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

            作者：知黑守白  编辑：今宁 

      不经意间，一篇《扫书》短文竟引来了一系列的议论，并取得了一些共识。只是我略有些意犹未尽，还想再添几句，以免贻误于人。
　　
　　扫书的说法，绝非新鲜。古代以一个“博”字概括之，又所谓“瞥观疏记”，屡见典籍。史书传记称赞某人，开篇常以博闻强志志之，就是绝好的例子，可见，“博”是为儒家所提倡的。然而也有些例外。例如戴东原说过：知得九件而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到地也。章实斋也讽刺书贾之横通，又区分功力与学问，认为博闻而考证只算功力，不能算学问，而有学问者必有性情，这在复旦读书小组讨论的网页上有专题阐述，这里不多摘了。这种说法与培根的读书酿蜜说已经很接近，但因为扫书式的浏览与专攻式的阅读目的不同，所以对横通式的起始粗疏不必苛求。（与之相应的是钱锺书《谈艺录》引《南齐书》“书橱”之讥又《管锥编》有“通人之蔽”，后者尚待细察）
　　
　　与扫书最接近的说法是鲁迅的杂文《随便翻翻》，为的是防止受骗上当。比如看野史就知正史有粉饰的一面，对比其它版本的书就知四库馆臣就曾因窜改一些原书, 以致有“四库出而古书亡”的说法。与扫书接近的还一说法是《管锥编》曾引的《文心雕龙-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总体来看，这些原则只适用于文科书，读这些书越多越好。但对逻辑性很强的理工科不适用，社科和生物沾文科的边，是过渡地带，不过还是以收敛为主。至于为什么要读文科书，《文化偏至论》说“增人感”，又引席勒“全人”的说法，《苦闷的象征》又说“文艺家是人世间的大通人”，这些原因就已经很充分了。
　　
　　但这种相近的说法古代已有，其弊端也有人批评。六朝时梁元帝江陵一败，他自己把十万图籍付之一炬，感叹“文武之道，今日尽矣。”对之王船山有很严厉的批评，为什么呢？这跟卫懿公好鹤而亡国，已经没有区别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引李颙《四书反身录》及《孟子》所论，认为不必周遍于物，而当急于先务。也就是先干重要的事。除了占有稀缺资源时间的弊端外，看书的另外一个坏处是如叔本华所说，别人思想的不断涌入，会抑制我们自己的思想，最终会使自己的思考能力陷入瘫痪, 《管锥编》所谓“鹜博徒致塞心，多闻必妨近思”。网上搜查，韩康伯《周易·系辞》注曰 “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黄帝内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道德经》曰：“少则得，多则惑。”可见，博求只是“不知其要”的产物和盲目冲动了。就生理而言，西方人也认为一天最多看四个小时，这之后就会耗尽脑内的神经递质，从而无法再保证相应的效率，当然，能否记住也是个问题，它还涉及别的窍门，这里就不提了。
　　
　　但即使这样，扫书仍然有一定的好处。且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咫尺有万里之势”，单是积累资料一项，为着分析归纳的目的，就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之中，新材料的出现尤为重要。上世纪末前叶史学之进步全在于此，那时考证的发展也归于新版本的发掘。而西方近代之进步，旅游和印刷也起着两个最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与视野开阔和新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而且因为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完成它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因为海外市场的开辟本身就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