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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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从众从贵。从众者多，所谓语言环境者也。从贵者也有，即腔调跟着有地位者走。东晋时期，衣冠南渡，王谢堂前，对于这批乌衣贵胄，建康百姓仰慕之，尊崇之，与之交谈，无不鹦舌之。而这批南迁者，虽为少数，却自以为是先进文化的持有者，是中原文明的践行者，倨傲孤高，因循守制，岂可从蛮！久而久之，百姓之间交谈，也改变了声韵。迁至闽粤的一支也然，以少迎多，扭转大局，至今那里的人仍鄙视南腔北调，岸称自己是河洛腔。明初大迁徙，洪洞大槐树迁走的百姓不在少数，至山东，遂操莒调，至河南，遂操汴调，至河北，遂操直调，未见乾坤逆转者也。何以然？皆下层百姓，为尽快融入所在地主流，巴不得速速易口。清初湖广填四川，填入者在数量上远超土人，但填入者皆操蜀音，原因同前。

满清入主中原后，以征服者的霸气骄矜天下，从剃发到旗服，从称谓到语音，皆顽存了下来。清初京城实施满汉分居，内城由皇亲贵族及其家眷奴隶和八旗兵居住，而原先居住在京的汉人则被迫迁外城。内外城方言有很大区别。乾隆之后满汉分居政策松动，汉人如蚁附膻，学步效颦，开始拼命模仿满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腔调遂变。入声遂失，凡入声之字皆转入平、上、去三音，声韵调失去了中古音类的许多区别。据夏仁虎《旧京琐记》：“京师人海，各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亦间搀入满、蒙语，如看曰‘把合’（靠），役曰‘苏拉’，官曰‘章京’（读如音），主管曰‘侉兰’，大皆沿用满语，习久乃常用之。”

皇上以及王公、八旗搭这样的腔调，使各地来京做官的大臣开始从贵，大臣如此，小吏德草，官腔影响学腔，从官从学，百姓则向来敬重精英。纵有反清复明铮铮之士不识时务，率有旧章，斥之为满洲腔，“胡言胡语的京腔”，也是杯水车薪，惘然徒劳，根本无法臂挡之。童年赵元任居保定时，与保姆周妈学了满口的京腔，家里人笑道：“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 ”这么一笑竟把他的京腔给笑了回去。后来，雍正颁诏，开始推广京话。据俞正燮《癸巳存稿》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各郡县即普遍建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者，均须操得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刘半农曾侃侃曰：“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太炎听后哈哈大笑道：“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不假思索道：“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质问道：“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无词以对。章师即以明朝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京腔迥异，又道：“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此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梁启超文章了得，光绪帝慕名召见，但两人根本无法畅谈，一口粤腔粤韵，不堪入耳，光绪扫兴之余，赏了个六品衔了事。为此梁启超痛下决心习官话，幸亏夫人李惠仙久居京城，国语流利，梁也日日苦练，官话终于有板有眼。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者自居，“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奋斗目标，自然与之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他却也认同了官话，且以演讲著称天下，为此四方俊杰，慷慨蹈难，屡起屡踬，再接再厉，清廷震惧，帝制告终。

国外也有类似现象。英语有牛津腔，即刻板保守上流社会拿捏的所谓纯正腔调，下层民众则使用充满俚俗的伦敦腔。贵族以选举为目的，偶操此音，竟被认为是亲民，可见其隔阂，也说明贵族形态在此遗存之完整。这种少数人使用的语言能够经久不息的关键，就在于其贵族标签，全世界从贵士人，也以学得一口标准牛津腔为荣。

语言从贵，不过因人而贵之另一种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