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学，其内容与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是不完全相同的。它以苏维埃时期国内的文学为主体，同时也包括十月革命前和苏维埃制度覆灭后的文学以及国外的俄罗斯文学。从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应从19世纪90年代算起，这是因为从那时起，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不过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比较落后。在沙皇俄国，垄断资本主义与农奴制残余并存，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矛盾极其尖锐，整个社会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知识分子开始面向西欧，到那里寻找和探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把俄国的解放运动推进到了第三个时期——无产阶级时期。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从西方输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维尼的唯灵论、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有人把这种面向西欧的现象称为继彼得一世以后第二次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户。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使得当时知识界思想既比较活跃，又比较混乱。
从文学领域来看，批判现实主义的雄风犹在。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都在继续进行创作。除他们之外，这个时期先后出现了马明—西比里亚克、布宁、库普林、阿?托尔斯泰等名家。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在读者中仍然有巨大影响。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开始兴起，涌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及其生活和斗争，为俄罗斯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文学还处于幼年时期，总的说来还不够成熟，但是它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显示出是一种具有远大前途的文学。
在19世纪90年代到十月革命的文坛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首先登场的是象征派诗歌，到20世纪初又陆续出现了阿克梅派和未来派诗歌。这三派都拥有一批著名的诗人，各自在创作上都有所开拓和建树。后来西方批评界和俄罗斯侨民作家对这个时期的现代派诗歌的创作成就作了很高评价，他们比照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普希金时代），把它称为“白银时代”。
总的说来，现代派诗歌主要是在受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学现象。它的思想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宗教神秘主义和唯美主义美学。多数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对现实是不满的，但是又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希望，于是苦闷彷徨，消沉厌世。这种情绪都在他们的诗歌中反映出来。例如勃留索夫曾写道：“我看不见我们的现实，∕我不了解我们的时代，∕我仇恨祖国……∕大地我感到陌生，天空高不可攀，／幻想永远永远不能实现。”巴尔蒙特则写道：“我仇恨人类，／我急忙从人类那里跑开。／我惟一的祖国／是我那荒漠般的心灵。”索洛古勃更进一步，他写道：“啊，死亡！我属于你。／无论在何处，我见到的只是你，／我憎恨尘世间的各种诱惑。”现代派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现实，有的人甚至逃避现实，他们关闭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咀嚼一已之悲欢，在他们的诗歌里，社会主题让位于诸如生与死、爱与憎、善与恶之类的“永恒的主题”，社会的大动荡，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几乎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现代派诗歌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是所谓“精英文学”，面向少数知识分子而不是面向人民大众，在这一点上它与社会主义文学是不同的。在艺术上，它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叛和背离，主张自我表现，广泛使用各种假定性手法，讲究诗的含蓄朦胧，经常消解词语的明确涵义，使之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甚至使用所谓的“玄奥语言”（例如未来派），有时过分强调语言的音响效果而损害诗歌内容。由于上述原因，现代派的某些诗作晦涩难懂，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过去苏联文史学家和批评家对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的整个文学都未给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对这个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只分别在讲19世纪的文学和讲俄苏文学时带上一笔；而对现代主义文学则故意冷落，避而不谈，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样做的原因，除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政治倾向和艺术方法不为他们所接受外，还由于相当多的现代派作家后来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其中不少人流亡国外后继续采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到了60年代，苏联学术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有所缓和，有的学者开始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它采取分析的态度，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后期，随着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被否定和“回归文学”大潮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的“白银时代热”。出版了许多诗人的诗集和各种回忆录，发表了许多文章，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和侨民作家的有关著作。总的说来，现在对现代主义文学感兴趣并大谈这个时期文学的繁荣的，主要是自由派文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和侨民作家的观点外，并无自己的“创见”。而在今天俄罗斯文坛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传统派作家，仍然主张发扬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对现代派文学持保留的态度。因此，所谓“白银时代热”只是俄罗斯文学界的一部分人煽起来的，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高度评价不是整个俄罗斯文坛的共识。
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股“白银时代热”。前几年有的刊物就开辟专栏，组织讨论。其他报刊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甚至出现了有关的专著。最近几家出版社陆续推出了所谓的“白银时代丛书”，新闻媒体顺势进行商业炒作，闹得沸沸扬扬。可是不同的人谈到“白银时代”时，所指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上面说过，“白银时代”的概念是对应于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普希金时代）提出的。它表示俄罗斯诗歌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指现代派诗歌），时限大约1890年到1917年（或1915年），这一点已为俄罗斯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所认同。现在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本国和在我们国内有一些人对“白银时代”作任意的解释。有人扩大它的内涵，不仅用它来表示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而且把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也都纳入到这个概念之中，这样就把它当作表示俄罗斯文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名称；有人除了用它来表示这个时期的文学外，还把艺术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全都包括进来。有人扩大它的时限，把它延伸到20-30年代。这样一来，他们所说的“白银时代”已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来的意思，这种言人人殊、各执一词的做法，犯了使用概念和术语时不能任意改变其本义的大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如果根据“白银时代”通常的涵义来看某些称为“白银时代丛书”的出版物，那么可以发现，其中相当多的作品不属于这个范畴。熟悉情况的人见到这种现象，是会摇头的。此外，用本来表示现代派诗歌的术语用来表示整个时期，把现代派诗歌放在主要地位上，用它的勃兴来说明整个文学的繁荣和所谓文艺的“复兴”，这实际上是在贬低旧有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这种做法和看法不符合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应该说，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同时并存，相互斗争，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应该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列宁的有关论述，正确认识时代和把握时代的本质特点，在占有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国内自由派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才能逐步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有一个全面的和正确的认识。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如同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从此文学摆脱了对钱袋和资本家的豢养，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自由的创作。文学写作不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成为光荣的事业；作家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后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是十月革命给文学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文学得到了新政权的扶植，受到了成为社会主人的劳动大众的欢迎。它的创作队伍迅速扩大，大批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和杰出创作才能的工农兵青年涌上了文坛；继他们之后，得到了受教育机会的工农兵子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文学新军的队伍中来。新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带来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带来了新的题材和新的人物，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容。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前早已成名的革命作家在创作上焕发了青春；不少原来属于其他流派的作家受十月革命的感召，参加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行列。就这样，新老作家聚集到十月革命旗帜下，遵循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创作方法，取得了重大的创作成就。到30年代初，社会主义文学已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在卫国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继续有不少佳作出现，这些作品表现了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鼓舞人民同侵略者作英勇斗争和为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忘我劳动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在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形势变得对社会主义文学不利的条件下，仍有许多好作品问世。在各种错误倾向得到一定遏制后，社会主义文学又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再次创造了辉煌。总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学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
社会主义文学是伴随着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产生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这种文学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着力表现人民群众为夺取革命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塑造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形象，颂扬新生活和各种新生事物，在展示光明面的同时也重视发挥批判功能，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批评消极落后思想，鞭挞残存的黑暗势力和丑恶现象。它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把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陶冶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广大作家继承和发扬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把文学看作一种抑恶扬善、匡正世风的有力武器，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干预生活。所有这些是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别于其他文学的本质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优点。
当然，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它发展的初期，还不是那么成熟，相当多的作品还比较稚嫩，思想上尚缺乏深度，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与此同时，它也走过一些弯路，出现过诸如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产生过粉饰生活的偏向。一部分作家曾得过左派幼稚病，产生过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另一部分作家则受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曾在创作上偏离过正确方向。苏共领导在文艺政策上有过简单粗暴、混淆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左”的偏差，同时也犯过自由化的错误。所有这些自然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是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文学获得重大发展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基本事实。
从20-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学一直受到西方批评界和俄罗斯侨民作家的敌视和攻击。他们首先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文学的党性原则，认为党的领导是一种强加给文学的“外来因素”，“带来了许多恶果”；认为党性原则束缚了作家，限制了创作自由。他们把社会主义文学叫作“由党规定方向的说教式文学”，说它“常常被迫去完成非文学的任务”，并且把许多作品称为政治宣传品而加以否定。他们反对文学表现理想，反对对读者进行思想上的引导，要求取消文学的教育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把生活理想化”，只唱“明亮的和乐观的调子”，说它是一个“总是指向睛日的晴雨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是一种“适应抽象的思想模式的形象”，是一种“机械人的形象”。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把取得了重大创作成果的30年代称为一片“沉寂荒芜的沙漠”等等。可是他们对现代派文学以及20-30年代和50年代以后的批判主义文学却推崇备至，将其奉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