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拉扎尔火车站,巴黎。
1933年,艺术家兼摄影师亨利·卡蒂尔-布列松带着他那最新式的相机,在这里捕捉了一个重要时刻,就是这一刻。这张瞬间拍成的照片却成了“决定性瞬间”,成为摄影界最熟悉的概念。它向我们阐述了摄影的潜能。
同年在德国,希特勒的社会党也正享受着属于他们的一刻。不出六年,决定性一刻和历史性一刻将在欧洲战场上产生碰撞,结果便是著名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所拍摄的标志性照片。
新闻摄影因现代战争的混乱而生,但当战争终于结束时,摄影是否恰当地诊释了鲜血和苦难的意义,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我们以为世界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意识到它其实有许多秘密。我是说,相信摄影,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摄影演绎>“快门下的抉择”
这就是亨利·卡蒂尔-布列松,新闻摄影的教父。从三十年代早期开始,他就徘徊在街头,捕捉瞬间,捕捉一闪即逝的动作,用照片的内容与结构来诊释它的真正含义。布列松,一位超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总是坚持说他首先是一个画家,但他的“决定性瞬间”改变了摄影的面貌。
乔尔·梅耶洛威茨 摄影师:
布列松的照片是在适当的时间呆在了正确的地点。他走进某处,然后看到了某种戏剧性的可能,那也许是某一段蜿蜒向下直通街道的楼梯顶端,他能感觉到:“要是我呆在这儿,肯定会有人骑车经过”。他了解在这地方会有生命经过,这是突袭。
阿瑟·丹托 哲学家艺术评论家:
卡蒂尔-布列松总是寻找着大猎物,拍照时他是个潜行者。你必须要等着猎物出现,潜近猎物,然后在那一刻发起一击。
摄影师们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按下快门,因为他们有能力在这不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中看清在那细微的一刻中存在着的真相。
布列松的一张关于巴黎一个男人跳过水坑的照片是决定性瞬间的经典例子,看似随意却意义重大。
“圣拉扎尔火车站背后” 亨利·卡蒂尔-布列松 一九三三
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 摄影师:
对一些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男人跳过水坑的照片,但在海报上有某个欧洲犹太人名字,这个人正跳向未知,还有断裂的铁箍。历史总是被人类喻为车轮,而这个断了。在整个历史上,人们总是用断裂的铁箍或是爆裂的车轮等来有所隐喻。千百年来,也许最严重的灾难莫过于车轮断裂了。他是三十年代早期的预言家,只从一张照片中就预示了欧洲即将的遭遇——欧洲跳向未知。就因为此,这是一张伟大的照片。
摄影最有意思的是在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你知道那视觉高潮是否存在,你多少知道,这无需经过脑子或眼睛,你就是知道。
奥利弗·切纳林 摄影师:
你看着那个人转过身,按下快门,捕捉到这一刻,但其实并非如此。
亚当·布鲁姆博格 摄影师:
摄影世界最奇异之处就是人们仿佛有着天赐般的能力来捕捉事物,人们慎重地做出如此多决定,直到拍下照片。摄影者要决定地点,决定从哪里进行拍摄,使用什么相机和胶卷,他们要做出这些决定。
他一直在等候吗?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说:“这是五十法郎,从这水坑跳过去吧”或是“你可以把那断了的铁箍拿来吗?”当然不是。他看见了某些东西,将照相机从篱笆的间隙伸了过去,然后就拍得了这张我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照片”。
你得记住卡蒂尔-布列松是位超现实主义者,这是他身处的环境。超现实主义者确实相信在表象之下隐藏着超级现实,偶尔它会显露出来,而你只需等着它发生。
就是这令我屏息,我苏醒了。当某个行为进入到实际空间,他知道如何测定时间,直到它在某一刻到达临界点,这就是决定性瞬间。
布列松得以捕捉这些瞬间也归功于照相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莱卡相机于1925年在德国投产。它小巧、安静,装配了最新的镜头技术,因此也诞生了即时照相的最新风格。
他肯定有一台首批生产的莱卡相机。当时的市场上不可能有太多,他是富家子弟,有足够的钱买上一台。我想这一刻是没人能预先想到的。
它让你能出现在那一刻并抓住那一刻。它的视窗在这儿,当你使用照相机时,这只眼睛是睁着的,这样你就可以观察世界。许多其它单镜反光相机得放在脸的正前方,这样便遮挡了视线。
匈牙利出生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也选择了莱卡相机。他也因捕捉了终极的决定性瞬间而闻名于世。1936年一位西班牙内战士兵被一颗子弹击倒身亡。
“忠诚士兵之死” 罗伯特·卡帕 一九三六
当内战在1939年演变为世界大战,卡帕为战地摄影师带来了名声,感召力和英雄主义。当时他任职于<生活>杂志,他坚持着新闻摄影的第一原则:近点再近一点。这为他赢得了最优秀的战地摄影师的声誉,也是真正的荣誉。
约翰·莫里斯 <生活>杂志前图片编辑:
我很嫉妒他,因为他很英俊,吸引了所有女人的注意。卡帕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我总不太情愿称他为伟大的摄影师,而愿意把他看成伟大的新闻记者。
一个摄影师会冒着生命危险,这让年轻的我感到震惊。摄影如此重要,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最终我们希望别人说:“这张照片,我相信,因为它下方或背面摄影者的名字”。我们知道他坚持着摄影最擅长的东西,即捕捉现实。人们相信照片,护照上的是照片而非绘画。乔治·萧伯纳说过:“我要拿所有基督的绘画去换取一张快照”。这就是摄影的力量。
像卡帕这样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有权力选择参加或是退出某个战争,而在另一更为艰苦的条件下,托尼·维卡罗拍摄下了二战,并非由于摄影任务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美国士兵。
托尼是一名士兵,显然士兵们的照片不会为他们带来荣誉,他是一名军人摄影师,比起任何其他的军人摄影师,他也许拍下了最出色的二战照片。
托尼·维卡罗 摄影师:
相机总是挂在我脖子上,而非我的肩上,这边放着枪,这样我可以很轻松地边拿枪边拍照。
奇怪的是,一些本应获得荣誉的摄影师从未得到过荣誉。我认为托尼既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军人,因此他从军人的角度对战争的记录是如此为人瞩目。
普通的军人摄影师使用的是标准的军队装备来进行拍摄。
我们用的是快速出片相机。这太傻了,就这个快速出片相机,从这里调焦,你可以,这里有两张照片,胶卷从这下面放进去,把这关上。看到问题了吗?我把两张都拿出来了,然后看这里拍照,把它翻过来,这时候子弹正在身边呼啸而过呢。看到怎么回事了吗?11、12、13、14、15、16…32张照片。35毫米相机,我们只需这个36的。
要想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维卡罗必须要使用比笨重的快速出片相机更好的东西。可不像卡帕,他用不起莱卡相机,于是就用了较为普通的阿格斯C3。
我常被拿来与罗伯特·卡帕相比较,因为他拍了一张在他照相机前临死的士兵照片,而我也拍了一张类似的照片。也许是源自海明威吧,他坚持认为战争是浪漫的,“对不起,”我得说:“鲍勃,你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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