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器类型远比盛酒器丰富，仅金质饮酒器就有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赤金攅花爵杯、黄金桃杯、大金荷花杯、小金莲蓬钟、小金把钟、小金镶玳瑁钟八种，银质酒器有银高脚葵花钟、大银衢花钟、银镶钟、倒垂莲蓬高脚钟、大银衢花杯等类型。这些饮酒器造型多仿植物，如桃形、荷花形、菊花形、葵花形和衢花形。桃形饮酒器有大金桃杯、黄金桃杯、银珐琅桃儿钟、玉桃杯等，其材质既有金、银、玉，还有珐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桃是长寿的象征，因此，西门庆为蔡太师祝寿必用玉桃杯和黄金桃杯。而莲荷也是流行的装饰题材，大金荷花杯、小金莲蓬钟、倒垂莲蓬高脚钟等都是典型的酒器造型。“菊花盏和葵花盏是元代象生花式盏中最常见的两种样式，其流行均始于宋。”⑤《词话》中有小金菊花杯。高脚钟造型既有莲花形的倒垂莲蓬高脚钟，也有葵花形的银高脚葵花钟，其造型应该均由宋代莲花盏、葵花盏发展而来。此外，还有带鋬的小金把钟造型，但仅出现了一次，可能不太常用。
爵是《词话》中提到的唯一仿古酒器，共出现三次：第一次是西门庆给太师贺寿的礼物中有“赤金攅花爵杯八只”；第二次是李瓶儿葬礼特意“又兑了十两银子，教银匠打了三付银爵盏”；第三次是西门庆等人在蔡太师家中“每人金爵饮酒三杯”。明朝建文四年（1402），官府对金爵杯的使用曾明令禁止，“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⑥“申饬”恰恰说明此时“僭用金酒爵”已蔚然成风。但是对于当时权倾一时的蔡太师而言，使用金酒爵虽然可能僭越礼制，但也并非不可能，因为皇恩赏赐通常是不在禁限之内的。
《词话》中提到的饮酒器还有瓯。“瓯在明代也或指碗”，⑦但在《三才图会》瓯和碗并列，并注明：“瓯，古称也。”⑧可见，此处的瓯是饮酒器的统称。《词话》第二十回说道：“两银镶瓯儿白生生软香稻粳米饭儿，两双牙筋。妇人先漱了口，陪西门庆吃了半盏儿，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银壶里金华酒筛来。’拿瓯子陪着西门庆每人吃了两瓯子，方纔洗脸梳妆。”此处“瓯”前指碗，后指酒器，三是量词。
台盏是奢华的酒器组合，通常用于高档宴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提及“台盏”，作者惊叹友人“其富可甲于江南”，20人的宴席能做到“每客皆金台盏一副”，且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确实“僭侈之极”，使用这样的酒器既是身份的僭越其，奢华也令人惊叹。即使在大量描写奢侈生活的《词话》中，也只有两处提到金银台盏或台盘：一是第四十九回中说到送给两位御史的成套酒器，其中有一副金台盘；二是第六十五回说到宋御史送来“合贺黄太尉”的一桌金银酒器中有两副金台盏。
台盏在宋时已然流行，由酒盏和酒台子组成，其中酒台子是盘心有“凸起如一倒扣的小盏”之盘。⑨酒台子应是《词话》中的台盘，明代台盏也应该是台盘与杯或盏的组合。西门庆送给“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中有“一副金台盘”，这里的“盘”应为“盏”，其量词用“副”而非“件”，应指一套两件组合器物台盏，在第七十二回中王召宣府所用的台盏则更明确指出是“金盏银台”。这里还应该注意到盏和杯的区别，扬之水先生考证杯和盏的区别依古训“盏是杯之小者”，“有耳之饮器名为杯，无耳者名作盏”。⑩盏在《词话》中出现多指茶具或量词，只有一两处指酒器，但也只是一个统称，并未说明样式或具体指代。何良俊所说台盏是由台盘和双螭虎大金杯组成。这应该不仅仅意味着名词的变化，而应该是不同造型的器物。
如前所述，饮酒器材料主要是金、银，且银多于金，与盛酒器不同，金质酒杯使用较多。在官方的禁限中，六品以下一概不许用金酒盏，但《词话》反映的实际情况是饮酒器材料的僭越远比盛酒器严重。在使用较多的金、银酒器中，珐琅、玳瑁是比较精美、华贵的器物，常与金、银相配。此外，还有乌金制成的酒器，第六十六回提到西门庆送给太师府大管家翟谦十个乌金酒杯作为回礼。
更为高档的酒器是犀角杯和玉杯，在《词话》中出现，主要还是与当朝权贵象征——蔡太师有关。西门庆两次给蔡太师送寿礼，第一次“打了两把金寿字壶，寻了两副玉桃杯”作为寿礼之一，第二次送去“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攅花爵杯八只”。第五十五回说到犀角杯：“当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儿，递与翟谦。”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正徳十六年官方禁限，一、二品的官员不准用玉酒器，正德十六年（1521）再次重申禁限说明当时官员多有违制使用玉杯的情况。
玉酒器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材料的贵重，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阶层的推动。《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载：“我家与东江先生有姻连，其第五孙子登，余妹婿也。记得小时至东江家，见燕客，常用六角银杯。后东江身后，其家分析，诸孙行酒，皆用瓦器。余问之，云：'东江止有银杯二十四只，皆是此样。次子伯庸分十二只，冢孙子龙分十二只，余诸孙皆不及。’夫官至尚书不可谓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称清白之风矣。近年以来，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国最号精工。沛国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汉物，金必求良工，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燕，粲然眩目。余意以为更得一二陶匏，杂厕其间，少存古意，尤为尽善。然二者较之，终是玉胜。”（11）可见，当时最常见且最低廉的是瓷质酒器，而文人阶层则推崇玉质酒器。
犀角杯的使用应该完全出于文人阶层的需要。犀角种类较多，质量差别也较大。曹昭《格古要论》载：“犀角，出南蕃、西蕃，云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儿好及正透者价高，成株瘦小、分两轻、花儿不好者，但可入药用。其纹如鱼子相似谓之粟纹，每粟纹中有眼，谓之粟明，此谓之山犀。器物要滋润，粟纹绽，花儿好，其色黑如漆、黄如栗，上下相透，云头雨脚分明者为佳。有通天花纹犀，备百物之形者，最贵。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贵。有'倒透’者，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无花纯黒者，但可车象棋等物，不甚直钱。”（12）谢肇淛《五杂组》卷12《物部四》载：“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剌、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13）在《词话》第三十一回，应伯爵对犀和通天犀进行解释：“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因此，谢肇淛所说“犀则多矣”应指旱犀角。
蔡太师以及太师府大管家使用珍贵的玉杯和犀角杯，既说明当朝权臣生活的奢靡，又反映出明中后期玉杯和犀角杯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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