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关于匹兹堡的照片说明了即便是成千上万个决定性瞬间都不足以描绘美国的战后经历。对日本摄影者来说，历史遗留与现今复杂的政治更难阐述。
“轰炸航路”
在五十年代早期，美国继续使用大西洋作为核弹试验基地，而日本人再次因此遭受人员伤亡。六十年代早期，随着日本反核弹运动的日益加剧，许多摄影师自1945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广岛和长崎。
东松照明来到了长崎拍摄了一些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到现在我们还依然将它们与长崎联系在一起。
东松照明成为日本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但在1961年，他还只是个执行任务的孩子。事件过去的16年之后，在长崎没有如诺曼底登陆日那样的摄影机会，也没有传统战地摄影师的一席之地。
东松照明 摄影师：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人16年来是如何生活的。那段时间，长崎变成了如那不勒斯那样一座奇异的城市，绝大部分是因为已无证据显示所发生过的一切。爆炸受害者羞于公开露面，于是干脆就不出门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尽量避免和他人视线接触，甚至在16年之后，他们周围的人，尤其是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爆炸受害者，比如当他们坐上公交车时，孩子们会喊着：“鬼！鬼！”尽管大家住在一起，但他们已被自己的社会遗忘，这种文化冲击是如此强烈，我工作时根本无法整理我的情感。许多年后，当那不再是我的工作之后，我又回到那里，而每次我回去时，我都会更加了解我的拍摄对象。
东松照明不仅仅只拍下了那些爆炸引发的外形或心理的创伤，还有其它的伤痕。
散落一地的基督雕像，被烧黑的支离破碎的雕像非常震撼。一件简单的东西突然就变得令人畏惧，就如同这只指针停在原子弹落下那一刻的怀表，或是这个被扭曲成如同丑陋的人类畸胎的怪模怪样的瓶子，这显示了那个我们珍爱的世界，那个正常的日常世界不再存在了。
“融化的瓶子，长崎” 东松照明 一九六一
从某些方面来说，东松照明的照片似乎回归到＜死亡阴影的幽谷＞。对在事件发生当时就必须在场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无疑会激怒传统的战地摄影师。
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 摄影师：
不像其它的艺术形式，摄影要求你必须在事发当场。像伟大的卡蒂尔-布列松说的那样，只有发现了外在世界，才可以发掘更多的内在世界，这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样在最后你才得以讲述，看见并理解，也因此你的照片才称得上优秀。于是你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要在场，接下来就是目击事情的发生与结束。问题是当马戏团离开了之后，小镇生活又变得乏味了。
亚当·布鲁姆博格 摄影师：
我想传统的摄影记者，那些基于勇气和精神冲在最前线的人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看着一个人中弹濒死，这能告诉我们什么？也许我们因此得知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它与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所看到的事件并无二致。
奥利弗·切纳林 摄影师：
摄影依然重要，但方式已改变。这种媒介的本性使其更具有反省意义。通常摄影师在事件发生之后才会到达现场，而并非是事发当场。现在抢在前头的是电视，接着才是摄影师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这里有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处理一个自杀式爆炸的主题，并无展示在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内那遍地的鲜血。这些照片里面都是些日常用品，它们其实是巴勒斯坦人经过改装后的炸弹，例如西瓜。我想这些照片更令人惊惧。
布鲁姆博格和切纳林的照片就像停下的怀表或扭曲的瓶子，是战争的遗物。看起来普通的日常用品因它们的代表意义令人畏惧，而并非它们的样子。
但如果战争已无法得见呢？外赫布里群岛没有横飞的子弹，没有爆炸的炸弹，现代战争如此隐密，对摄影师西蒙·诺夫科来说是个挑战。
西蒙·诺夫科 摄影师：
在外赫布里群岛和苏格兰之间，这片岛屿周围的水域是欧洲最大的潜艇演习基地。这一领空是欧洲最大的低飞训练区域。这座岛拥有最大的，我想是世界最大的导弹试验区域。你看不到对流层，看不到潜艇，也看不到电离层和雷达，这些令我觉得更有趣。我想说说这个潜艇训练基地光线极好，色彩也很完美，水里的鲜鱼网似乎有点儿奇怪，有点儿超现实。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也很有意思，因为我看着的是正确的目标，感觉好象几支战队正准备盘旋飞行。因此你能有所感觉。
战争中一切有趣的元素都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钱不再会花在建造新型战斗坦克上，将人放在那样的金属盒子里在沙漠里开来开去已经是80年代事了。英雄主义变了，战争也变了，可新闻摄影还停留在40年代。
我认为即使没有有关它们的照片出版，它们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我们记录的是人类的历史。如果你正这么做着，那么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投身其中的职业。
不管对摄影以及它与历史的关系有何种争论，当你在恰当的时间身处正确的地点，问题就在于先拍然后再提问。
这是纽约的归零点。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拍下双子塔曾经耸立的地方，但在那一天，摄影师乔尔·梅耶洛威茨发现这并不是件易事。
乔尔·梅耶洛威茨 摄影师：
我做了我一直在做的事，举起了我的莱卡相机，当我将它放到眼前时，有人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那是一名黑人女警察。
她说：“不许拍照，伙计，这是犯罪现场。”
我说：“你在说什么呀，女士？这是条大街，是公共街道。”
她说：“我跟你说了，不许拍照。”
我想：“要是没有照片，那也就没有历史”，于是“管他的，我要进去拍照，我们需要记录”。
梅耶洛威茨带着他的大盘照相机在那里呆了八个月，拍下了爆炸的后果，进入了连电视也无法把握的领域。
我脚下一直在动，在晃动，晃得太厉害了，很多时候都无法使用三角架。去问琼恩·斯诺就知道了。
琼恩·斯诺 播音员：
当你在归零点看到乔尔时，必须得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工作人员。对此我很欣赏，他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好象他是行动的一部分。他的照相机很大，是木头和铜制成的。木头和照片？他们居然还用这个？没错，在犯罪现场确实用。
我拍下的全是彩色照片，因为用黑白的话，会将它定义为悲剧。它的确是悲剧性的，但这里不是战争，是崩塌，只是破坏。
“北墙，归零点：” 乔尔·梅耶洛威茨 二零零一
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具有毁灭性，因此在那一天很难很难把握它所代表的极恶，只有在发生之后，在废墟间徘徊，才能看透这一切，才会开始想到曾在这里失去的鲜活生命。
我不知道我们想到的是活动的影像，还是静止的影像，我一直认为在我们的脑子里是一系列生活中重要时刻的静止的影像。无论是关于本国或国际，无论是关于家庭，出生或死亡，存在于脑子里的都是静止的影像。摄影师的工作就是与人们直接接触，永久地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
多亏了摄影，在罗兹犹太居民区发生的一切现在至少变得清晰起来。亨利克·罗斯的照片确实帮助海伦·阿若森重温了她的切身体验，最终出版的照片也将她带向了另一位幸存者，她的初恋爱人。
海伦·阿若森 犹太居民区幸存者：
这是现在的他，八十九岁了。当然，我们在一起回忆过往，这是我和他，还有这书。说起照片，是一些非常私人的体验，从小我就没拥有过什么东西，和我一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是我妹妹的照片，它们是我唯一保存完好的东西，没有其它。当人们问我，“如果你必须要离开家，什么是你必须要带上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照片。
画外音：
要是没有照片那也就没有历史。
他确实相信，他能找到存在的真相。
这是突袭。
他如此疯狂的原因是他太在意了。
上帝与我们同在。
人们相信照片。
“不许拍照，伙计，这是犯罪现场”
相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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