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历史记忆中了解过去

对古埃及文明了解甚少，没有亲眼见过的金字塔，以及在域外的数家博物馆看到过的古埃及的大量文物，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似乎全部劲头都用来思考和应对死亡了。前些时来华讲学的德国知名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扬 ·阿斯曼（Jan Assman）的一席话，倒似乎是印证了这一点。在阿斯曼看来，古埃及人全部活动的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 “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 ”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 ”。
　　死亡让所有的生命，不断地成为过去。寻常情况下，过往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免坠入忘川。正像济慈的诗句所云：“人的一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被人遗忘是自然的，被后人的记忆所眷顾，反而是特殊的和异常的。可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想要被别人想起、被后人记住，又仿佛是人心中最常见不过而近乎本能一样顽固的愿望。在中国，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夏禹的时代，就开始了 “功绩铭乎金石 ”的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神庙到墓地，从城市到山间，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碑铭，要让自身的成就在后人的记忆中获得永恒的存在。
　　近年来，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概念，在学界和更加宽泛的文化生活中成为热点。在历史学界内，甚至有人称之为 “记忆的转向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史学 ”的兴起颇有关联。历史学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在过往生活中的经历，
　　关心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他们的穿着如何，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彼此交往的方式，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怎么看待性和死亡。一句话，历史学开始重视人们生活在某个特定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形。尽管史学观念的变化，大大拓宽了史料的范围，绘画、墓志、账本、教会名册、法庭审判记录等等，都成了史家搜罗考察的对象。但过往历史上，更有能力和机会留下自己活动的各种痕迹的，毕竟不会是 “沉默的大多数 ”，比之精英而言，要追索民众的过去，终究还是更多史料不足的缺憾。可是，如果探究的对象是距今未远的时代，不就有着当事人对其经历的鲜活记忆可以凭借了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的口述史（oral history），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常识上，我们总觉得，人们对于自己过往的经历，固然也有 “事如春梦了无痕 ”的情形，但是，它们一旦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就得到了保存。记忆的内容就仿佛储存在仓库里的物品。虽然难免会有磨损甚至朽烂，但不管怎样，人们的记忆总是或多或少地保存了过去的真相。当然，如果你想从记忆中知道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对于人们的记忆需要保持警惕。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文字史料的勘定稽核。文字史料和记忆，不也一样要经受史家的考验和拣选吗？
　　最早从事口述史的人们，大致就有着这样的期待：过去的经历就尘封在采访对象的脑海深处，等待着被人唤醒。可是，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口述史的实践者们，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让人们很难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记忆。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没有理由怀疑受访者主观用心的情形下，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情形。有的时候，受访者会把他在事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掺杂到自己对特定往事的回忆之中。有的时候，受访者把自己不同时段不同经历中的各种元素，重新组装成了一桩实际并未发生的事情。脑科学和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更多地揭示了记忆作为人们应对当下的工具的一面。口述史的实践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人们往往在对往事的讲述中，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过度强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常常把自己解释得清白无辜，而让别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就同一件事情采访同一个当事人时，不同的询问方式或者不同的采访时间，都会导致不同版本的回忆。
　　一个有趣的事例，出现在意大利学者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研究中。一九四九年，意大利一家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在参加反对意大利加入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时，在冲突中被警察枪杀。可是在二十年后波特利对诸多亲历者的采访中，很多人把此事记错了，将事情发生的背景，记成了是在一九五三年反对资本家解雇和开除工人的抗议活动中。美国心理学家奈瑟（Ulric Neisser）则专门研究了 “水门事件 ”后尼克松身边白宫工作人员狄恩（John Dean）在参议院做证会等场合提供的证言。与别的研究相比，奈瑟的研究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狄恩所回忆的诸多场景，都有着当时留存下来的录音带可供比对。两相对照，很容易发现，狄恩的证言，常常会把事后甚至是 “水门事件 ”成为公众关注的丑闻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合并到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中，也经常把本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自己的作用加以放大。记忆如此靠不住，让我们想要从中找寻过往真相的企图大打折扣，当然让人沮丧。可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比如，波特利就发现，比起把枪杀事件和北约联系起来，工人与资本家、与作为资本家代理人的国家的对抗，对受访者来说，才是更加广泛、更有意义的经历，也更能把他们战后的经历解说为融贯的一体。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会受到当下的影响，要服务于当下的需要。波特利得出的结论就是，口述史料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彼得 ·诺维克（Peter Novick）对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很可佐证这一点。
　　诺维克曾经写过《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那样一部精彩纷呈的史学史著作，他另外一部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此书的欧洲版另有一个书名《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也堪称才华横溢之作。大屠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可是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战后很长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美其他国家，大屠杀很少被人提及，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施害者、受难者、旁观者那里似乎都被湮没了。我自己去年听过一位研究大屠杀的法国犹太裔女学者的讲演，她就谈到，自己的亲人中有不止一位大屠杀的遇难者，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听到自己的父母说起过这个话题。大屠杀成为热点问题，有关大屠杀的纪念馆、各种形式的纪念物、电影、图书大量出现，见证者的言说被人采集和倾听，这一现象，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美国发生的。诺维克的著作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大屠杀的记忆成为热潮，为何是在 “此时 ”—距离大屠杀的发生已经四十余年，在亲历者已经风烛残年日渐稀少之时？为何是在 “此地 ”—不是在大屠杀发生地的大洋彼岸的欧洲，而是在美国（犹太人占美国人口总数不过百分之二左右，其中与大屠杀有直接关联者更是为数甚少）？粗略说起来，对于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 “二战 ”之后沉寂多年，诺维克提供的解释因素与别人并无太大分别：“二战 ”结束不久，分裂的东西德分别成为冷战中两大敌对阵营中的成员，国际政治的格局让大屠杀的话题变得不合时宜了；精神分析学说让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倾向于压抑难以承受的创伤记忆；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对于自身遭遇的屈辱感，让他们觉得难以启齿等等。但诺维克对后来的大屠杀热潮的解说，倒是引起了犹太人群体的反弹和愤怒。在他看来，以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波士顿等地的大屠杀纪念碑、众多的纪录片和音像材料所象征着的这个热潮，原因当然很复杂。比如，从前的美国文化向来是崇拜西部牛仔一般的英雄硬汉的，可后来有一种将社会政治劫难的受难者在道德上纯洁化、偶像化的受难者文化（victim culture）逐渐得势，这就使得大屠杀受难者的形象，不再具有让人尴尬或者产生耻辱感的成分了。诺维克更加强调的是，此时的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大的同时，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离开故土，离散了两千年的犹太人，是靠着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顽强依附，靠着自己的血缘纽带，才维系了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而如今，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充当有效维系犹太人群体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曾经激励过众多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以色列建国以后也不复具备它从前的功能；越来越普遍的与异族的通婚，使得犹太民族的血统也越来越混杂。这一切不免让一些犹太人忧心忡忡，到了担心犹太民族会最终融化消失、让希特勒功成于身后（posthumous victory）的地步。在诺维克看来，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特征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无法支撑当下的美国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如果不是他们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他们的上一辈移民美国的话，他们就会同样经受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就成了那个不断被重复而在经验上又相当可疑的口号 ‘我们是一体 ’的历史基础。”在诺维克看来，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成为美国生活中的热潮，是因为它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共同指标，而且，这样造就的历史记忆未必对美国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就有利。可以想见，诺维克这样的论点，当然会在犹太人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足以让他被有的人视作犹太人内部的叛卖者。诺维克的论点未必就能被很多人完全接受，但他却有力地表明，记忆与当下的相关性，不亚于它与过去的相关性。　　简单地说，对于历史，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过去不断累积变化，以至于现在，当下乃是过去的结果；另一种则可以借用克罗齐著名的命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来表达，那就是，过往的历史是一片幽暗，只有当下的关切和兴趣，才有如探照灯一样，照亮那片幽暗中的某个部分、某些面相，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下建构出来的。对于记忆，也可作如是观。人们经历和经验了过去，他们的记忆就是过去的经历遗存到了现在，是过去经历留下的痕迹，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则是，记忆是人们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受到当下诸多因素影响的对于过去经历的建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堪称研究记忆问题的先驱而很久之后才又受到重视。他就最直白地断言过：从过去剩下来的，只是从当下的角度能够建构起来的东西。记忆和当下的相关性，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一份对早前巴黎面包师的口述史研究，关注的是他们对当年的学徒生涯的回忆。后来自己也成了面包坊主人的 “成功人士 ”，往往乐于把当年的艰辛，看作后来成功的必要代价。未能 “成功 ”的，则更多地记得当年的辛劳、屈辱和辛酸，把这看作人生经历社会不公平的开端。中国的类似情形，也可以在知青的回忆中看到。声称 “青春无悔”，知青经历帮助了自己磨练意志、了解国情的，大致都是如今人们爱说的各领域内的 “人生赢家 ”。而对于该上学时下了乡、返城以后失了业（“待业 ”）、有了饭碗却又下了岗的更多数人来说，或许那更是一连串人生不如意事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