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帅而颓废,一副铁了心为痛苦做情人的样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我永远选择前者。”我逗他:“设法做快乐的苏格拉底不行吗?”他认真地说:“尘世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生角色。要么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要么做快乐的猪。你见过痛苦的猪吗?没有吧?所以,你也就别指望见到快乐的苏格拉底。”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消极的东西似乎情有独钟。他告诉我说:“凡消极的东西,都是消耗了生命用血泪酿出来的。”他读渡边淳一,欣赏他笔下绚烂的爱情中透出的死亡味道。我说:“你看得太透了。这不好。”他说:“看得透没错,却难说好与不好。我没有在悲观中虐待生命,也没有在消极中敷衍生活,我只是看穿了一切事物的‘过程性’特点,我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被必然的终点提前劫持了灵魂的同时,还能够在途中哼着忧郁的调子赶路,不鄙视爱情,不诅咒人生。”但是,他霜打的时刻比常人多得多。有个研究精神卫生的朋友问他:“要不要服些‘百忧解’?”他却苦笑着反唇相讥:“有‘百乐解’吗?”——莫非他把快乐解读成了一种浅薄甚或耻辱?这个拒绝援救的“自我绑架者”,他深深爱上了那种被绑架的感觉。 还有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导师吧。我在读不懂他的文字的年龄邂逅了他的文字,想来,真为那文字遗憾,也为自己遗憾。后来,我在现实的鞭影中长大,眼里一回回揉进了屈辱的沙子。红肿着眼睛,再读当年那些凝重的文字,竟读得心悸不已。当我站在讲台上,给少男少女们讲他那篇说尽生命的凄凉也说尽生命的柔韧的文章时,我不惜用泪水去拦截他们可能会犯下的我当年所犯的错误。“你们要背诵!”我近乎武断地说,“你们必须喜欢上这些句子:‘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不要说书上没有要求背诵,是我要求你们背诵的,或者说,是我求你们背诵的。等生活教训了你们,你们就会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求你们了。”我怕当这些孩子不再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像我这般幸运地迎来改写昨日遗憾的机缘。因而,我宁愿先将某种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以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可贵的免疫。这些年,我一直在暗处打量着那个人。我注意到他对盲童们说的一番话:“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个人,就是史铁生。一个被命运绑架到轮椅上的生命,通过一次次澡雪精神,实现了自我救赎,以飞翔的姿态弃绝了那辆悲怆的轮椅。
其实,在痛苦与快乐之间,存在着广袤的难以用“苏格拉底”和“猪”去衡量的“灰色地带”。生活给了你一把剪刀,剪断快乐还是剪断痛苦,剪断多少快乐多少痛苦,全看你手上的功夫。
我那个做定了“痛苦的情人”的朋友,在每一朵花里看出了尘埃,而尘埃也确乎是每朵花的必然归宿。问题是,这种大智大恸的“悲凉预支”究竟能给在花朵前伫立的人带来几多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呢?如果世间发明了一种透视眼镜,能让你轻易观瞧到衣服里面的胴体甚至血管里奔流的血液,你会戴它吗?真相,有时是用来面对的,有时是用来超越的。史铁生曾感喟:“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我喜欢读也喜欢讲他那些微凉微温的文字,我以为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恼人的尘埃,一刻不停地殷勤覆盖着生命。每个在世间行走的人都背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的是越积越多的死去的日子。行囊压倒你的一幕就在未来某个时刻里妥帖地藏着。在它当真压倒你之前,你所有逼真的预习演练都无异于一种自虐或自戕。上帝均摊给每人一杯痛苦,但心的容器却有能耐把它扩充成一桶痛苦或减缩成半杯痛苦。只是我说不清楚,这两种人究竟谁离苏格拉底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