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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圣孟轲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西哲尼采说过：那些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无论东西方的先贤都认为人们在经历苦难和逆境后应该会不断成长，获得更强的力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名言与其说是某种规律的总结，倒不如说是一碗高级鸡汤。他们鼓励人们克服苦难、走出困境，几千年来，这甚至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主流意识。愿望当然是美好的，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
哀悼者聚集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罗伯小学外悼念枪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在2022年5月芝加哥举行的心理学学术会议上，一些研究人员发表报告称，人们在经历创伤和苦难后会成长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相关的研究存在严重的方法学缺陷。他们认为以“成长”为出发点的研究动力源自西方的思维定势（其实东方也差不多），这种思维定势倾向于重视积极情绪，贬低甚至避免消极情绪，这可能会迫使受访者否认或压抑他们的负面情绪，从而会给出错误的反馈，让研究本身得出错误的结论。多年来，对经历苦难后人们的心理变化的研究有着曲折的历程。半个世纪之前，心理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个人从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困难视为个人失败，这是以“成长”为出发点来看待苦难的思维定势的可怕的另一面：别人都成长了，怎么就你走不出来？但是从对越战退伍军人和其他战争幸存者的研究开始改变这种思维方式。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其精神障碍手册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建立了一个新类别，承认这是一种严重的后遗症，患者会经历噩梦、情绪低落和严重的焦虑。
图源：blessingsthroughaction.org
哥伦比亚大学的创伤和复原力专家 George Bonanno 表示，在三十多年前的那段时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都是那些最糟糕的情况。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发现只有最多五分之一的人会在经历严重精神创伤后发展为PTSD。那么其余五分之四的人又发生了什么呢？1990年代中期，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心理学家 Richard Tedeschi 和 Lawrence Calhoun 在 1996 年发表在《创伤压力杂志》的论文中认为，对痛苦的关注掩盖了创伤可能带来的好处。两人创建了一份后来被广泛使用的“成长量表”来评估人们在经历创伤事件后发生的积极变化。在21个问题中，受访者要在类似“我对他人更有同情心了”、“我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等描述进行评分，0分表示“我没有因为危机而经历这种变化”， 5分表示“我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这种变化，是由于我经历的危机导致了这种变化”。这些项目分为五个大类：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对生活的热情和精神上的改变。 这份量表的广泛使用让“创伤后会更强大”成为了一种具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研究结论而不仅仅是一碗鸡汤。但是另一些严谨的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大的问题，如北卡州温斯顿塞勒姆维克森林大学的人格心理学家 Eranda Jayawickreme 表示，这份量表中只给出了积极改变的选项，而受访者可以给出的最差的结果是也不过是他们没有改变。这种问卷的设计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暗示：别人都成长了，你呢？这给受访者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交了失真的报告：即便他们一直处于痛苦中没有成长，但是没有这个选项啊！图源：《我爱我家》剧照
另一个影响调查可靠性的问题是，大多数心理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诸如“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或“你觉得和恋人关系如何”等问题，受访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当时的感觉给出回答。但是如果要回答“我变得比以前更有同情心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受访者必须经历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才可能给出更准确的答案：先回忆创伤事件发生之前的状况，与现在的状况进行比较，计算这种差异的大小，然后再思考是否将这种改变归因于创伤而不是其他的生活事件，最后给出回答。
显然回答这两种问题是需要不同的认知方式的，后者要复杂的多。在2009年一项开创性的心理学研究中，研究人员招募了大约1500名本科生，并对他们进行了八周的跟踪。在研究开始和结束时，学生们需要回答标准“成长量表”和修改后的、只问第一感觉的简化版本的量表。在这八周的时间里，122 名学生报告说经历过一次导致高度痛苦的创伤性事件。
结果是，研究人员发现完成标准“成长量表”的学生只比完成简化量表的学生多花了8%的时间，这相当于回答每个问题的时间只增加了半秒。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 Adriel Boals 表示，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如实的在半秒内完成上述复杂的思考过程，那我要问他们喝什么牌子的咖啡了，这是健脑片！实际上这些问题由于自身先天性的缺陷，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有多大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更有可能只不过是依靠模糊的感觉作出的选择。康涅狄格大学斯托尔斯分校的临床健康心理学家 Crystal Park 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难准确的回忆起自己在过去特定时刻的感受，如果说创伤事件会给出一个明显的坐标，而在那之后人们发生了某种改变，那又如何证明这种改变是由于创伤事件而不是其他“好事”的结果呢？比如为了走出阴影，来了一次心灵之旅；又或是遇到了心仪的恋人，重燃对生活的热情。温斯顿塞勒姆维克森林大学的人格心理学家 Eranda Jayawickreme 说：“归根结底，对苦难最富有同情心的反应是认真的了解幸存者的感受，而不是希望或者要求他们作出某种符合社会期望的改变。人们对苦难的反应是微妙的，可能会发生积极的改变，也可能会发生消极的改变，也有可能完全没有变化，这都是真实存在的。” 图源：pixabay.com
英国作家威廉·毛姆曾经嘲讽过所谓的“苦难文学”：“有一派作家扩大了苦难的道德价值。他们声称苦难有益，声称苦难向精神世界开辟了美的新路，还声称苦难增强了性格的力量，使其从人类的粗芜中得到净化。遵循这些逻辑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的作者都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三餐无忧，身体强健，极有声望。”电影《1942》剧照
图源：搜狐
“我知道苦难无法使人高贵，反而使人卑微。它使人自私、猥琐、狭隘、猜忌。它没有使人超越人本身，却使人称不上真正的人；我曾残忍地写道，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苦难，而是从他人的苦难中才学会了顺从。”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trauma-ptsd-growth-myth-cultural-narrative-ment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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