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悟“致良知”宗旨，没有象“龙场悟道”那样清楚明白地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所以有一些争论的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无论视其为“教”法之一变，还是“学成之后”之一变，还是“所得始化而纯”的“再变”，即无论此“变”的性质如何，这一变都应该受到起码的重视，这对疏通阳明义理有较大的价值。正因为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所以在“致良知”宗旨提出的年代问题上，就有一些缠杂不清的说法。从早期资料来看，阳明弟子的说法就有不一致处。《行状》以为在正德9年甲戌（1514）：“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9]《年谱》以为在正德16年辛巳（1521）：“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10]《行状》所据不知为何，邓艾民先生以为所据在此：“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11]这里恐怕有误解，以“这个话头”就是“致良知”，故以为“1514年，他在滁州与弟子讲学时，更正式提出了这个学说……”[12]其实，王阳明所说的“这个话头”，并没有限定地说是“致良知”，譬如滁州的教人“静坐”，后来的如何如何，如此变更一番，至今提出“致良知”三字，方觉得无病。而不是自滁州即提起“致良知”话头，其后经过几番变更，至今觉得还是此“致良知”三字无病。《年谱》属之辛巳，则以王阳明给邹东廓的信为证：“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13]此书未见《文录》中，不过，考诸《文录》中辛巳及辛巳以后与他人书中，亦多有言及此意者。邓艾民也以此说为准。据邓艾民先生，有日本学者山下龙二以正德15年庚辰（1520年）为“致良知”宗旨之始。陈来先生也持此说，我也认为当以此说为准。陈九川录王阳明语录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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