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写春联，为何不能写“五福临门”？学问大了！东莞原名宝安，因何改名东莞？与安禄山有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辞旧迎新之际，为增添喜庆气氛，家家户户贴春联，已延习了近千年。春节贴春联除了喜庆外，另一个就是讨吉利，所以，春联使用的都是趋利避害的好词，比如中国最早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即是。

另外，在民间的春联表达中，“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畜兴旺”等等吉祥短语，更是万家追捧的“网络红语”。但是，生活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先人们，在写春联时，就不能随意任性地写“五福临门”这样的吉祥话了，因为，乾隆帝发话了，这五个字不能连写，否则就是犯上与大不敬。

乾隆为什么会下一道如此令人费解的圣旨呢？原来他这是在拿“避讳”做文章。所谓避讳，是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而定下的规矩，主要内容是，说话写文章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时，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以避免冒犯君主或尊亲超然的地位。

在说话与写文章时，如果遇到有与上述人物名讳相同的字怎么办呢？这得要改用其他字或其他方法代替。这种习俗起源很早，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长时间的应用，不仅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还规定了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遵照使用，否则就会被治罪甚至杀头。由此，避讳变成了一种法律，让人不得不极为重视。

比如，秦始皇名嬴政，将“正月”改叫“端月”；东汉光武帝名刘秀，“秀才”被改成了“茂才”；唐太宗名世民，“民部”改称为“户部”，就连“观世音”被迫改称为“观音”。汉文帝刘恒当上皇帝后，因避讳不仅把恒山改名为“常山”，改恒山郡为常山郡。还把“姮娥”改名为“嫦娥”。刘恒这一改，嫦娥一直延至今，而“常山赵子龙”也非同凡响。

据说袁世凯篡权后，忌讳“元宵”二字，因“元”与“袁”同音，“宵”与“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要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改称“汤圆”。虽然这样做并没能挽救袁世凯，但“汤圆”这个名称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皇帝之外，普通人也是如此，比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其父名“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他的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再如宋代文学家苏轼，其祖父名“序”，所以，三苏的文章从不写“序”字。而因名气太大，东坡先生常常受邀替别人的文集作序，这可让东坡先生犯难了，若是用“序”字便是对祖先的大不敬。好在苏东坡足够聪明，他将“序”改称“引”或者“叙”，又间接给“序”这一文体创造了两个新名字。

再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是源于避讳一事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故语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本此。”

陆游的这段话讲的是，北宋时，常州的太守名叫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登”字，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于是，只要是与“登”字同音，都要其它字来代替。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重则判刑，轻则挨板子。不少吏卒因为说到与“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这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告示贴出后，老百姓都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民谚的由来。

其实，古人的这种思想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先民的心目中，一个人的名字是非常神圣的，不唯君主，就是普通人家的长辈姓名，外人也是不可以随便喊的，否则，在当事人看来，也是对自己与家人的大不敬。记得中小学时代，如果有同学直呼自己祖、父辈的名讳，那是会激人奋起反击，与之干上一仗的。

古时不但要避皇上和名人的讳，还避恶人的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憎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安禄山，以其为国仇恶闻其姓，把当时有“安”字的城市名一律改掉，一口气就改了几十个城名。比如，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宝安县被改称为东莞县，东莞县得名至今，已有1263年的历史了。

那么，不让世人写“五福临门”的乾隆，这是谁避谁的“讳”呢？他这是在避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帝的“讳”。清世祖顺治帝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五福临门”中间的两个字就是“福临”，正好是顺治帝的名字，所以，作为玄孙的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才下诏全民回避“五福临门”的。

其实，“避讳”之举，也是劳民伤财的陋习，一字之改，影响的可是全天下，比如地名之改，所有的公文档案都得随之更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啊。当局者也知道此举的不当，所以，有些皇帝即位后，主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生僻字，以减少与民间常用字的冲突。清世祖福临入关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

但是，顺治这样的“初心”并没能保持下去。到了乾隆朝，政局已稳，满清统治者再无顾忌，于是，“五福临门”这种常用的吉祥语终遭禁止。不仅如此，有清一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就有许多是涉及避讳内容的。

比如，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再如，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避讳本是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演化为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工具。它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而且给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戕害。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避讳制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但它所体现的封建等级观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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