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学术是一名学者最热烈最深沉的理想与追求，但如果在追求报效祖国、实现学术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了折翅的命运，又该如何开启下一站的良辰美景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国著名骨科专家、一级教授邝公道如何为自己的人生拼尽全力，在一次次挤压鞭笞中忍耐挣扎，从而创造生命的奇迹。
邝公道原籍广东开平，1916年4月17日诞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是广州名医邝磐石，在广州开设了一间妇孺皆知的西医院——邝磐石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山院区）。邝公道是家中老五，年幼时酷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他曾恳求过父亲让他学音乐，但父亲认为邝家的孩子只能学医，他只好和他的其他兄妹一样，走上悬壶济世的道路。但那双原本在琴键上跳舞的手，拿起手术刀照样奏出了令人心折的人生和弦。
1933年，17岁的邝公道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与兄长一起负笈。1939年7月，经过六年的严格训练，邝公道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留在了柏林大学附属外科医院任助教，开始了从医从教的学术人生。
1940年，邝公道获得了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通过考试，取得德国医师执照，成为极少数能够在德国行医的中国人。在任助教时，邝公道便对创伤骨科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1943年，邝公道转至德国东北钢铁联合企业创伤医院任教，两年后，他被提升为主治医师及柏林市工业外伤监督医师。他天赋般的外科才能和出色的工作表现，令素以严谨严格著称的德国同行赞叹不已。
1946年，邝公道携有犹太血统的妻子Hilda搭乘军船，辗转埃及、南非、印度……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回到阔别13年的广州。一年后，他被国立中山大学聘为外科主治医师兼代主任。解放后，邝公道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1953年，他担任中南医疗队队长，与刚刚成立的华南医学院外科同袍一道奔赴抗美援朝最前线，以高超的手术挽救了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1955年，由于向苏联学习，广州医学院废科建组，成立外科教研室，邝公道担任第一任教研室主任。当时教研室分为基础外科（由蔡纪辕在附属一院主持，同组有李国材、罗伯诚、伍守仁等）、系统外科（由何天骐在附属二院主持，同组有王成恩、陈郁林等）、临床外科（由邝公道在附属二院主持，同组有邓重纬、赵宗谦、高崇善、缪镇潮等）。当时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工字楼尚未建成，故而系统外科和临床外科都留在附属二院（前博济医院），但是三组人员来往密切，交流频繁，医院间常常进行大查房和病例讨论。在此期间，邝公道培养了大批外科骨干人才，充实了外科学技术队伍，为今天中山医学院大外科的发扬光大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在六十年代初，与黄承达、黎秉衡一道实行我国首例“断足再植”手术，让病人重新恢复行走。
1956年，邝公道被国家高教部评为二级教授，同年，由国家推荐加入国际外科学会，成为当时我国华南地区唯一会员。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曾担任纳粹德国高级军医官的邝公道被投进监狱。几年后他被释放，接着又被关进“牛棚”。1972年，邝公道被安排在广州郊区一个医院当住院医师。当时，一位正直的外科医生偷偷说：“我们医院真是世界水平，名教授在我们这里只能当个住院医生。”但邝公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默默地当他的住院医师。这所郊区医院的门诊，常常有许多下肢瘫痪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前来就诊，他们举步维艰，生活极为不便。这种病需要做复杂的手术，但”反动学术权威“、”特嫌分子'、“通敌叛国”的邝公道是没有资格为贫下中农动手术的。一次，他终于按捺不住一位医生的良心，一个曾患小儿麻痹症的青年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邝医生，做下好心，救下我，我的腿拖累了爸爸妈妈十七年，这次看病的钱都是借来的，再这样下去，我真是不想活了。”邝公道看不过去，冒着巨大的风险给这位青年进行了精细的手术。手术后，这位原本十七年都只能把腰弯成九十度拖着腿跛行的青年，昂首挺胸站起来走路了。这位青年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但邝公道料峭的生活又刮起了凛冽的寒风。这个医学奇迹，被当成了邝公道“复辟”、“回潮”的罪证，他被迫写检查，接受组织的审查和批判。但是邝公道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忍辱负重继续开展手术。
打倒'四人帮“后，由于柯麟院长尚未回到中山医学院，中山医学院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展速度较其它医学院慢。在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罗潜的邀请下，邝公道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并于1980年被评为一级教授。正当他全心全意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春“时，厄运又一次降临了。1985年，他突然下肢瘫痪，被诊断为晚期前列腺癌骨转移，肿瘤压迫脊髓引起瘫痪。当时，医生们都认为邝公道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但是，邝公道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去势治疗后，邝公道发觉自己麻木的下肢重新有了知觉，便自编了一套康复计划，每天请人在大腿上按摩近十小时，并在床上装上沙袋、吊环锻炼臂力，帮助大腿恢复功能。一个月后，他支撑着麻木的下肢下床练习走路，几个月后，他已经能够依靠学步车在地上行走了。1986年7月，邝公道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癌细胞的生长，而且恢复了正常站立行走。他又可以重新拿起他的手术刀了。邝公道说：“医学界的许多同行，都认为我战胜了癌症和瘫痪，创造了奇迹。其实，真正的奇迹是我要重新工作。”
邝公道唯一的研究生、前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陈鸿辉形容恩师的一生为“经历很坎坷、意志很坚强、下场很悲惨、为人很正直“。尽管邝公道的一生常常雨骤风急，厄运的野草疯狂生长，但他依旧在荒野之上种满学术和理想的鲜花。正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执著于学术理想、矢志以求的杰出学人，中华民族才得以留得”公道在人间“，再漆黑无人的夜里也能亮起一盏希望的灯，而不因无力发光而遥远地眺望他人之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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