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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交游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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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与欧阳修的交游可追溯至景祐二年(1035)。庆历二年(1042),宋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欧向韩发贺信表示慰问与祝贺。后韩琦还朝,与仲淹并命为枢密副使。欧为使韩、范得到重用,更加有利于发挥二人的才能,积极奔走呼吁。在庆历新政陷入困境,韩、范等革新派被冠以“朋党”之名纷纷遭贬之时,欧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果被罢知滁州。自庆历五年直到欧阳修去世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韩、欧二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通过韩、欧的交游突出韩琦既引欧阳修为政治知己,又以欧阳修为情同手足的生死之交。韩琦与范仲淹早在景祐三年(1036)已同朝共事。在边防危急的情况下,韩琦不避“朋党”之嫌,力荐仲淹可用。韩、范初时在对夏战略上“争而后已”,毫不苟同,当时边境上以“韩、范”相称。庆历新政时期,韩琦坚决主张革新,不为政敌所动。韩、范离京外任后,书信频仍。在往来书信中体现出范仲淹引韩琦为政治同道,寄托着对韩琦早归柄任的殷切期望。韩、范自康定以后数十年间曾经先后六次同时受到擢拔,其中尤可见二人同进退、共命运的深厚友谊。韩琦与富弼最迟于宝元二年(1039)已同朝共事。庆历三年,韩、范并命为枢密副使。韩坚辞不拜,自请捍边,而仁宗不从。富弼努力说服仁宗同意韩琦的请求。庆历五年三月,富弼因谗罢知郓州。韩琦不计个人安危,向仁宗上疏竭力为之辩解。但韩琦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也因此被罢知扬州。此后十年中,两人多有诗文唱和,尤以皇祐、至和年间为多。但至和以后,两人之间的诗文往来几近消失。自嘉祐三年六月起,二人同朝为相。两人在言行、处事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于治平二年富弼罢枢密使判河阳后,与韩琦断绝了来往。韩琦与富弼的交游重在展现韩、富二人关系由初相交好到疏远的变化轨迹,揭示两人之间关系变化的微妙原因。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可追溯至庆历五年(1045)。是年,韩琦知扬州,王安石为其幕僚。但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贺韩魏公启》《韩忠献挽词》等诗文中都写出了对韩的敬重与感激。王安石变法期间,韩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奏疏中他只是陈述自己不同的政见,没有对王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的为人。当韩的意见未被采纳,新法得以继续实施时,他采取了一种引身自退的态度。韩、王的交游表现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两位名臣的风范。韩琦与苏询的交游始于嘉祐元年(1056)。是年九月,苏询以所著《权书》及雷简夫给韩琦的举荐信渴见韩琦,继而又作《上韩枢密书》坦陈治军之道。但韩琦虽赏识苏询的文、行,把身为布衣的苏询视座上客,经常邀请其参加自己的私人宴会,但并不准备采纳其革新主张。嘉祐六年,苏询不满于校书郎的小官,在《上韩承相书》中隐含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流露出对韩琦举荐不力的不满。嘉祐八年,仁宗去世,韩琦任山陵使,实行厚葬。苏询力劝韩琦不要搞厚葬。韩琦与苏询的交游说明两人只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但并非政治上的知己。韩琦与强至的交游大多集中在熙宁元年(1068)以后。是年九月,韩琦罢相,归判相州,辟强至入其幕府。强至作《谢韩魏公书》深表感激。后韩琦改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复辟强至入陕西幕府。自此强至一直追随韩琦,直至韩琦去世。《祠部集》中保存有众多关于韩琦的诗文,仅强至和韩琦之诗即达五十余首之多。强至犹如亲人一般,一直陪伴在暮年的韩琦左右,帮助其打发孤寂、失落的时光。韩琦与强至的交游体现了二人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密关系。韩琦与吕夷简相识于天圣五年(1027)。是年韩琦中进士,夷简为参知政事。明道元年,韩琦将所作诗文精练成册投献于吕,以期荐拔。此后韩的提拔与吕有着直接关系。韩多次在书启中感念吕的荐举之恩。明道二年,吕怂恿仁宗废掉郭后,范仲淹、孔道辅等因极谏郭后不可废均被贬,韩对此事保持沉默。景祐三年,范因与吕的矛盾贬知饶州。事后,蔡襄作诗褒贬时事,陈恢为邀宠,上章请治蔡罪,韩借劫奏陈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既不赞成吕排挤范,又不愿与吕有直接的正面冲突。通过韩、吕的交游展现了韩琦曲折、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显示韩琦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景祐三年(1036)韩琦与尹沫已同朝共事。时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的矛盾贬饶,尹沫为范辩解亦遭贬。韩对范、尹等人持同情态度。后二人同在西北边境为国效力,在对夏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庆历四年,守旧势力大造朋党舆论,指范、韩等人为党人,新政处于困境。尹沫上疏劝仁宗不要迷惑于朋党的舆论,由此招致政敌的忌恨,直至贬死。尹去世后,韩为处理好其后事颇费心机。嘉祐元年(1056)韩琦向朝廷申明尹沫的冤情,奏请仁宗追复尹沫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还尹沫以清白。韩琦与尹沫的交游体现了二人之间真挚、深厚的战友情谊,再现了庆历新政前后复杂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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