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先是一个码头 然后才是一座城市

　　没有跨江大桥的年代，重庆人相信“青狮白象锁大江”的说法，期望锁住的是富贵和安逸。现在看来，至少这份国内独一无二的市井江湖气质已经锁住了。日暮的码头上，似乎依稀还能听闻到昔日袍哥们把酒言欢的残影。

　　历史罕见的低水位出现，江中数年难得一见的浅滩、礁石纷纷“水落石出”。

　　在很多外地人的传统印象里，重庆首先是一个码头,然后才是一个城市。重庆城的兴起主要得益于水路交通,并很早就成为水路重镇。现在水上交通已经退居二线，因为很多跨江大桥建起，天堑变通途。现在甚至有人称重庆是一座“桥都”。

　　如果不是先前码头的积淀，不会出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在我们得意于新名词“桥都”的同时，更应该带着挚诚的归属之心重探属于这个城市的元素。

　　码头顽强的生命力

　　自近代以来，因商而兴，靠的就是长江、嘉陵江这两大江河的水运。重庆自古没有供车马出入的宽敞官道，在上世纪以前也没建公路，物资的进出、商业的交流就全依赖两大江河水运。溯长江而上，经乌江支流，可达川西、川南地区及贵州境内;沿嘉陵江向北，可直通合川及川北地区，及嘉陵江干流发源地陕西境内，辐射了川、黔、滇、陕整个西南地区及中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向下则顺流直达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重要省市。

　　重庆自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建府以来，重庆这个“川省第一水码头”便更加兴旺热闹起来。川西南的盐、糖，贵州山的桐油、山货，四川各州府县的丝绸、山药经两江汇流于此，再由重庆转往下江各地;江南各地的百货、布匹等货物又舟楫络绎地经长江直抵重庆，再从重庆辐射到西南、北部各地，进而使重庆成为大西南商贸交易的重要港口及集散地。

　　自清末开埠以来，重庆的商业贸易达到全盛时期，除了原有的商品货物，一些先进的生活用品、机械工具从江浙沿海通过长江运入重庆，再由上水撒向中国内陆地区，而外国商贩急需的大量内陆地区原料货物也大批量的由重庆港口运出，有些直抵入海口运往国外。加之重庆城内日渐繁华，人口日益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在不断提高，重庆城内的物资消耗也成为江运的一大宗业务。

　　自清末年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行帮同乡会也因码头而兴，在朝天门到东水门沿江主干道边，依次排列了江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等数家同乡帮会。一方面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百姓多依各自的同乡会而居，同时他们的商业交易、生活百事也要靠同乡之间的互相照顾、帮扶，特别是在商业竞争中，遇到抢码头、占地盘的纠纷，一般都是由帮派之间来解决。

　　抗日战争打响以后，水运交通受到严重破坏。公路运输逐渐发挥出较大的作用，但两江水运风光依旧。

　　市井生活，我来自码头

　　旧时重庆城的搬运夫是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包括码头的货物搬运、肩舆行的轿夫、挑水夫、建筑工人等等。例如挑水夫，估计就有近万人之多。旧重庆自来水供应不足，要靠挑水夫从河边往城里挑水。那时，小什字一带的人吃水用水都要从千厮门河边挑上来。

　　抗战时，徐悲鸿来到重庆，为挑水夫的苦难和精神所感动，还专门画了一幅国画，并题诗：“忍看巴人惯挑担，涉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将血汗熬。”

　　码头工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用血汗钱养家糊口的同时，也于繁华之地藉以聊解苦疾、以悲亢的码头号子倾泻胸中苦闷。码头文化是平民文化， 其中难免会有如袍哥、帮会、妓女这些， 由此而产生的力行、帮会便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江西、汉阳、武穴、黄孝、襄阳等外来人口在码头形成帮派、袍哥把持的同时，又将江南文化、荆楚文化与三峡文化融合;京剧票房应运而生，聊社、韵声、逸社等票房相继成立;寰球、寰星电影院和留园露天电影院、莎乐美电影院先后开张;重庆沿江街巷码头和沙滩平坝，打鼓说书、小曲评弹、枪刀杂耍热闹非凡。

　　受码头文化的长期浸染和潜移默化，在重庆人身上至今仍残留着码头行帮习气。如重庆的摩托车行业在全国都十分有名,其产量占了全国摩托车的三分之一。但重庆当地人以及一些熟悉重庆企业的人，却并不称其为“摩托车行业”，而是称之为“摩帮”。这可以说是重庆码头文化的一种延续。

　　如今，在九龙坡那样的码头上，你看不到人挑肩扛，你听不见下力人的号子。那才是“大吊车好气派，成吨的钢材轻轻一抓就起来”。码头上，集装箱堆集如山，龙门吊驶来驶去，绞车卷扬机传送带输进输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泾渭分明的两江交汇处，城市的脉搏汩汩流淌：一道斜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