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其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也存在不少差异。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比较辽金文化的异同，最后略作归纳和分析。在以下叙述中，谈到契丹、女真文化，是分别指两个民族的文化，而辽、金文化则是指契丹文化或女真文化同汉文化及其他族文化交流融合后的文化。契丹文化与辽文化，女真文化与金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契丹、女真及辽、金在食衣住行等方面的异同
饮食
契丹、女真起源于我国北方或东北，那里同南方相比，冬长而寒冷，无霜期短，干旱少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契丹、女真社会经济和饮食文化的发展。契丹、女真的饮食，最初都较粗糙单调。契丹是游牧民族，以肉食和乳品为主。粮食食品所占比重较小，有粥、炒米、炒面之类。女真是农耕兼畜牧、渔猎的民族。“田宜麻谷”，“喜耕种”[1]，以粮食食品为主，亦食肉乳。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受汉人的影响，契丹女真粮食食品比重增加，食品加工渐趋精细，有了馒头、点心等面食和米饭等。特别是女真的饮食，后来已同汉人无多大区别。
饮茶在辽金成为风尚。辽金本不产茶，所需茶叶，来自同两宋的榷场贸易及两宋贡纳等。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有《茶道图》[1]，图中反映了选茶、碾茶、烹茶、用茶程序及茶具等，说明辽人饮茶的流行。而金人饮茶，更是蔚然成风。金初仅有少数上层统治者饮茶，并被视为是接受汉文化的儒雅表现。后来，饮茶逐渐在各阶层中盛行起来。《金史·食货志四》说：“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由于饮茶风行，茶叶消费量大增，到后期，朝廷官员纷纷要求禁茶，以减少用来换取茶叶的丝绢的消耗。
服饰
契丹人装束的主要特征是髡发左衽。后来，契丹人特别是男人多改著汉服。据《契丹国志·衣服制度》载，“国母与番官皆番服”，而“国主与汉官则汉服”。辽圣宗统和间，宋人路振奉使契丹时，也看到“俗皆汉服”，唯有契丹、渤海妇女仍著“胡服”[2]（路振：《乘轺录》）。女真衣服也是左衽，男女留辫发。到金朝中期，女真服饰汉化成为风尚，以至世宗、章宗多次下令，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罚[3]（《金史·世宗纪下》，《金史·章宗纪四》）。契丹女真服饰发式小有区别，但汉化是其共同趋势。然而在宋人眼里看来，却认为辽金时北方汉人服饰已经“胡化”。苏辙《燕山》诗云，“左衽今已半”[4]（《栾城集》卷一六）；范成大《揽辔录》云：“民亦久习胡习，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范成大还有《相国寺》诗云：“闻谈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而且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5]（《范石湖集》卷一二），于此可见，由于契丹女真与汉人杂居，互相影响，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变化，其中服饰变化尤为明显。相对来说，辽金境内契丹、女真人及汉人妇女衣装变化较为缓慢。
契丹女真的服饰不仅对境内汉人，而且对两宋也产生了影响。在南宋，许多所谓“归正人”、“归明人”即原辽、金、西夏归服者以及宋人流落邻境重新回归者，也因穿惯了当地服装，往往不改“胡服”，宋朝诸军也仿效女真衣装，“左衽胡服”[6]（《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从而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服饰的交流。
住所
契丹女真的住所，早期有较大区别。契丹以游牧为业，居无常处，“转徙随时，车马为家”[7]（《辽史·营卫志中》）。因居无定处，“穹庐”是契丹居住的主要形式。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转为定居，出现草房、板屋。有些地区的契丹人终辽之世都从事游牧，以车马为家。女真则不同，早在建国前的献祖时，即从游牧转为定居，徙居海古水，“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里，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3]（《金史·世纪》）分布在山区的女真人则“依山而居，联木为栅”，“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女真人居有火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饮食起居之上，谓之炕，以取共暖”[8]（《三朝北盟会编》政室上帙三）。此外，契丹、女真住所都有东向或东南向的习俗。《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邑屋门皆东向”。契丹毡帐、宫殿等，都是坐西朝东。甚至连辽朝寺院如今大同华严寺、北京大觉寺以及龙泉寺遗址等，均坐西朝东。女真亦“门皆东向”[8]（《三朝北照会编》政宣上帙三）。直到现代，东北仍有此俗，《柳边纪略》卷一载，宁古塔一带“屋皆东南向”。
辽金都有五京制度。辽金修建或扩建的诸京，多是依仿中原都城制度修建的。如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即“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唐东都洛阳）之制”[7]（《辽史·地理志三》）修建而成。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至1960年对中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对这座辽代中期新建城市的布局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它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9]（P601）。金上京是模仿北宋汴京而建的，只是规模“仅得十之二三而已”[10]（《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四》）。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燕京）基础上扩建的。主持建中都的张浩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渤海人，苏保衡是汉人，而具体负责修建的梁汉臣、孔彦舟则原为宋朝人。中都布局多是模仿北宋汴京，甚至城内许多名称都是沿用汴京的名称。如汴京正北门名通天，金中都正北门为通玄；汴京皇城北门为拱辰，中都也设拱辰门；宫城的东华、西华门名也是仿效北宋宫城门[11]（P14）。
辽虽有五京，然而皇帝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五京宫殿中，而在行宫，即所谓“捺钵”。
捺钵是同契丹人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一种重要制度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捺钵就是行营、行帐、营盘，即辽朝皇帝出行时居止的帐幕。《辽史·营卫志中》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署，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朝皇帝春捺钵捕鹅钓鱼，夏捺钵避暑议政，秋捺钵射鹿，冬捺钵避寒议政、猎虎。四时捺钵，并非仅限于游幸，而且也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捺钵制度对后来的金、元、清都产生了影响。金代中期以前，有春山秋水之制，春水捕鱼，秋山打猎。宣宗贞祐南迁之后，史书中不再有关于春山秋水的记载了。金朝前期虽然承袭了辽代捺钵之制，但有所不同。辽居留时间较长，金居留时间短暂；辽之行动复杂，金之行动简单。尤其不同者，辽以捺钵为经常，故政治中心即在于此，而金则主要出于游幸，与政治关系不大。后来的元、清，也有捺钵风习，略与金近似，其重要性不能与辽相比[12]。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