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偶然决定命运
10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家乡——一个西北的小县城,独自来到省会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县城公务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种一潭死水的日子让我痛苦不堪。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82岁时的生活情景。这里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我决定离开。
离开县城前的那一个月,我夜不能寝。几乎每天夜晚,我都会跑到县城新开辟的一条街道上散步。黄昏时分,那条街道异常嘈杂,没有店铺,街道两边空旷的土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那些变调而高亢的歌声在县城辽阔的天空中荡漾,常常惹得周边的狗群长声吠叫,相互应和。到了夜半,这条街道就会空无一人,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路灯将我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又变得很短很短,路边偶尔会响起几声蛙鸣,几声鸟叫,像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犹豫了一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小县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是否能够找到工作。
10年前的今天,我的身上只装着200元钱,踏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在那座小县城里工作了5年,五年的积蓄仅有6000元钱,然而,不久前,做农民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而且我还举债几万元。那几万元的外债,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足够我用一生来偿还。
怀揣着淘金梦想,我离开了家乡。那一刻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必须取得成功,我无路可退。
那辆残破的长途汽车载着我,和一车散发着脚臭汗腥的淳朴老乡,一步步地离开了家乡。我回望着愈来愈小的县城,回望着那些静默的村庄,泪眼朦胧。
此去,不可预知。
当天黄昏,长途汽车将我倾倒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的每个白昼都异常喧嚣,人流如注,几乎每张嘴巴都在说话,没有说话的也在吃东西。车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乘车的和送人的,脚步匆匆,从这些人群的夹缝中穿过。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狐疑和戒备,光着上身,身上刺着青龙白虎的男子,穿着吊带装,奶子摇摇晃晃的女子,不时在人群中闪现。端着破碗,瘸着腿的乞丐;惊魂未定,穿着破旧衣衫的少年;大腹便便,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破帽遮颜,挑着蛇皮包装袋的民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各色人等,怀揣心思,将自己的想法紧紧包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那天晚上,我饥肠辘辘,坐在火车站边的台阶上,耳朵嗡嗡作响,汽车引擎声,人群说话声,让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粘粥。我清晰地记起了看过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王启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他们在飞机场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悄悄地说:“我们掉进了大海里。”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掉进了大海里,孤立无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而且,在以后的一个礼拜里,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
这座城市我一点也不熟悉,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哪里才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看着倚靠着蛇皮袋子,打着扑克的农民工,我感到他们比我幸福得多,他们有同伴,他们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浪和危险,而我只能单独作战;我的委屈无人知晓,我的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那几天里,我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广场上游荡者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两毛钱一张。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对接着铺在地面,然后躺上去。我也买了两张,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贫如洗,举步维艰,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我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
黎明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人们爬起来,手中拽着破报纸,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很多人跑过去,我也跑了过去,坐上了这辆公交车。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没有吃饭,但是感觉不到饿了。在来到省会城市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两个烧饼四角钱。我依靠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别人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穿过了这座城市。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是南郊,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
要在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诘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他们挥挥手臂,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蔼的房东,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钱。我身上仅仅200元,如果交了房租,我连吃饭的钱坐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放弃。
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一条流浪的狗。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门口还有文革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一边是“革命无罪”,一边是“造反有理”。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阳光照在树梢上,洒落一地斑点。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缝着眼睛看着巷口走过的人。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
我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睡在通铺上,一晚房费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形式了,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一个瞎子,两个20多岁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连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时分才回来。
旅社登记室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名小偷,这名小偷对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要了解这座城市的道路。而我则在寻找哪里才有工作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座城市坚硬的墙壁上四处乱碰,我找过小学校,找过废品公司,找过饭店……而这些单位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我。
有一天,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招文员,公司在东郊。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走出了旅社。
当时,省城的公交车是上车一元,为了省下这一元钱,这五个烧饼的钱,我跟在公交车的后面跑。我跑得气喘吁吁,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还有交警跟在我的后面跑,跑了几十米后,看到没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又热又渴,路边有一个水龙头,几个女子在旁边洗衣服。我跑过去,顾不上难堪,伸头鼓咚鼓咚喝了一气。然后,继续向前跑。
跑到东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一名男子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介绍后,惋惜地说:“你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你很优秀,可惜我们这里不需要。我建议你去报社。”但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感觉报社的门槛很高很高,我不敢迈步走进去。
大约是我来到省城的第七天,我走到了位于城墙边的展览馆,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学生毕业招聘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展览馆里还有很多人,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来到这里。
那些应聘的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面容光洁,衣着整齐,脸上还带着稚气的笑容和刚刚长出来的髭须,年轻得令人嫉妒。而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社会历练已经让我心态沧桑,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我看到那些柜台上方悬挂的招聘广告上,全是理科生的职位,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个老毕业生,极度缺乏自信,举止木讷,蓬头垢面,胆怯懦弱,声音颤抖,谁会要?
我在展览馆通往顶层的台阶上一直坐到了黄昏,看着展览馆里招聘和应聘的人都走空了,我才迟疑地走下台阶,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由于一天没有吃饭,我的嗓子又干又哑,火辣辣地疼痛,我看到一个展览席位的旁边有半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我一把拿过来,全部倒进了肚子里。后来,在城市里工作时,我见到那些拾荒者,他们捡到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将水倒干净,只把空瓶子装进口袋里。他们也不会喝别人喝剩下的矿泉水,嫌不干净。而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矿泉水的主人会不会有传染病。
黄昏时分,我走出了展览馆,来到了马路对面的广场,那里有一对对依偎呢喃的恋人,有欢笑地放风筝的小孩,有悠闲散步的老人,这是一副标准的城市生活场景,然而,却不属于我。广场的两边是一家家饭店,我看到饭店门口,穿着白大褂身体肥胖的厨师在颠着炒瓢,火焰映红了他们一张张热汗涔涔的脸;桌子四周坐满了食客,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幸福在脸上荡漾,然而,这一切还不属于我。我像一块石头,被扔在了这座城市里,无人问津,无人理睬。
站累了,我想坐下来,顺手捡起花园边的一张报纸,铺在屁股下。肚子很饿,肠胃扭成了麻花,一阵阵疼痛。但是,在这个市区中心,没有我只吃得起的烧饼,这里的每一盘饭菜都要几十元,我吃不起。
为了驱散饥饿,分散注意力,我拿起屁股下的报纸阅读起来,突然看到了报纸下方有一个招聘广告,是这家报社在招聘10名记者。我想起了那家文化传播公司里那名长得很帅的男子的话,也许我真的适合做记者。
我拿着这张报纸,坐上了回旅社的公交车,我决定明天早晨去这家报社应聘。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洗脸刷牙后,专门把水洒在头发上,对着旅社门口已经失真的镜子,用手指做了一个三七分的发型。查看过那张不知张贴了多少年的地图后,我就出发了。
那时候大街上还很少有行人,清洁工的扫把和汽车的车轮让街道变得尘土飞扬,我精心设计的发型很快就被弄脏了,这让我心疼了很久,担心因为仪表不佳而被报社拒绝。连续一周来,食不果腹,烈日暴晒,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非洲难民。
走到城门里的时候,我迷路了,问了几个打太极拳的阿姨后,才找到了这家报社。那家报社刚刚上班,一名很年轻的男子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说我是第一个来应聘的人,然后向我要简历。
我不知道应聘还要填写简历,此前应聘的所有单位都是小公司小饭店小作坊,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简历。看到我疑惑,这个年轻人就把一张表格交给我,让我在另一张桌子上填写。
填写完表格后,男子说:“后天考试。”
走出这家报社,我忐忑不安,原来进报社工作还要考试。可是此前我没有从事过一天新闻工作,也不知道还会考试,考什么呢?我茫然没有头绪。
可是,既然让我考试,那就说明我基本上得到了认可。想到这里,我又有些释然。心情轻松后,肚子突然饿了,想起昨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大方地走进路边一家饭馆,叫了一大碗面条,吃得汤水四溅,那是我这一生吃得最香甜的一顿饭。
吃完饭后,我来到了书店里,找到一些关于新闻方面的书籍,认真看了起来,并在本子上摘抄。哦,原来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而倒金字塔结构竟然是先写事情经过,谓之为导语;新闻的五要素是五个W……这些我以前闻所未闻。
正在摘抄的时候,一个女营业员走了过来,厉声呵斥我,我红着脸,像做了贼一样把书籍放在书架上,落荒而逃。找到了另一家书店,又依法炮制。
那天,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抄写了十几页新闻知识。夜晚,我站在旅社外面马路的路灯下背诵。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报名后的第三天,也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10天,报社举行了笔试。
笔试是在报社附近的一所小学举办的,那天来考试的足有几百人,楼上楼下占据了很多个教室。我看到考试前夕,还有人拿着书籍在乒乓球旁边的空地上背诵。那种气氛让我心中一阵阵发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这家报社录取,如果不录取,下一步怎么办?
考题发了下来,我一阵窃喜,填空题和选择题居然都是我前两天刚刚背诵过的,而后面的写作题更不在话下,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籍,自信什么题材的文章都会写。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监考老师不时会来到我身边,看我都在写什么,我心中涌起一阵得意。
考完试后,走在小学校里,听到几个一同来考试的人说,下午要去另一家报社考试,原来那家报社也在招聘。我打听到地址后,就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里。我因为没有提前报名,报社就给我制定了一个临时准考证。在那个时刻,我感觉报社很人性化,不拘一格,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氛围。
那场考试题目,我依旧觉得很简单,很快就交卷了。
又等待了三天,这是我来到省城的第13天,这天是两家报社放榜的日子,我身上仅仅剩下几元钱,我做好打算,如果这两家报社都没有录用我,我就跟着旅社那几个老人一起去捡拾垃圾。
我跑得满头大汗,来到了第一家报社,我看到报社前已经围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鸦雀无声,默默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那张榜单是红色的,异常刺眼。我站在人群外面,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第一个,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害怕自己看花眼,我再仔细看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我背过身去,泪流满面。
这下好了,这下不用去捡拾垃圾了。
我又在大街上奔跑着,惹来很多人不解的目光,一名警察在身后追赶我,大声质问干什么,我回头对他笑笑,又继续奔跑起来。肥胖的警察追不上我,只好气喘吁吁地放弃了。我跑得轻快,我看到天空好蓝好蓝,楼层很高很高,每个人都非常亲切。我跑到没有人的城墙根,跪在草地上,嚎啕大哭。
过了很久,我爬了起来。中午的时候,我来到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看到榜单上依然有我的名字,我依然是第一名。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走天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这天下午,我又幸福地吃了一大碗面条。
【第一章:暗访乞丐群落】
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该去哪一家报社?
这两张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XX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政策好。订这两张报纸的钱财政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份报纸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份报纸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个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份报纸。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张报纸的考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睛,口若悬河,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道,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掌拽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新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庭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步,我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杂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晚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杂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杂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却暗访乞丐群落。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