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二,极寒。
比天气更冷的,是垂拱殿中的龙椅,还有坐在上面的皇帝——宋钦宗赵桓。
宋钦宗画像
三天前,宋钦宗带领数位重臣,哆哆嗦嗦地来到了开封城外的金军大营。在那里,宋钦宗面北而拜,宣读降表——开国167年后,盛极一时的大宋,终于成为了金人的臣属。
忍受了三天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宋钦宗终于回到了他的皇城中,然而,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十二月初三,金军开出了战争赔款单,总数为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
十二月初五,金军要求交割战马一万匹、一千五百名少女“劳军”;
十二月十三,金军索要酿酒匠人五十名,酒三千瓶;
十二月二十六,金军索要国子监藏书;
十二月二十八,金军索要皇室用具及收藏的各色古玩、书画;
......
从这种搜刮方式来看,金军应当是打算把整座开封城打包带走,一点“可持续发展”的想法都没有。
靖康之变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北宋朝廷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封下起大雪来(“大雪盈尺”),而金兵掐住了每一个城门,百姓无法外出砍柴,眼见整个开封城就要断炊。
无奈之下,宋钦宗下旨,开放皇家园林“艮岳”——也就是俗称的“万岁山”——让百姓自由砍伐花木、拆毁宫室,用来取暖、做饭。
诏令一出,百姓们蜂拥进万岁山中,砍的砍、拆的拆,仅仅七天时间,便将万岁山拆成了一片废墟。
无意之中,万岁山创下了一个记录:成为了唯一一个不是毁于战火,而是被“本朝百姓”亲手拆掉的皇家园林。
遗留至今的艮岳奇石
这件事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只有寥寥几行记载,但却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堂堂北宋都城,难道没有负责保障柴薪等燃料供应的机构吗?
事实上,还真有,或者说,曾经有——
我们把时间向前追溯114年,也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这一年冬天,开封也下了一场大雪。
大雪堵塞了道路,贩卖柴草的乡村农户无法进城,城内的柴炭商人们便坐地起价,一时间,柴炭价格暴涨,一秤炭(30斤)的价格竟然达到200文之多——在宋真宗时期,200文钱大约可以买20斗小米,相较之下,柴炭的价格简直贵到没天理。
柴炭价格涨到这种程度,老百姓自然是活不下去。没奈何,宋真宗只得下旨,让朝廷出钱收购四十万秤炭,半价卖给百姓,才勉强撑过了这个冬天。
宋真宗画像
这种救济方式能解一时之困,却不是长远之道,因此,在广开救济的同时,宋真宗又下了一道诏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仍令三司常贮炭五七十万秤,如常平仓,遇价贵则粜之”
简单来说,宋真宗就是要在开封城内建立柴炭应急仓储——在价格低廉时收购柴炭,到冬季时再平价卖给百姓,收入则用来再次收购柴炭。
这个方案看上去相当完善,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实施起来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宋仁宗庆历四年,开封城大雪,“民多冻馁”;
宋仁宗嘉佑四年,“雨雪不止,民饥寒死道路甚众......薪炭食物其价倍增”
......
从这些记载来看,开封城内的柴炭“常平仓”,效果实在是有限得很。
以举国之力供养的都城,尚且是这副模样,其他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北宋,要保证燃料供应究竟有多难?
拜各类武侠小说、古装影视剧所赐,在许多现代人的思想中,古人生火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捡上些枯枝败叶,掏出火折子来一晃,一堆篝火就点起来了,顺便再整点烧烤,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
滤镜下的古代生活
然而,要供应一座城市的燃料,靠这种“浪漫主义”的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者的推算,在古代,一个人一年要消耗的柴薪不会低于500公斤,按一家4口人计算,一年下来,就得烧掉2吨柴火。
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可以靠着砍柴、收集农作物秸秆等方式来满足需求,而城市中的居民,就得完全依赖于卖柴的樵夫或者柴炭商人的供应,特别是像开封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每年消耗掉的燃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文献通考》等史料的记载,北宋英宗时期,每年仅河北、山西、陕西地区向开封运送的燃料,就达到“薪一千七百一十三万斤,炭一百万秤”的巨大规模。
有的人可能觉得,消耗量大不要紧,只要供应充足,老百姓一样过的挺好——君不见美利坚合众国乎?纵然它遍地都是大排量汽车,油价还是便宜。
美国随处可见的小加油站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开封城所在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我们国家农耕文明的起源与中心。
农耕发达固然是好事,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没树。
土地面积就这么大,要耕种,就得毁林开荒——开出了荒地,就需要更多劳动力——人口增加,就需要更多耕地,于是继续毁林开荒......循环往复,森林就没了。
早在汉武帝时期,黄河曾经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一带决口,造成了巨大灾害。而当汉武帝亲临决口处,准备指挥堵口时,却发现当地几乎就没有能够用来堵水的巨木,无奈之下,只得将淇园中的竹子砍伐一空,用来封堵决口。
汉武帝像
而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愈加可怜。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描述过这一地区的面貌:
可见,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植被稀少,还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水土流失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就近解决开封的燃料问题,显然不太现实,因此,北宋朝廷只得不断扩大燃料采集范围,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中,西至陕西,南至扬州、南京,都曾是开封的燃料供给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句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意思是说,与粮食相比,柴薪的利润要薄得多,路程超过百里,柴薪的运输成本就要超过利润,相当不划算。
从陕西、南京到开封,何止千里之遥,如果按照司马迁的理论,纵使朝廷再富,也得被柴炭的运输成本拖垮。
而北宋之所以能够进行大批量、远距离的柴炭运输,所凭借的,是开封四通八达的漕运体系:
北宋漕运体系
自隋唐以降,宫廷消费、军饷粮草、民间粮食调运......大半都依赖于漕运,而宋太祖之所以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也主要由于开封周围存在着黄河、汴河、蔡河、惠民河、广济河等河流构成的运输网,具备“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宋史.河渠志》)的有利条件。
按理说,有如此便利的运输条件,开封的燃料供应自当不成问题。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漕运如此便利,北宋朝廷就开始“放飞自我”:无论是北方的棉花、生丝,还是江南的粮食、瓷器,都一股脑安排装船,奔向开封去也。
事实证明,物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专业,是有道理的——纵使漕运再发达,运力也是有限度的,北宋朝廷这么一搞,很快就出现了“爆仓”:
开宝三年,当赵匡胤听说开封粮食储备只够半年开销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今后开封必须存够九年的粮食!
然而,承担漕运任务的船舶数量有限,如果安排船舶保证粮食运输,就没法保证燃料供应——“若不许,则无以责办,许之,则冬中京师薪炭殆绝矣”(《宋史.卷二七六》)。
更闹心的是,作为当时漕运“主动脉”之一的汴河,还是个经常闹“血栓”的主。每年冬天到第二年的清明节前,汴河都必须要“停航清淤”,满打满算下来,一年通航时间不过二百余天。
汴河是开封运输的主要河流
朝廷官员们权衡来权衡去,还是得以保障粮食运输为主——毕竟雪灾不是年年有,乌纱帽却只有一顶,“抗旨”的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
正因如此,即使宋真宗搞出了柴炭“常平仓”,开封的燃料供应情况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当开封的老百姓在寒冬中挣扎求活时,有一个少年默默地看着,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
这个人叫赵仲鍼。
数年之后,他改名为赵顼,并继承了父亲宋英宗留下的皇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画像
坐上皇帝宝座的宋神宗,并没有忘记少年时所见到的那些“人间惨剧”,熙宁元年,他颁布了一条诏令:“石炭自怀(州)至京,不征。”(《文献通考.卷十四》)
所谓“石炭”,就是煤。
1958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巩义铁生沟村,发掘出了一个西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在其中发现了煤块和煤渣,证明至少从两汉时期开始,先民们就开始使用煤了。
然而,与随手可得的木材、秸秆等植物燃料相比,在地下开掘煤矿显然要困难得多,因此,长期以来,煤炭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利用。
到了北宋时期,冶金、陶瓷等手工业发展迅速,而这些行业对燃料的依赖极大,在森林资源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煤炭逐渐开始得到广泛利用,许多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开始了大规模地开掘,宋神宗所提到的“怀州”(今河南焦作),正是当时的煤炭主要产地之一。
煤炭与柴薪相比,不仅耐烧,又方便储存,算得上是优质的燃料资源,而从地图上看,怀州距离开封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余公里,运输成本更是大大减少,在柴薪紧缺的情况下,转而使用煤炭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河南政区图(局部)
然而,还存在一个问题:既然煤炭的优势如此之大,为什么之前没有大批进入开封的市场呢?
其实原因归结起来相当简单,就在于一个“利”字。
在北宋前期,煤炭属于“官卖”物资——煤矿主开采出煤来,只能卖给各地官府所设立的“炭场”。煤炭进入炭场后,首先供应军器、钱币铸造之外,其余的才会进入消费环节。
与民间做饭、取暖等用处相比,手工作坊的燃料消耗量更加庞大,两相比较,官府当然愿意将煤炭销售给这些手工业主,来获取更大的利润。
在大搞煤炭“连锁专卖”之余,北宋朝廷还对出售煤炭的矿主征收一定比例的实物税,虽然在宋真宗时期,曾经短暂废除过煤炭税的征收,但不久便又恢复如初。
这样看来,在整个煤炭流通链条中,北宋朝廷居中经营,吃完卖家吃买家,一把算盘打得噼啪乱响,果真生财有道。
这种情况,直到宋仁宗天圣四年才有所改观。根据《宋会要》的记载,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陕西西路转运使(相当于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杜詹向宋仁宗上书,建议官府除了收购必要的煤炭之外,开放民间参与煤炭经营,官府只收取税费即可。
这个办法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自此之后,民间资本才真正参与到了煤炭流通的各个环节当中。
宋仁宗画像
但是,由于煤炭税的存在,商人们还是首选将煤炭出售给手工作坊等“大户”,民间缺少生活燃料的局面依然难有改观。
这时,宋神宗宣布“不征”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所谓“不征”,就是免除从怀州到开封运输过程中的一切税收,商人们有利可图,自然趋之若鹜。
此外,宋神宗还大搞水利工程,将洛水引入汴河,消除了汴河冬日淤积的问题,使得汴河“四时行流不绝.....永不闭塞”(《宋史.卷九四》),彻底打开了开封冬天的运输通道。
自此,一船船煤炭顺着汴河,源源不绝地进入开封的千家万户。南宋庄绰在其所著的《鸡肋编》中,描述当时的开封“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庄绰的说法虽有夸张之嫌,但在史料记载中,从熙宁年间到靖康元年之前,数十年的时间内,开封虽然屡次遭遇大雪侵袭,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路有冻死骨”的惨象,这着实是宋神宗的一大功绩。
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 宋神宗功劳不小
在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一贯装疯卖傻的龙文章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话很糙,糙到扎得耳朵发痛,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我们历史中的一大弊病——短视。
不幸的是,北宋末年的官僚们,绝大部分都得了这种病。
前文说过,开封城内的燃料供应情况的好转,源于民间商人参与和宋神宗“不征”政策的刺激,然而,这一政策却没有彻底的执行下去——
所谓“财帛动人心”,煤炭交易的丰厚利润不仅让商人喜欢,也让北宋朝廷上下分外眼红。
宋哲宗年间,由于多次与西夏作战,开销庞大、收入不继,宋哲宗便重新打起了煤炭官营、重新收税的主意,瞬间使得开封煤炭价格直线上涨,百姓怨声载道。
然而,毕竟煤炭“不征”是自己老爸宋神宗的旨意,宋哲宗也不好意思全盘推翻,元符三年,宋哲宗下诏,再次取消官营炭场,并承诺“仍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宋会要.卷三七》)
然而,就在下诏之后没多久,平地一声雷——宋哲宗驾崩了,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宋徽宗闪亮登场。
宋徽宗画像
关于宋徽宗在位时期的“光荣事迹”,这里不再赘述。总之,赵佶治国能力虽然不入流,但花钱绝对是超一流水平。
钱不够花怎么办?赵佶和他大哥一样,盯上了煤炭这笔大生意。区别在于,宋徽宗可没有他大哥那些不好意思——
从宋徽宗崇宁年间开始,北宋朝廷重新开始煤炭官营,一气在汴河两岸设置了二十多个官营炭场,还在沿河州县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征税“镇栅”,摩拳擦掌,打算大捞一笔。
宋徽宗都带头上阵了,下层的官僚自然也不肯落后,争相敲诈勒索运输煤炭的商人们,千方百计也要分一杯羹。
一时间,汴河两岸乌烟瘴气,煤炭矿主们更是叫苦不迭,纷纷避之唯恐不及,送往开封的煤炭数量日渐减少。宋徽宗政和五年,开封府尹王革向宋徽宗上书,描述了开封附近炭场的现状:
这篇奏折写的相当妙——表面上看起来义正辞严,但细细一品就能看出端倪:其他州县都把煤船折腾的不来了,我们开封府卖什么去?
宋徽宗一看,也相当生气:居然敢断朕财路,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即批复:“诏依,敢有阻节,以违御笔论!”
小官吏们的敲诈勒索,居然上升到了“违旨”的高度,可见宋徽宗在钱财方面,一点也不糊涂。
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影响到开封城内的燃料贮存量——运来的越多,交的税也越多,这种买卖,自然没人干。
然而,问题在于,燃料不仅仅是民生必须品,还是相当重要的战略资源,特别是敌军兵临城下,围起“铁桶阵”时,城内的燃料储存量就直接影响着防御战的结果。
古代攻城战
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在其著作《武备志》中就曾提出,规模较大的“府城”,在防御围城战时,若没有“一万草、三万粮、二十万煤炭”的储蓄,就基本只能“待命于天”了。而开封作为北宋最大的城市,所需的燃料储备自然要远远地超过这一标准。
显而易见,在北宋朝廷的聚敛之下,开封城内的燃料贮备,基本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标准。
更要命的是,辽、金等北宋的老冤家们,偏偏格外注意断绝对手的燃料供给,每逢作战时,“必先砍伐园林......夷伐焚荡”(《辽史.兵卫志》),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
可悲的是,北宋与辽、金断断续续相持一百多年的经验,在宋徽宗和他手下的这些官僚眼中近乎一文不值,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不断流入的财富与歌舞升平掩盖下的虚假繁荣。
从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金军东路军兵临开封城下起,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宋钦宗下诏开放万岁山为止,开封城贵为都城,燃料储备竟然不到六十天便消耗一空,北宋君臣的安逸与麻木,只能让人报以一声叹息。
结语
精美绝伦的万岁山终究是被毁掉了,而使它毁灭的种子,却早已经埋下,甚至在千年之后的今天,这颗名叫“安逸”的种子,还没有彻底从我们的意识里根除。
“居安思危”,两千多年前的这句古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愿我们永远不会遇到危难,愿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对危难的警惕。
参考文献:
《宋史》
《辽史》
《史记》
《宋会要》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朝北盟会编》
《文献统考》
《梦溪笔谈》
《鸡肋编》
《武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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