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海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都有所涉及。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
香港学者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陈独秀办《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认为，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对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给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曾经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第236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位美国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我以为，还是将一九一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较为恰当。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到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五四”之后，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大体上说，到了一九二四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
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到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到了一九二四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合肥168中学 洪丽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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