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等级、资本与分工

本文为梳理笔记，并非原创~

世界体系理论：等级、资本与分工

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借鉴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安德烈·冈瑟·弗兰克（Andre Gunther Frank）提出的依附理论以及《年鉴》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其目的是为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它的中心分析单位是世界经济，被理解为一个综合的整体，由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来定义，这个分工基于多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劳动控制制度”（雇佣劳动、佃农制、农奴制/奴隶制）。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和地缘政治位置（核心、半边缘、边缘）与他们的劳动制度是按降序排列的。

国家在等级制度上被束缚在一个不平等的交换体系中，这个体系是由其不同的权力能力维持的，这些权力能力控制着政治上设定的垄断性贸易条件。不平等的交换导致盈余从外围向核心转移，进而巩固了内部的政治等级和发展差异。世界经济通常与世界帝国形成对比，它们是由中央当局抽取贡品的单一领土单位。

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漫长的十六世纪”的说法是在十三世纪），这是由于一种原始的区域专业化和分工，由薄弱的技术决定论（西欧的高技能制造业与东欧的低技能农业以及海外的原材料生产）形成的理论。这使得欧洲核心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将半边缘/外围国家纳入世界体系，从而导致其经济欠发达和政治依赖的再生产。由于核心国家以外的经济活动通常被认为是面向世界市场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因此，跨越不同地区的不同劳动制度的现代世界体系总是被描述为资本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组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强化的制度维护倾向。具体地说，它对世界帝国的逆转是免疫的，因为只有世界经济才允许全球资本积累，而没有建立帝国的高昂政治军事成本。事实上，国家制度是资本主义兴起和继续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因为通过国家有组织的竞争将剩余从边缘国家转移到核心国家需要多元主权，从而阻止了中央集权的帝制对剩余的直接吸收。

连续霸权国家（热那亚/威尼斯、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循环周期性地改变了核心内部的等级制度，重新安排和调整了地缘商业核心（半）外围关系（Arrighi 1994）。与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仅以军事-政治能力为基础形成霸权不同，霸权在这里是建立在资本密集型生产体系创新的基础上的（资本密集型生产体系会转化为商业和金融优势），允许霸权国家站在国际分工的顶峰。霸权转型是由崛起的挑战者和衰落的现状大国之间的霸权核心内部战争决定的。

世界系统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传统，它经历了多次排列和局部修正。然而，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即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商业网络，将盈余从外围转移到核心。这一概念隐含着未能考虑到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动力（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可以说最早是在17世纪的英国实现的），导致意大利伊比利亚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的时间出现问题“漫长的十六世纪”中的“发现时代”，以及以连续的商业霸权定义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独特整体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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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中概括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和跨地区性的倾向，导致所有四个历史霸权都是资本主义的等式，轻描淡写他们在社会关系类型和构成经济的国家形式（商人资本主义、重商主义、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政权管制的资本主义）上的差异，特别是定义意大利、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商人资本结构垄断体系之间的关键差异，荷兰的经验和竞争资本主义，根植于马克思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关系，英国和美国的继任者。这就低估了不同霸权国家的社会政治动态的深刻变化，他们管理核心内部（竞争或合作）和核心-外围关系的不同战略，以及他们主持的不同属地化项目（Gowan 2006）。它们在性质上的差异趋于平缓，导致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高度静态描述，这种描述是围绕着不断变化的霸权国家监督下的盈余的地理再分配展开的。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仅仅是在流通领域中相互联系的，即在技术上适应和专门化国际贸易要求的地区性的不同的劳动制度。由于阶级和阶级冲突在其遭遇和融入以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的那一刻，在“劳动制度”的区域特定建构中起着衍生作用（因为劳动制度和阶级关系被简化为其出口所需的产品专业化）面向世界市场），世界系统理论无法解释这些遭遇的地区差异性结果，这些结果导致不同的阶级冲突，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加强原有的劳动制度（例如，东埃尔比安“第二农奴制”），实行全新的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美洲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或安科米恩达），或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

劳动制度并不是简单地以被动和功能性的方式适应世界市场的要求和产品专业化的技术迫切性，而是以阶级竞争、高度政治化和积极应对外部压力的方式出现的。由于这些地区性的不同决议，在普遍的阶级力量平衡的调解下，是短路的，经济发展和不发展的不同路径，以及经历了成功的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上升为核心国家的机会，对世界体系论来说仍然是模糊的。

与此相关的是，沃勒斯坦的状态理论仍然是虚假的。国家利益直接沦为依赖贸易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反映在一个国际力量领域内不同的阶级竞争的再生产战略，这个国际力量领域也允许建设其他地缘战略项目。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直接来自其主导的劳动制度。核心国家的“实力”是以高技能/高资本化制度为前提的，这种制度同时产生资源，使国家有组织地从外围转移盈余，从而加强区域间的等级制度。外围国家的“弱点”体现了它们的低技能/低资本化制度。这种纯粹定量的权力差异概念化无法理解国家形式与所有地区阶级政治关系的具体定性特征（Brenner 1977；Skocpol 1977）。

国家制度本身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但多种政治和文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Wallerstein 1974b，391；Chase Dunn 1991，107）。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制度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功能补充，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扩张和剩余转移的可能性条件。

世界体系理论既没有解决也没有回答国家体系本身是否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简单地由资本主义遭遇的问题。“国际制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是现代世界的蓄意发明”（Wallerstein 1995，141）的说法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没有证据。对世界经济“正面”的解释缺失了。由于资本主义无论是被定义为商业交换还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都起源于一种地缘政治背景，而这种地缘政治背景已经被预设为一种多元主权体系，这种地缘政治的多重性及其伴随而来的战略压力需要一种理论和历史的解释，而不仅仅是一种对其性质的陈述资本主义的功能性（Teschke 2003；Lacher 2006）。国家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脱节，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积累空间与政治管辖权之间的结构的深刻历史变化。

因为自“漫长的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的地缘政治不仅以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政体成功（尽管不是普遍）形成帝国为标志，而且以空间秩序的巨大多样性为标志（Teschke 2006，136）。相比之下，即使是世界体系理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霸权的继承也会反复地回到一个循环的叙述中，说明历次霸权的本质相同，在不断扩大的地理范围内建立霸权秩序，同时维持多个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等级制度加上剩余转移的质量相同的机制。同样地，用霸权战争来描述霸权的转变也与历史记录不符。威尼斯/热那亚没有与荷兰发生冲突；荷兰只是部分地与英国发生冲突（法国是更大的挑战者）；英国没有在军事上被美国打败。

总的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以深层结构功能主义为前提的，在这一理论中，特定国家在世界体系核心-半外围频谱上的功能、实力和位置是由它们以贸易为中介融入国际分工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这往往会加强现有的经济（“发展不足”）和政治等级（“依赖”）。将不同的历史案例纳入同一条法律之下，如对崛起、扩张、挑战、战争和灭亡的概括，则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它还倾向于具体化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循环模式，导致理论僵化，与实际的历史发展相抵触，同时对未来的历史进程规定了确定的理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