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伯益
1994年11月4日，纯粹是一念之差，为了心中那个明灭不熄的文学梦，我这个恋家的男人也能抛妻别子，远离豫南乡下那个名叫泼陂河的古朴得有些锈迹的小镇，孤身一人闯入省会郑州。谁知，当我终于跨出家门北上郑州，感觉是离文学更近了时，心中仅存的一点文学趣味却又悄然离我而去。在异乡的天空下，流浪者的行囊里装不下更多的诗意与浪漫。
应聘的单位是朋友事先为我联系好的。到郑州的第二天一早，我便在朋友的引领下去拜见了美与时代杂志社的姚总，例行的问话之后，姚总说：“你现在就可以来上班了。”就之么简短的一句话，昨天的乡村教师一转眼就变成今日的期刊编辑了，当时我还真有些受宠若惊。其实，当时我所受聘的那家杂志社很不景气，三个月的实习期内，每月只有200多块钱的薪水，每月除去100元的房租，我的生活费就只剩下100元人民的币了。那些日子真的不堪回首，我这个不喜面食的南方人也只能强迫自己每顿以面条充饥了，每每经过那些饭馆酒楼，飘逸而至的大米芳香，在我的感觉中，真正是照应了那句“叫人想家”的某酒广告了。
不久，妻的生日到了，我该给远在乡下的妻子送去一份怎样的祝福呢？当时我兜里只剩下5元钱了，而离发工资还有三天时间，除了穷困与窘迫之外，我就只剩下对亲人的无边思念了。于是，我决定给妻挂个长途电话。为了让“5元钱情话”的篇幅拉得更长些，我选择夜晚九点以后去打半价长途。
那时，乡下的家里还没装电话，便先将电话打到单位的值班室，客套一番后，才提出让值班的同事去叫一下妻子，我先挂上电话，待妻子赶到值班室后我再打过去。一个回合下来，计费器上已经跳到一元五角了。
同事去叫妻子，一个来回约摸得二十分钟，我坐在营业厅的冷板凳上心烦意乱地看表，二十分钟比一个小时还要漫长。时间一到，我赶紧拨通电话，没想到妻在电话那端气喘吁吁地说：“我早跑到了，你怎么才打过来啊？”容不上我插话，妻在电话那端将满腔关爱与思念滔滔泄来，我一边聆听，一边紧盯着不停跳动的计费器，我不能让那血红的数字跳过我的承受极限。当数字快要跳到3时，我果断地打断了妻子的倾诉：“时间到了，我挂机了。”咔嚓一声之后，我才发现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精心策划的一次通话，我竟然连一句“祝你生日快乐”也没说出。
付完长话费，兜里还剩下一枚五角硬币，我真后悔没有说完这“五角祝福”。那几天，不忍心用五角硬币去换取两个充饥的面包，我只是拿它在掌心摩挲，希望能摩挲出思念的光泽。
好在困顿的日子终于过去了，除了工资渐长之外，偶尔还会有一两笔稿费。尽管那都是不值几钱银子的小文章，可也是呕心沥血的结果，不能贱视。接过汇款单之后，我便按要求认真填写了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可是，到了邮局之后，却让服务小姐看出了破绽。
隔着高高的柜台，我递上我的汇款单及身份证，本来是埋头工作不瞟顾客的服务小姐在反复地核查我的单证之后，抬起头来满脸疑惑地问：“你是美与时代杂志社的？”
我说：“是呀。”
她又问：“你这身份证的地址怎么与单位不符？”
原来，她从身份证上看出了我乡巴佬的尾巴来了，难怪她不信任我了。
我只好红着脸解释说：“我的户口在乡下，可我现在杂志社上班。”服务小姐将信将疑地低下头去，又仔细地验查了一遍，突然，她眼睛一亮，一甩手将我的身份证和汇款单扔到柜台上，一副冷冰冰的口吻说：“身份证上的姓名与汇款单上的姓名不符，不能领取！”
我一下子懵了，连忙分辨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你看看你名字中间那个字吧。”服务小姐仍是一副冷冰冰的口吻，仿佛我真是个来此冒领他人50元小钱的毛贼似的。
但是，我仍按着小姐的指点查看了一下汇款单与身份证，这仔细一看还真看出了问题，原来，由于派出所民警的疏忽，我身份证上的“黄伯益”错写成“黄佰益”了，奇怪的是，这张我在乡下使用了多年的身份证我竟然没能发现它的毛病，真该感谢服务小姐的火眼金睛。
我请教小姐该怎么办，她说：“回单位去开个证明来。”
我又问证明怎么开，小姐不耐烦地说：“证明一下黄伯益就是黄佰益就行了。”
名字多出一横的烦恼
此后，又有稿费来时，我又拿了身份证去蒙混过关，结果每次都会被火眼金睛的服务小姐堪破原形，非得让我再回单位开证明不可。当初我并没有明白她的确切意思，也不知道她是要我证明黄佰益就是黄伯益呢，还是证明黄伯益就是黄佰益，反正这两种说法到她那里都能过关。大概她并不知道我到底是黄伯益还是黄佰益，时间一长弄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了。每次邮局取款，都有一种被人当众戳疮疤的羞愧。
后来，单位给我办了个工作证，到邮局取款时我才有了点理直气壮的感觉。
初来郑州时，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过了好几年的租房生活。
有人说打工者的搬家就如跳槽一样频繁，其实，我们的频繁搬家更多的是因为无奈。旅居郑州三年不足，我已四易其居了。开始时，与三位朋友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民房。房东是对中年夫妻，待人也还算热情，能碰上这样的房东还真有点让人暗自庆幸。就在我错将他乡当故乡的温暖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又让我心凉如水。
1995年深秋的一天，杂志社有个采访任务让我去洛阳出差，前后才几天时间，采访一结束我就乘夜车赶回郑州。当我兴冲冲地爬上四楼我们的“家”时，结果发现“家门”外又新装了一道防盗门。我虽有疑虑，但仍然伸手敲响了“家门”。不一会儿，从里面探出一张陌生的脸来，问：“干什么的？”
我说：“我回我自己的家啊！”
“你们已经搬走了。”陌生男子说道。
我急匆匆下楼去找房东。房东满脸陪笑地说道：“你的那两位朋友前几天就已经帮你将东西搬走了。”
我突然明白了，这里不是我的家，有的只是已经搬走了的几样东西。
“你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了吗？”我有些慌了。
“他们没有告诉我。”房东一脸爱莫能助的神情。
走出那扇曾经熟悉的大门，我知道这一年多的缘分是彻底了结了。背着旅行袋在寒气袭人的夜色长街上作毫无上目的的漫游，心中对朋友的怨恨也油然而生。他们怎么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说搬就搬，将我孤单一人抛弃在这异乡的街头呢？当时，我们都没有联系电话，已经是深夜9点多了，我可怎么找到他们找到家啊？
找到街的一个电话亭，试着给朋友的办公室打个电话，没想到朋友还真在。我匆匆赶到朋友的单位，正要发作时，朋友却站了起来：“老黄啊，这两天我都没敢离开办公室，夜晚也呆在办公室里，怕你回来找不到我们，你会起急啊！”朋友的一句让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这次搬家的真相：“你出差的当天下午，房东太太就来告诉我们，说是有一家公司看中了我们租的那套房子，这两天就要搬进来，让我们赶紧找地方搬走。我们说你出差了，能否缓几天，等你回来后再搬。她说不行。后来我才听说，那家公司每月比我们多出100元钱的房租，并且还是一年的房租一次性付清……”我哑然了。当时我就想，郑州不仅不是一个文学味的城市，有时甚至连人情味也寡淡如水了。
后来，我们三个人挤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冬春之季也算紧凑暖和。眼看着暑假将临，远在乡下的老婆孩子们会趁着假期来郑省亲，三家人挤在一套两住室里说啥也是水方便的。大家一合计决定重找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恰好此时房东太太上楼来告诉我们说下个月的房租要涨50元钱，我们便趁机告诉她下个月我们要搬家。
老太太一听有些吃惊，说：“住得好好的怎么要搬走呢？是不是因为加了50元钱的房租的缘故啊？你们要继续住的话，那50元钱可以不加了。”我们一再解释不是因为房租的事，老太太愣是不信。
临走时，老太太也算大度，并未与我们计较什么。可是，搬完最后一件家什后，老太太却拦在门口，让我们先将东西放下，上楼去将垃圾重新清理，将厕所重新洗刷干净后再走。平时挺和善的老太太，真没想到她会来这一手。
我们的第三家房东是对不大讲究的夫妻，讨要房租却非常及时。月底还没到，女房东只要一听到我们上下楼的脚步声，她就会拖着长腔在屋子里喊：“三楼的，该掏房钱儿了！”也不管你有没有客人在侧，她都不会给你一点面子。后来，我的那两位朋友的家属要赴郑定居，我们这个特殊的三口之家只好宣告解体，各奔东西了。搬家里，女房东防贼似的盯着我们，脸拉得比她的声调还长。
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炎凉，我对房东已不再抱有幻想。此次搬家之后，我便夹了尾巴做人，尤其不敢忘了按时缴付房租。谁知住下不足半月，房东便来敲门了，我想这房租讨得也太急切了点吧。便没好声气地打开门，发现年轻俏丽的女主人一脸春风地站在门前：“村里发了一些招待票，我们用不完，给你送了几张。这几天影院正在放映《缉毒英雄》，有空了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看。”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真诚地道了一声“谢谢”。
其实，我们要求的并不多，那怕只是一缕一闪即逝的阳光，也足以照亮灵魂深处的绿茵。
八十年代有个流行的新鲜名词，叫“流动人口”。好像社会上的不安定以及种种不洁与犯罪都与之相关似的，因此它便成了各种管理者关注的重点与难点。在租房而住的那几年里，各种不期而至的敲门查访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牢记自己是一个外乡人。但是，偶尔的返乡之旅，朋友们又会把我们当成一个准城里人，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
曾经的身份证明
那段日子，对人生充满了疑惑，等未来的等待充满了失落。有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类人。
那个周未，百无聊奈的我和朋友一起走进了电影院，影院里正在放映的是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影片《幸福终点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来自东欧的维克多·纳沃斯基（汤姆·汉克斯饰），当初为了完成父亲收集爵士乐队的签名的遗愿才离开祖国，从飞机起飞到在肯尼迪机场落地的这一段时间，他的国家发生政变，维克多因此突然成为了没有国籍的人，无法入境，也无从出境；纵然纽约和美国就在数米之遥的门外，他仍然只能等在候机大厅里，直到身份明确。
他只能一直呆在机场的休息室里，这一等就是9个月。
无奈之下，他只能留在机场睡在大厅的椅子上，在卫生间里洗澡，靠为路过的乘客服务生活。他现在拥有的只有自己不自由的身体，以及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一把剃须刀和已经作费的身份证明……
虽然不能离开机场，但维克多依然坚持天天向审批员要求通过，在有意无意中他成了一个大媒人并促成了一对美满姻缘；他在待改建的67号登机口给自己造了一个家；凭借着自己干建筑的特长，他在机场里竟谋得一个不错的岗位——装修工人，19美元/小时，比机场的主管挣的还多，维克多的温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维克多认识了美丽空姐艾米丽娅。艾米丽娅开始很同情维克多的遭遇，想办法帮他克服一些生活上的小困难，慢慢的她爱上了这个细腻而憨厚的男人;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维克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凑齐了爵士乐队的签名……
最终，维克多所深爱的艾米丽娅帮助维克多拿到一张临时签证，维克多终于可以告别这一段流离生活了，故事似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当艾米丽娅边退边告诉他当初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的是一个金盒子，上面写着是命运时，我突然就就明白了她的所指是什么，但对于命运的无奈也同时刺伤了我，仿佛我和维克多一起看着艾米丽娅的远去，看着自己最深爱的女人躺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而无能为力。
当维克多走出机场，镜头中出现的不是繁华喧闹的纽约，而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温暖的纽约。维克多最后说：“我要回家！”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中荡漾着阵阵暖意和幸福……
这虽是一种近似夸张的演绎，但它确实透露出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信息。荒漠可以吞噬绿洲，只有人类的家园是不可背弃的永恒圣地；流浪者的天空有风有雨，但是，心灵的家园仍然是阳光普照。
《幸福终点站》剧照
走出电影院，我们一路沉默，谁也没再说一句话。但，我的耳边却一遍遍响起影片中人们对维克多说的最多那句话：“你得等一下”。而我们的生活不是也充满了等待吗？对于等待——不要去无奈的等待，而是要有希望的，积极的，有目的的去等待！很多的幸福和机遇是要经过你不懈的等待才来到你的身边的。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努力，更是一种希望。影片中维克多都有放弃和现在违规出去而不需等待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等待，最后也等来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幸福。
电影只是生活中的的一部分，生活不会因为电影的结束而结束。幸福没有终点站，人生只是一个流浪的过程。这个世界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前进的，身处其中，只有为自己挣个好生活。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
等待是寂寞的，坚守是无奈的。况且，并不是每一个等待，都会很快就有结果；也不是每一个等待，都会有美丽的结局；即使每一个美好的结局，也不一定都有美丽的过程……在这充满变数的人生中，或许在某一个瞬间都会迷茫，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对未来的坚守与等待。
从此，每当有敲门声夜半响起，我便会换了副心情从容面对。
因为，只有拥有了一份平静祥和的好心情，才有可能寻找到一把开启自己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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