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陷入抑郁，令这些大学修改了课程表

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与日俱增，并且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学业负担是学生压力的重要来源，并且许多学生表示当需要求助的时候，他们难以在校园中得到及时、有效的支持。一些高校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并开始采取调整课程表、增加心理健康课程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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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甄婷

编辑戚译引

露西（化名）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憧憬大学的生活，当她终于进入英格兰南部一所大学学习地理专业时，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希望。然而，上大学之后，她的心理健康愈加恶化，原本就患有的双相情感障碍变得更加严重。她鼓起勇气向辅导员寻求帮助，却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她根本不了解高负荷的学业带给学生的心理压力。她并没有给予我理解或任何缓解压力的方法，只是一直在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当露西想要休学一段时间的时候，辅导员拒绝把她的情况上报给学校，“我的状态非常差，甚至想要自杀了”，在大学最后一年开始之前，露西决定退学了。

这可能看起来有些极端，然而这只是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在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从事医学课程设计的斯图尔特·斯莱文（Stuart Slavin）起初认为不需要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操心。直到 2008 年，当他开始阅读有关医学生焦虑、抑郁和职业倦怠的文章后，他被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程度所震惊，“对我来说这很难想象，”他说。斯莱文认为他的学生看起来都很开心，并且基于国家标准化调查问卷的结果，学生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非常满意。然而当斯莱文决定使用临床焦虑及抑郁量表对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之后，他看到了学生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刚进入迎新周的时候，学生表现良好，报告了正常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然而仅六个月过去，在他们结束第一个学期之后，学生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健康水平就直线下降。这些结果也得到了许多其他医学院校的证据支持：学生的抑郁水平会在大学第一学期上升，直到学期结束也无法恢复到起始水平，有些人甚至到毕业的时候都维持着这种高抑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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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大学生都怎么了？

事实上，英国大学正陷入一场心理健康危机之中。现如今向学校报告心理健康状况的学生人数是十年前的五倍，并且寻求支持的学生人数在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增加了 50％。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的学生健康研究负责人，讲师和心理治疗师加雷斯·休斯（Gareth Hughes）说：“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在增加。”很多人都在寻求有关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治疗和辅导。

学生心理疾病的增加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广泛趋势。自 1995 年以来，患有长期心理健康问题的英格兰儿童和青少年增加了六倍，而在苏格兰，患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则在 2003 年至 2014 年间翻了一倍还不止。然而另一方面，年轻人能分配到的心理健康医疗保障资源却非常匮乏。尽管心理健康疾病已经占疾病负担的 23％，但英国卫生预算中只有 11％用于精神卫生。其中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CAMHS）仅占 7％，而 18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总的来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资金中只有不到 1％用于儿童和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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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只发生在英国。在美国，17 岁以下青少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大学生对咨询的需求急剧上升。一项 2019 年的研究对两项全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 2007 年至 2018 年之间，学生的自杀想法、严重抑郁和自残行为的发生率翻了一番。但在同期，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预算却赶不上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其研究经费实际上减少了。

在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在最近几十年总体上有下滑的趋势，即心理问题有增加的趋势。《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中国 17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主要包括抑郁、焦虑、强迫、厌学、网络成瘾、自杀自伤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在近几十年里总体呈相对平稳的状态，也有略微上升的迹象，但是群体内部间的差异可能有拉大的趋势（张立营，2013），一项研究分析了 1991 年至 2010 年之间的 514 篇研究报告，总计涉及 564127 名大学生，发现随年代的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呈逐年显著下降的趋势（陈顺森，陈春玉，2011）。

在研究生群体中，心理健康随年代的发展也呈现和大学生群体相一致的状况，总体上心理健康水平逐渐提升，重点大学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普通大学更为全方位，且改善幅度也更大（姜松梅，黄茜，2016）。但是另一方面，在《自然》的 2019 年全球研究生调查中，中国学生表现出更低的满意度。在参与此次调查的中国学生中，只有 55% 的学生表示对博士生涯至少感到部分满意。而在中国以外地区的 5630 名受访者中，满意度达到了 72%。

大学生的压力来源

当学生陷入焦虑的困境，大学通常会有以下三个因素与之相关：住宿，财务和学习压力。

在露西决定退学后，学校限她在 48 小时内搬出宿舍。露西愿意支付额外的住宿费以稍微延长期限，但被学校回绝了。她不得不开始疯狂地整理自己的东西，还要和自己亲密的室友匆匆告别。第二天凌晨六点，当露西还在睡梦之中，就有人来敲门，“他们以为我已经搬走了，”露西回忆道，“我还能记得搬宿舍的压力带来的长期、可怕的焦虑发作。”

人们普遍存在一个思维定式，认为学生需要接受艰苦全面的教育，才能在未来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从容不迫、脱颖而出。然而有证据表明，学生已难以承受学业压力带来的这份焦虑。2018 年，一项对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心理健康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焦虑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学业的担忧。在佛罗里达州，一项调查发现医学院学生最主要的两个压力来源分别是学业负担，和工作（或学业）与生活难以平衡的冲突。在英国约克大学，一项研究将学业困难和压力列为学生寻求心理辅导的两个主要原因，与抑郁症、焦虑症和丧失亲人并列。在《自然》博士生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6％）表示他们曾为博士研究所引起的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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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新人涌入大学。“如果我们现在就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那将是一项公共健康的壮举。” 英国学生心理健康慈善机构 Student Minds 的前政策经理雷切尔·派珀（Rachel Piper）说。大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会在 24 岁前经历首次发作。这意味着大学可以被视为一个帮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好机会，尽早为学生提供支持和辅导，预防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那么问题来了：大学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学生呢？

大学生也需要“减负”

斯莱文基于学生的诉求，开发了一种三点模型来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一点，我们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学业压力；第二点，我们要教给学生应用认知与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去应对压力；第三点是创造体验生活的空间，寻找学习的意义。”

斯莱文首先将成绩评定的方法从多层等级制转换为通过/不通过两个等级。这在许多医学院中被发现可以减轻压力、提高团队凝聚力且不会影响平均成绩。斯莱文还调整了医学院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开设时间，将原本是“开学第一课”的强度很大的人体解剖学课程设置在晚些时候再开设，并减少了一部分课程内容。团队还将整体课程削减了 10％，并在课余时间开设选修活动，如为无家可归的人开设足部护理诊所，或开展产前培训课程。

他们为学生开设适应力课程，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帮助学生少走弯路。该课程旨在消除学生在刚进入医学院时的一些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的思维方式，包括非此即彼式（“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如果我没有通过考试，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孤注一掷式（“考试不及格，从此注孤生”），以及重度完美主义（“我只是没挂科而已，还差得远呢”）。

新开设的适应力课程和选修课程每年的预算不到 1 万美元（圣路易斯大学的学费在 2019/20 年度为每名学生 55760 美元），且不需要任何新的教职员工。而结果是令人惊喜的。自推出以来的十年里，一年级医学生的抑郁症患病率降低了 85％，焦虑症的患病率降低了 75％。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猛增至 81％。并且学生在国家标准化考试中取得的平均分数只增不减，“当学生们压力减轻时，他们反而能有更好的学术表现，” 斯莱文说。

德比大学针对本科生开设了适应力课程，其课程内容根据专业的需求量身定制：音乐专业的学生会学习关于表演焦虑的内容，而商科学生会学习职场中的情商。

加雷斯·休斯还探讨了深度学习者和表面学习者的本质区别。表面学习者只是努力在学海中生存，他们只关注解决问题以获得成绩，收获的幸福感很低；而深度学习者并不会为了成绩去学习，他们被学习的激情激励着，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能收获更高的幸福度。“很多事情都与他们从学习中获得的意义和控制力有关，” 休斯说到，“我们如何帮助学生从表面学习者转向深度学习者？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解答的问题。”

全校参与提升学生福利

近年来，高校中掀起了一波学生福利全校参与（whole-university approach）的浪潮，呼吁大学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支持渗透进学校的每个部门。它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一种方式，已经在城市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 2015 年加拿大举行的会议上，来自 45 个国家的参会者起草了《奥肯纳根宪章》（the Okanagan Charter），呼吁大学将健康的生活方式渗入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术生活和非学术生活。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首先作出表率。他们减少了工程系在第一年的课时，以回应学生所反馈的不堪重负；他们还为挂科率高的课程开设了预备课程，帮助学生适应学习。现在，有 78 所英国大学公开宣布了他们对《奥肯纳根宪章》的承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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