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赫胥黎—威伯福士辩论

相信不少人都在科普读物上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博物学家、号称“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与教会的代表、牛津主教塞缪尔·威伯福士在牛津大学博物馆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威伯福士主教以《圣经》为依据，对进化论竭尽诋毁之能事，在他的发言的最后，他气势汹汹地诘问赫胥黎：“我很想问赫胥黎先生，和猴子有血缘关系的，是你的祖父还是你的祖母？”面对威伯福士的挑衅，赫胥黎毫无惧色，他先是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证明进化论的真实性，而后又以激动而响亮的声音说道：“一个人承认猿是他的祖先，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他还说，他宁愿“要一个可怜的猿猴做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运用自己优厚的天赋和巨大的影响，却把嘲讽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的人做祖先”。听众都为赫胥黎的精彩演讲热烈鼓掌，少数顽固分子则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而威伯福士面色铁青，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就这样，这场辩论以科学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是一八六○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所举行的年会上的一个场景。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这一场景的一个标准版的描述，各种出版物在表述上可能有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在这种叙事中，赫胥黎和威伯福士都不是作为个人，而是分别作为科学和宗教的代表人物而存在的：赫胥黎是科学的斗士，真理的捍卫者，而威伯福士主教则是宗教界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象征，当然，很多人可能根本记不住“威伯福士”这个拗口的名字，因为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只是为了衬托赫胥黎的高大形象才有存在的价值，他本身有什么特质，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尽管这一事件本身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但只要仔细搜集和整理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就不难发现，在事件的“第一层次”的叙述，即事发后一两周内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以及事件目击者的回忆，和“第二层次”的叙述，即事件发生数十年后众多科学史著作的叙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一事件的叙述模式是如何转换的吧。
　　实际上，当时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是非常有限的，研究者查阅了数十种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发现只有两三家对这一事件有报道—这恰恰说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有什么深远的意义。不过，从很有限的报道中，还是能看出一些明显特点。首先，这场辩论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比如《星晚报》（Evening Star）对双方都同样给予赞扬，说威伯福士的辩论“雄辩而有力”，赫胥黎的话语则“充满争辩性，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而《雅典娜神庙》（Anthenaeum）则用一种非常中立的语气报道了这一事件：“牛津主教强烈反对人可能是从猿转变而来的理论，这种立场得到了牛津最杰出的博物学家欧文教授、本杰明·布罗迪爵士、多布尼（Daubeny）博士等人的支持，但其他人，其中最突出的是赫胥黎，已经表示他们决定接受，也希望他们的朋友和敌人们接受所有事实，即使是祖先的血统并不高贵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这场辩论使得牛津在一周中非同寻常的热闹。”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宗教和科学被截然对立起来，报道者都只是就具体的问题发表意见，并未赋予这一事件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即它代表着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当然，有一些人对威伯福士提出了批评，但他们的出发点只是威伯福士的态度问题，而不是威伯福士利用宗教和《圣经》攻击科学。如威斯敏斯特教堂住持弗雷德里克·法拉（Frederic Farrar）说威伯福士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一个绅士的行为标准，赫胥黎则在“态度和教养方面获得了胜利”。的确，威伯福士最后一问涉嫌人身攻击，与英国人所推崇的绅士风度很不相合，难怪赫胥黎在听到这句话后，反而觉得高兴，对身边的人说：“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了。”而他的反击也堪称精彩。后来，也许是威伯福士的一些支持者觉得这位主教大人过于尖刻，在他们对这件事的回忆中，这位主教的最后一句话变成了“我绝不会把动物园里的猴子和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中国人常说“为尊者讳”，看来西方人也不例外。
　　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威伯福士压制科学，相反，很多人由此认为，这只是一个有关“修辞”的问题，与科学和宗教的对立毫无关系。为什么时人只批评威伯福士最后一句话有失风度，而对他之前的大段发言却没有提出异议呢？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据《雅典娜神庙》上的报道显示，威伯福士发言的大部分内容，并非对进化论毫无根据的诋毁，而是以科学为依据来批评达尔文的理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假说。他反对进化论的最大理由，是认为达尔文的观点缺乏科学事实的支持。其实，就在这场辩论后不久，《季度评论》一八六○年七月号就发表了一篇他批评进化论的文章（威伯福士的信件显示，这篇文章大约是在辩论前五星期写成的），其理由并非是《圣经》上的语句，而是进化论没有足够的科学事实作为依据。威伯福士还特地说明，他反对简单地用《圣经》中的启示来反对科学研究：“一些人因为自然界中的事实和由此推出的结论有疑点，而以它们与启示有矛盾为由加以反对，对此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认为所有这种胆小怯懦的反对都是与严格的、开明的信仰不相容的。”他在文章中对进化论提出的几个质疑，一是达尔文把若干化石作为生物进化的依据，但这些化石并不足以组成生物进化的完整链条，威伯福士的文章花了六页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显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绝非外行（对于这一点，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地质学家、达尔文的老师塞奇威克也是认同的，他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是想“用一串气泡编成一条坚固的绳索”）；二是他认为人工选择可以使物种的某种特征发生改变，但不足以产生新的物种；三是杂交后的生物体会丧失生育能力，这一点对进化论来说也是不利的证据。这几点完全是站在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论证的，而后来进化理论的发展史也证明，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
　　不要惊讶于威伯福士在《季度评论》中所显示的科学素养，此人绝非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庸才，相反，说他精通科学绝不为过。在剑桥读书时，他以数学第一的成绩毕业，在从事宗教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是从事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是一名颇有建树的业余鸟类学家，同时，还热心于科学普及工作，担任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副主席。当然，正因有这份出色的履历表，使他变得十分自负，导致了他在同赫胥黎的辩论中忘乎所以，说了很不得体的话，从而遭到赫胥黎的迎头痛击。但是，从总体来说，威伯福士的发言并没有对进化论肆意诋毁，基本还是以理服人的。他对进化论的批评，并不比现代科学界中不同学派间的互相批评更加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