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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仍在一线的医生:我总是在求患者看病
医学abeycd
>《人生感悟》
2023.08.23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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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把舌头伸出来,左右晃一下我看看。」医生高琪仔细端详着村民的嘴巴。
「啪嗒」一声,一颗药从村民舌侧掉出来。村民慌张用手接住,在高琪目光的注视下,只能讪讪地再把药咽下去。
这是高琪的「嘴巴检查」环节——「
送药上门、看服下肚、张嘴喊啊、不服不走」。
每天清晨,高琪在村头蹲守患病的村民;
中午,他蹚在猪粪里,去检查猪圈蚊子数量;
晚上裸露四肢一夜,引诱蚊子来咬自己......这些也是高琪「最重要的工作」。
回顾以往的工作,布满艰辛。「有时患者远远看到我们穿白大褂来了,就赶紧关门,装作家里没人。」高琪说,
「这是我们和临床医生最大的不同,患者求临床医生给自己看病,我们是求着患者看病。」
高琪的单位坐落在太湖北侧的山上。从湿润的山脚下,从到布满树木的山顶办公室,这条路高琪走了 40 年,他也从小医生变成所长、WHO 疟疾顾问,再从所长的位置退休。
高琪在工作 图源:作者拍摄
现在,70 岁的高琪仍在工作。
以下是高琪的自述。
当医生的第一步:捕蚊、进猪圈
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我是全班唯一一个寄生虫考满分的学生,被分配到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又被分到疟疾组。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一线,也就是去农村。
对不少年轻医生来说,疟疾倒不怕,怕的是农村的吃住条件。我对跳蚤过敏,到了农村,发现遍地都是跳蚤,我每天从清晨四五点开始走访,到深夜结束时双腿已经肿如大象,基本走不了路,浑身的跳蚤还会被我带到屋里、床上。
后来我找到办法:在门口把衣服都脱了、泡在水里,跳蚤就跳不起来了,我再倒一盆开水把跳蚤浇死,这样每天晚上起码能睡一个好觉。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几年我们每天做的事,并不是标准的「公卫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捕蚊、研究房子该喷多少药、劝说患者接受治疗。
尽管当时疟疾的特效药已经研制出来了,但很多村民即使患病也不吃,我去给他送药,他反而教我「怎么治」——「不如去村口大树下面绕三圈,第二天就退烧了,我奶奶说的。」村民说。
路过村口,会看到不少人正在树下绕圈。次日退烧,其实是间日疟 48 小时内 2 次发烧的缘故,但体内的疟原虫并没有消失,也因此他们全家会多年来反复发病。当时村民文盲率非常高,信神不信医生,为了能说通他们,我一直强调「你不吃药,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他们才愿意吃。
除了当「心理咨询师」,我还和不少动物打交道。为了捉到当地的蚊子,大家学习蚊子的习性,轮着在山间静坐一夜,趁着蚊子来咬时赶紧抓住,现在所里的蚊子就是它们的后代,已经培养了 800 多代。后来,只要蚊子在我眼前飞过,我一眼就能分清是雄还是雌,是什么品种。
现在的「人饵帐诱」有两层,保护疾控人员的安全 图源:
2021 年 7 月于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拍摄
为了做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还常要跑猪圈捉蚊子。猪圈里满满都是猪粪,棚子又矮,我们只能躬着腰、蹚着猪粪踱步。夏天猪粪臭气熏天,有时都快晕倒,但精神上又不敢松懈,否则就会昏在粪水里。
虽然做了许多事,但我们也可能不被理解。有次苏北一个村庄报告疟疾,我们赶过去喷药被村民强烈反对,差点不能进村。我去问村干部才知道,当地村民养蚕为生,之前疾控人员在墙面喷的药溅到蚕宝宝,蚕宝宝都死了。我就想了个办法——不喷药了,改
药浸蚊帐
,才算安全解决。
几年的基层历练,让我变成一个基本合格的医生、所里的青年骨干,1988 年我被 WHO 选中,外派到澳大利亚学习。
在那里,我看到不同的防治传染病的思路。
从小医生,到 WHO 疟疾专家
刚开始工作的几年,听到报告「XX 地发生疟疾了!」我们就往那边跑,并没仔细思考过防控机制。但在 WHO 这里,我发现分得很细:抗原、分子、媒介等等,大家都会找垂直方向深入。我也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方向——分子寄生虫学。
当时 WHO 给我们每人 1000 美元/月的生活费,为了能
省点钱带回家,我和来自国内的其他留学人员挤在一个房子里住。很快,
大多数人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但我的专业是疟疾研究和防控,西方发达国家已没有疟疾,而我国疟疾流行还比较严重,我想,还是回国更有发展前景。
我用节省出的 2000 多美元购买了急需的试剂带回国,转机时由于行李超重,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
回国后,我的确遇到了不少临床症状特殊的患者。
例如,我曾遇到一个女性患者,她疟原虫密度不高、却持续性昏迷,医院请我来会诊。我意识到,她的主要病因是疟原虫堵塞了靠近脑干中枢的毛细血管,导致了脑水肿,如果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我指导临床医生采取青蒿素抗疟治疗加高渗条件下的血液过滤方法,果然患者很快苏醒了。
我还曾遇到过主诉在非洲食用海鲜,表现以发热伴拉肚子、下消化道出血的疟疾患者;临床表现为血小板减少、或持续性溶血的疟疾患者,等等。
最初,工作就是任务,谈不上热爱
。但用知识不断探索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既救治了患者、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感受到快乐,慢慢才真的对疟疾感兴趣起来
。
这一过程中,我也从小医生升至所长,又被 WHO 聘为疟疾顾问、成为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组长。我的团队总结的「1-3-7」策略于 2015 年成为国家消除疟疾策略,也被 WHO 纳入指南,向全球推广。
WHO 总干
事谭德塞与疟
疾政策咨询委员会合影,高琪为上排左 6
图源:
高琪
这么多年,我只遇到 2 例
未能挽救的重症疟疾
。一例是我赶到时已脑死亡的患者,另一例则是让我最难过的一个患者。
我还记得那天大雾,晚上 8 点时我接到电话,「某地出现一例恶性疟」,需要我去会诊。半夜 11 点司机来接我,雾中原本 2 小时的路程,我们开了足足 6 小时,司机盯着前面、我盯着看侧面的白线,边说「走、走、走」他才敢一点点往前开。到了医院后,
我看到患者已经插管上呼吸机,水肿也很严重。
我说,必须马上透析!当地医生很无奈地告诉我,这个病房没有透析设备,要转移只能拔管。一旦拔管,患者即刻死亡;而不透析,患者也会死亡。焦灼了几小时后,患者死亡了。
这一天我的心情跌入谷底——冒着大雾连夜赶来,明明可以救活的人,却因为救治设施没能救回来。
后来我给医生们上课,都强调「要在有血液透析条件的 ICU 病房内救治危重症疟疾患者」。
给国外医生讲课后,他们给高琪寄来的感谢礼物 图源:作者拍摄
70 岁,我仍奋斗一线
我今年 70 岁了,按道理我 10 年前就应该退休。
当时是 2013 年,我们正在开展国家消除疟疾行动,我继续延聘了 5 年;2018 年退休以后,我又带队参与国家对疟疾流行省消除疟
疾技术评估,并准备接受 WHO 对中国消除疟疾论证。2018 年以后的工作,我都是不拿工资的。
去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卫健委评选出 10 位「最美医生」,我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公卫医生。
我想这是国家对全国几十万公卫医生,特别是几十年从事疟疾防治一线人员工作成绩的肯定,我仅是其中代表之一。
63 岁时,高琪前往非洲治疗疟疾 图源:高琪
我知道在年轻医生中,流行着一种「躺平学」:「做得好或坏,反正都拿这些工资,为什么要多做?」从某些角度上我也理解这个想法,尤其公卫医生的待遇本来就更少一些。我曾遇到过让学生做某项工作,学生委婉地和我表示,这项工作对职称没有好处,不想做。
但从我的经验,希望学生们能将眼光放长远,做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事,不要急功近利,尽快找到自己的热爱,这样工作也不会负于你。
除了单纯的热爱,我仍在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我们正面临的青蒿素危机。
说起青蒿素,大家仍停留在屠呦呦、诺贝尔奖,但其实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青蒿素正面临内忧外患。举个例子,
我国生产的疟疾特效药-双氢青蒿素哌喹,研究时有治疗效果相似的 3 种配伍:最高剂量的双氢+最低剂量的哌喹,中等剂量的双氢和哌喹,以及最低剂量的双氢+最高剂量的哌喹。
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厂家选择了最低剂量双氢的配伍,但随着疟原虫对青蒿素敏感性的下降,出现了复方药物的抗性。但由于
调整药物剂量要按新药审批、
费用也大,
厂家没什么积极性。
WHO 对「部分耐药」的解释 图源:WHO
目前,虽然全球 85% 的青蒿素原料由我国生产,但全球青蒿素复方药物市场几乎由跨国大药厂占据,我国研发的另一种新型抗疟药-磷酸洛萘啶已转让给韩国,已由韩国先行生产出新型青蒿素复方(青蒿素-磷酸洛萘啶),并得到 WHO 认证
。国际上,我们青蒿素的话语权在逐步削弱。
岁月不饶人。我的办公室在小山坡顶,以前上山不需要什么力气,现在有点累了。我想按我的身体,明年该彻底休息了。
不过,想到怎么防止输入再传播,等等事情,我仍有些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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