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制度性背景。一是对银行不良贷款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怀疑，二是包括破产手续在内的企业复兴制度的不完善，三是脆弱的经营基盘和扭曲的金融自由化之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因此，政府一边对银行监督系统的新体制进行完善，一边实施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对银行实施的严格的检查监督、企业复兴相关的制度与组织的完善、财政资金的投入等。其结果是，虽然在2005年解决了不良贷款问题，也抑制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克服危机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对银行信息披露和经营秩序的改革还是应该更早着手。当下，中国没有重现1997年秋天日本的情形，但是我期待中国当局能前瞻性地推进综合性结构改革。
九十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基于我曾经在金融厅从事金融危机对应相关工作的经验，我想谈谈日本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性背景和应对。在日本进入90年代后，泡沫破裂，大量的不良贷款威胁着银行的经营。最开始以为只是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丑闻，直到90年代后期才发现会对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影响。1997年秋天，不良贷款问题致命地恶化，产生了金融危机。这是战后日本经济从未有过的惨状。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因为资金链断裂陆续倒闭，全国很多银行存款流失，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交易大量消失。政府宣布对银行包括存款在内的负债全部进行保护，缓解了挤兑的情况。但是，担心自己资金链发生问题的银行回收了贷款，形成非常严重的信用收缩，令许多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我在此之前几年一直从事金融自由化等的制度改革，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金融危机应对工作。面对1997年的危机，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齐心合力共同努力，我则负责进行相关调整。
从当时的具体症状来看，人们越来越不信任银行的披露信息，特别是破产的金融机构中之前没有披露的问题逐步显露之后。为了消除人们对银行披露信息的不信任，我们修改了银行法，并按国际标准强制披露不良资产的数额。此外，为了解决利用关联公司进行的迂回贷款等不法行为横行的问题，我们在银行法中写入了并表进行监督的内容。另外，因为存款保险的资金不足是人们对信贷产生不安的原因，所以政府决定投入财政资金。除此之外，在实体经济急速恶化的情况下，财政金融政策转向了扩张性的政策。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当时作为政府监督机构的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丑闻。金融危机时期，正好发生了这两个机构的职员因为在泡沫时期接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招待而被逮捕或辞职的事件。这些事情深深伤害了存款人对政府监督机构的信任。对此，金融监督厅被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身家清白的员工被分配到这里来，令工作方式焕然一新。
这样的措施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魄力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只不过是目光短浅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春天采取所谓“护送船队”的方式，对主要银行进行增资。好不容易导入了可以用财政资金增强银行资本的制度，却没有在裁员等问题上进行充分交涉，而是对主要银行进行了平等的增资。由此，人们对财务情况较弱的情形下接受了资本增强的银行产生了疑问，最终引发1998年夏天第二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制度性背景及应对
1998年我调到金融监督厅，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和不良债券问题，花了近十年时间。这段时间的工作可以总结为是一边建立新的监督体制，一边从银行信息披露、企业复兴、银行资本充足率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性改革。
关于银行的信息公开，银行贷款之前是与客户用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维持着长期关系，这是灾祸的源头。比如，因为贷款到期即续是惯例，所以即使贷款企业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偿还能力，很多时候还是不能明确判断是否可以将其看作不良贷款。另一方面，对税务部门来说，如果将其看作不良贷款进行摊销，银行缴纳的法人税就会变少。因此除破产等原因之外，原则上是不能将之视为坏账的。从银行实务来说，考虑到之后的税务调查，必须遵循税务上的规定进行决算。结果就很难对不良贷款进行会计处理，人们也就慢慢失去了对银行信息披露的信任。
对企业来说，陷入经营困境时，因为和银行有着长期的心照不宣的关系，所以一般首先就会去申请增加贷款。尽早进行企业复兴，在银行和客户的支持下拟订重建计划，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日本当时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破产手续。比如，在运用公司重生法时，法院原则上只受理有在公益上有重建必要的公司请求。是延长银行贷款，还是迎接资金链断裂带来的混乱?大多数经营困难的企业都在这二者之间提心吊胆、苦苦挣扎。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如果不管破产手续去支持贷款企业，就有被税务机关当作捐款来课税的风险。因此,让银行尽早着手是很困难的。对此，政府虽然切实地对企业复兴制度进行了完善，但是到了应用阶段，因为没有市场为复兴后的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本，因此实际实现复兴的例子一直非常少。
关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经营基盘本身的脆弱是根本性的问题。银行主要业务即信贷业务方面，为了在这种长期心照不宣的关系中尽量不发生损失，通过不动产或者个人信用担保来增加保障是实际业务的基本。泡沫经济破裂引发房产价格下降时，因为依赖担保和抵押，缺乏风险管理机制，资产价格的下降引发了恶性循环，不良贷款的发生和坏账的扩大变得无法阻挡。从银行的竞争环境上说，与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之间的竞争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公共金融机构有政府的补助和信用背书，但是在利率市场化时，公共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准被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站在银行的角度，从结果上来说，这样的利率水平已经压迫到它的收益。此外，因为银行的业务范围及组织重组的市场化进行较晚，在主要业务不能取得足够收益时，也很难扩大业务范围或去进行组织重组。就像这样，企业经营基盘的脆弱和信息披露的不完善引发了恶性循环。对监管部门来说，陷入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之前的那种基于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是没有效果的，必须在市场规律下确立企业治理的方法。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与改革
这样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性背景相互交织关联，是根植于日本经济整体的结构性缺陷。比如，银行不良贷款的披露实际上是70年代后期的遗留问题，但在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20年间，一直没有确立相应的制度。这是因为公开不良贷款会引发部分银行的经营不稳，但是事实上却导致了人们对银行的不信任，并由此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化也是在不妨碍财政和公共金融的经济运营的范围内，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的。我在金融危机之前也负责过利率市场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在限制之下不得不分阶段推进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至于企业复兴，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没有切实认清问题所在。在这样的金融系统的结构性缺陷之上，财政金融政策大幅变动，才导致了1997年秋天的惨状。
既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要在短时间内对个别问题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必须以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依次推进综合性的结构改革。基本框架是对银行实施严格的检查监督，完善企业复兴所需的制度和组织，确立包括财政资金投入在内的银行经营秩序，从零开始强化银行监督体制。其中，政府、银行、贷款企业都各自有很大的困难，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比如，在企业复兴上，对民间企业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它们本能地把避免破产和坏账当成头等大事。因此，有人批评说企业复兴制度的完善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建立起可以对企业复兴投入财政资金的产业复兴机构之后，企业复兴才算是正式步上了正轨。
作为经济社会整体苦斗的成果，2005年，日本终于解决了不良贷款问题。因此，在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时，日本的金融系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仍待解决的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
现在也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日本的银行的收益率非常低，不敢冒太大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贷款企业的收益不高，而更深层的背景是破产制度和公司治理不够完善。我们必须好好应对这些问题。
在“安倍经济学”框架下，日本银行为了达到维持物价上涨2%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宽松政策。现在，供需差距基本为零，可以认为需求管理政策已经走上了正轨。此外，财政政策是机动运营的，在刺激经济的同时，财政重组也在进行着。剩下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产业的结构改革了。我认为，让企业成长、盈利，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为此，我自己也提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建议，也被采纳进了当下的增长战略之中。但是，改变现实还是需要相应的时间。
回顾日本的经验，对银行的信息披露及与经营秩序相关的结构改造是应该尽早着手的。当下，中国没有重现1997年秋天日本的情形，但是我期待中国能基于日本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前瞻性地去推进综合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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