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记忆：奔向首都北京，去圆大学之梦

 

1957年夏末秋初一天，按照“录取书”规定的报道时间，坐上从张家口至北京的火车，奔向首都北京。途中，在八达岭之青龙桥车站，瞻仰詹天佑先生的铜像。这条铁路就是先生设计的，在青山峻岭中穿过数个山洞隧道，最长的要行四五使几分钟。这了还是一个所谓的剪子口，因为在开车时，火车相反方向开去，实际上，这是按照地形，铺轨“人字形”。

在北京前门车站下车，背着一个大行李卷出站，有上一届同学接站，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位新生，遇到一位浙江来的同学，也是无线电系，他说话快一点，我就听不懂。不一会儿，来了一辆交通车，把我们新同学接到学校。那位浙江同学跟我分到一个小班，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后来他去了西安，改革开放后，他去了深圳，任深圳电视台总工程师，这是后话。

1957年的学院是国家院校调整产生的新学院，主要由天津大学的电信专业，一部分基础课教师来自重庆大学。校园正在建设当中，只建成了两栋教学楼，几栋宿舍楼。共青团“北邮”委员会一位女同学找我谈话，要我担任无线-某班的团支部书记。她比我高一届，是有线系的，后来她读了研究生。再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直至退休。

那时一个小班有近30位同学，女同学只有六、七位。每个班级一个团支部，有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大部分同学是团员，我们小班没有党员，每小班有班长和总干事。

这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展开了处理右派运动，无线系上两届同学中大约有二、三十位，新生中没有右派，参加对应大小班的运动，从中受教育。

在运动中，各班团支部书记曾到清华大学听了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王照华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共青团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