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前妻芬是在1986年底结婚的。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出了名的赌徒、酒鬼,脾气暴躁。芬说她婚前的
岁月是在泪水中泡大的……
那时头脑单纯又血气方刚的我,在怜悯芬的身世下毫不犹豫地与芬闪电式地结婚了,根本不考虑性格是否适合的问题。
婚后我在家搞了三个小型种养业,都因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和市场价格的变动而挣不到钱。这时芬就埋怨我是个窝囊物,人头猪脑,要我跟堂哥学做鸡贩。我每天都看到堂哥用单车拉着几十只鸡回来,就和堂嫂忙个不停地往鸡嘴里灌泥沙、注水,然后再拉出去卖,挣了不少钱。凭我的性格,我死活也不会做这坑人的生意。芬见我不顺着她的意就经常没完没了地唠叨、数落我,动辄就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斥责我;或卷起衣服,丢下
孩子往娘家跑;或抱着孩子扬言要同我离婚,说跟着我既辛苦又挣不到钱。我反对离婚,我深知离异后受害的是孩子,同时我也无法面对善良的父母、
社会的道德、家庭的责任和自己的良心。我不断地安慰自己: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一个家庭中,磕磕碰碰的事情总是难免,我还是体谅、包容和引导她吧,也许时间会改变她的看法。
1991年我南下广州卖菜。后来又把芬和两个孩子及她的两个弟弟都一齐接来广州。两年后又转移到东莞做早餐生意。
由于我的忍让和拼搏,我们的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老家建了楼房,银行有存款,两个孩子也在东莞
读书。
也许是近墨者黑吧!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我发现芬也在不断地改变,也像她父亲一样成了一个赌徒。什么麻将、三公、六合彩、牌九等都赌。我多次劝告她,同她讲道理,也曾亮过红牌说再赌就离婚,可到头来都是石头掷海绵——无反应。
1995年我承包了一间工厂的废品回收。六月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工人干到九点多钟才回家吃饭。当又累又饿的我回到出租屋时,却令我大吃一惊:大门紧锁,女儿和儿子在门口睡着了,脸上叮着不少蚊子。我急忙叫醒他俩就去找芬。谁知芬正在老乡那里哈哈大笑打麻将赌钱。我叫她拿锁匙,她不理我。后来一个老乡提醒她,她竟抛出一句:“不要理他,谁叫他去叫鸡,这么晚才回来。”我一听顿时怒火冲天,上前“啪啪”就给她两个巴掌。这也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打她。她哭了,拿起板凳要打我,被老乡拉开。芬哭哭啼啼跑回出租屋,翻开凉席,拿起一沓百元大钞就猛撕:“都是这些臭钱害了我,要是我小时候有钱,可以读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欺负。”
我一把抢过钱大声吼:“不要再撕了,这分分毫毫都是我的血汗钱啊!”我忙把撕烂的钱捡到一起,芬走进厨房拿来水,打开药瓶,就猛吞。我大吃一惊抢过药,急忙打120,张嘴欲说发生的事却发不出声来,我的心在流血。
我不断地反思自己的
婚姻,有时我在想:是不是我拼命挣钱忽略了夫妻沟通?于是我约她去看电影,芬说她一看到电影里的肉麻拥抱就想吐,不如摸几盘麻将开心。约她同孩子一齐散步,她谈的话题都离不开“钱”字:谁家最多钱,谁最会搵钱,谁又用什么办法挣钱等等。令我很反感。我说话喜欢开玩笑,可同芬说话就是笑不出声来。所以我的空余时间惟有与书为伴。
1999年初,我看准了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开了一间商店给芬看管。这正合芬意,她整天在店里赌三公、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挽救芬,挽救这个家是我的责任。我在无法说服芬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
家人。我父母哥姐们都经常劝芬戒赌,可芬总是当面答应,背后却死灰复燃。我也曾请她惟一的亲姐姐南下东莞半个月,专做芬的思想工作,芬也是满口答应,背后又我行我素。然而再寒冷的冬天也有阳光明媚的时刻。七月中旬,芬突然来个90度急转弯,在我面前说不再赌钱,重新做人。原来她的两个弟弟都拍拖了,女方嫌她的两个弟弟没有房,芬要我帮忙。我说只要你以后不再赌钱,改掉坏脾气,照顾好这个家,我就答应你。芬又是笑,又是猛点头称是。
我吩咐她的两个弟弟先筹部分钱,不够我再垫上。我回家划好图纸,找来工头,只几个月时间就把楼房建好,她两个弟弟也在我的帮助下分别结了婚。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楼房刚建好不久,芬又旧病复发。我质问她为什么不守诺言,她说她打麻将赌钱就像吸毒已上瘾,很难戒掉。
2001年初,一个很好的朋友想和我合伙开一间毛织加工厂,每人需投资10万元。当我和芬商量此事时,芬却说没有钱。我说这些年来所挣的钱都让你保管,我也信得过你也没同你算过。钱用去哪里了?芬说家里开支不少,剩下的都赌光了。碰巧,这时我从芬的一个堂妹处得知:芬给了不少钱她姐私下保管。我问是否有此事?芬死死咬定一分没有,钱全赌输了,要命有一条。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她早有预谋。我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大白痴。十几年来我一次次的迁就和强忍,想保全自己的名声、形象和家庭,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一生维系在一个可怕的毫无良知可言的女人身上,她就是利用我的善良让我成为现代的东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