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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自2020年底实施基层市场监管改革以来，时间已半年有余，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市场监管领域的基层执法效能下降到了低点。今年来，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领域执法办案数量大幅下降，目前除D县有2个镇通过“局镇联动”查办了2宗案件外，其他镇(街)执法办(队)涉及市场监管领域案件数仍然为零（以结案为准）。全市基层案件数据为0，说明改革后的一段时间行政执法效能下降到了冰点。综合目前情况来看，可以预见一段时期内行政执法效能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从全国其他省市区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来看，将市场监督管理所解散、人员下放的效果都不好，尤其是一些省份，出现了基层执法人才大幅度流失、行政执法案件数量逐年断崖式下降的情况，基层行政执法监管的风险急剧增加；从某市本地的省级试点——A县B镇的情况来看，据了解，该镇从2019年就开始改革试点，在上级拨款四千万元的加持下，2021年行政执法案件数量——和其他乡镇一样：为0，而且，在今年端午节前，A县B镇发生全镇区域性食品（粽子非法添加硼砂有毒物）安全事件，公安、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将依法对违法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此案按规定应报纪委监委，对失职监管人员依法依纪追责。市检察院拟对此案进行公益诉讼。省级试点、四千万资金加持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乡镇，改革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回过头来，看一看改革前市场监督管理基层的执法效能如何——2020年全市镇级市场监管所执法办案数量达1100多宗，占全市案件的50%以上。如W市局548宗案件中，17个市场监管所办了375宗，占比达68%；A县局520宗案件中，400宗是市场监管所办,占比达77%，改革前后对比十分鲜明。
原来的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进行基层执法监管的体制，是从原工商行政管理所延续而来。工商所的派出机构体制，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以来就有了，已经施行了四十年之久，和公安系统的派出所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成熟的运作经验，能够对基层执法监管工作“看得见管得着”，而且能管得好。因为这种派出机构的体制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好的。对于好的东西，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不是把他“一刀切”地改没了。
建议认真学习借鉴北京的改革做法。北京市的工作，在全国往往有“风向标”意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今年5月10日出台《北京市加强基层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市场监管所为区市场监管局的派出机构，着力全面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建设水平，提出要规范市场监管所建设。北京采取与有些地方相反的做法，不但不撤销下放市场监管所，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加强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建设，使之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北京市的做法正是将这种好的体制机制强化的做法，也是改革的一种方式。中央关于行政执法综合改革的文件精神，并没有要求撤销市场监督管理所；可以将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在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执法监管时，由乡镇统一协调指挥。
这次改革，1、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认为，当前人员已经下放，很多职权事项还是由县级局承担着，深感压力且实际无力继续实施，这样就会出现双不管的监管真空、盲区现象。比如在今年端午节前发生的A县B镇发生全镇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2从乡镇党委政府来看。A县表示，就目前下放210多项职权事项，运作过程中就有一定的压力。接下来市场监管还有1400多项职权要下放，各镇（街）都表示难于承接。乡镇基层政府本来就事务繁多庞杂，人员偏少，压力很重，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乡镇基层政府来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将1700多项市场监管领域的职能放给乡镇，无疑是大大加重了乡镇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监管领域事权多、风险大的特点，无疑也加大了乡镇领导的履职风险；3、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下放后，主要由镇（街）党委、政府统一安排调配，重点是围绕党政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安排驻村、征地拆迁、创文巩卫、信访维稳、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环境保护等工作。基层执法人员表示，市场监管业务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专业性强，但普遍存在人员安排不够合理，导致市场监管工作未能全面开展。大部分镇（街）目前只能在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等方面积极服务，还不能从事市场监管领域主要职责且专业性较强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质量、打假维权和疫情防控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下放后的原市监所执法人员，存在人员少、工作压力大、履职风险更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恢复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履行基层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责；将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成员，参与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在进行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执法时，接受乡镇党委政府的协调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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