队这一支队伍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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