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通常说话都比较平实，但是偶尔会因为某些事物的触动，有感而发，说出一些带有明显的情绪化，但又因此而更加灵动活泼且深刻的话来。
这些话就是《论语》中亮点，是窥见天地大道的窗户。比如下面这一句：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此一句开宗明义，直抒其旨，故于文中首先可见者即为，儒家于财富，既无仇视，亦无敌视；既不以财为大敌，亦不以求富为大丑。相反，于孔子看来，儒者于财富非但可有所求，而且应有所求。惟当于求之先，设一可与不可之思量。
所谓“可求”？凡所谓可与不可，皆需以某一特定之判断标准为依据。由“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第四》）可见所谓“不可”即由于其中之“不以其道”。反之，所谓“可求”则即应为求而“以其道”，得而合其道。
故于“可求”之中，含有道与义。苟“可求”，则其“求”之行为既合于义，既可申于道，至少亦无害于道义，故非但可以“求”，而且应当“求”。故，虽“执鞭”亦不以为丑，源于申道之志。由此而带来之“富”，则不过是其所得之结果，是其用于行义，如“用之则行”之所得而已。故，儒者以入世为义，而不以远遁于山林之中，孤高绝世为然，更不以标新立异，反对现政为务。其所为者，道与义而已矣。
相反，苟其所行仅以富贵是求，则其观念必为世俗名利所拘，必难脱因以“执鞭”为丑，而虽用之亦不行之“固”——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第十四》）而有“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第八》）之“耻”。由此即可见，于“公山弗扰以费畔，召”而“子”急急“欲往”（《阳货第十七》）背后所隐藏者，乃是夫子欲行大道于天下之急志也。
而是否能于“求”之先，自设此一可与不可之辩，关键在于其心中是否存有有别于利益之另一套判断之依据，亦即于财富之外有所谓另外一“好”。盖，由于人类乃是群居动物，故而虽曰强盗悍匪，亦皆须以其行为能够为同类所接受，而后安。故，人必为其行寻找合理性之依据，即自认为恰当，而可以，且应当为同类所认同之理由，由此其心灵方能得以安顿。故苟于求富之余再无所“好”，则既谓之以言，曰之以法，而示其此富不可求，不应求，亦无能阻其求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由前述可知，所谓不可求者，缘于其悖于道也。故，于不可求而强求之，则即悖道而强行也。大道以仁为德，悖道而强行，即不仁也。反之，于不可求之际，能使其心有所安，行有所止之“好”，即为于道，于仁，于义之好也。
故所谓“从吾所好”，所指即为从吾于“道”之好，即藏而守“道”之意。道因我之守而不失其纯正，不亦乐乎？盖，（君子）人在富贵——物质需求之外，应当另有所好，否则就会终其一生，而无所逃于孔方之间，而必陷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第十七》）之境。申而言之，一时代，一国家，一民族，又何尝不需此一好？
再深而言之，则人之所以必应由此一“好”，在于人终究不同于仅为一生命而存在之丛林之中，荒野之上之动物，而乃是一种生存于依赖群体合作为基础之社会中之，有情感，有道德之道德体。故，于人而言，其生命之内涵与价值之体现，并不仅限于生命体之上，更在于其道德之上；其生命之内涵与价值之实现，亦非仅仅在于其生命体之存在，更在于其道德体之舒展。
人对财富之追求，源于其作为一生命体之求生本能，本无可厚非。然而，却可能为来自世俗之观念所放大至于无限，而使人陷于其中，而不知其余；奔走于外物之间，而忘其根本。而于财富之外之于道义之“好”，则是其作为道德体之存在之基础。
如以形与神，肉体与灵魂来区分，则生命体即为形，为肉体；道德体即为神，为灵魂。故，财富其所能养者，作为灵魂之载体之有形之肉体也；“好”所能支撑者，灵魂之神也。故，苟无此一“好”，则其形虽有所养，而无所用也——其神已无，则其所养不过一无灵魂之肉身而已。此一无灵魂之肉身，可以谓之人乎？以此为立身之道，岂不为由于生命之本质之无知，而舍本逐末的愚行乎？
故，《庄子·达生》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外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所谓“形不离而生亡者”即前述之无灵魂之肉身也。
故而，若论人之一生，最美就是这——“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之一“好”，一切洒脱，一切自在，一切坚毅，一切无惧，皆在此一“好”之中。
推荐热读《原易》，《周易》解读力作，读易必备工具书
推荐朱东老师国学微课堂《三字经精读深解100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