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
张珩先生在中国书画鉴定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张珩先生第一次提出了“书画鉴定学”这个概念，说明“它和旧时代的收藏赏鉴不同”，并强调书画鉴定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是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优劣、粗细、美丑，来为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以及美术史研究打下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它使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从旧时主要依据个人经验，转变为一门新的专业学问，为书画鉴定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理，并为之提供了持之有据的方法，带引它进入了现代学科的堂奥。
张珩仿倪云林山水小品
“书画鉴定学”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方法的现代转型，这里所谓的“现代”，其内在精神实质是“科学主义”。“是强调把书画鉴定这种主要依凭个人经验积累的学问，提升为一种更能反映书画鉴定本质与规律的知识体系，使它尽量不依靠直观去把握书画鉴定，而是以其特有的概念系统、研究方法和学科立场去研究书画鉴定”。进而破除了以往将书画鉴定看作很神秘、很玄妙，是一门高不可攀学问的僵化闭塞理念，而以平和开放的态度，向人们揭示，只要依据科学客观的方法，书画鉴定是人人都可以学会和掌握的学问。中央美术学院尹吉男先生对此这样评说：“科学的鉴定意识更多地取代单纯的鉴赏意识，应当是中国书画鉴定学成熟的标志之一”。
张珩花鸟画
张珩先生将书画鉴定所依据的材料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个方面，主要依据包括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辅助依据方面很多，最常关涉到的为：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潢等等。
明 张元举山水 张珩旧藏
张珩先生认为书画无法脱离时代风格而形成，书画的时代风格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诸如各个时代中由于书写习惯、桌子高低等不同，执笔挥毫时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方法的随之改变，也就必然会导致书体书风的不同；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都有它特定的时代风气与风格；各个时代的书画题款习惯、朝代的避讳字、竖壁与平面媒材形式的不同会导致用笔角度和手臂力量的不同，书画的效果也就两样；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政治的变迁使得画风画格也随之变迁，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所以张珩先生认为“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即使撇开书画中那些确凿表现时代的形象不谈，它的时代风格也绝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明显存在的。同一时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
元 任子良（款） 柳荫牵马图 张珩旧藏
关于主要依据中的个人风格，张珩先生以为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因为“书画家个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习惯不同，使用工具也往往不同。古人写字不仅执笔方法有出入，运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也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用力更是人各相殊。摹写……很难掌握用力的分寸和笔锋转折的节奏。从表面上也许看不出来，仔细玩味才能体会到……”。所以张珩先生告诫书画鉴定者不能只着眼于作品的表面形式，而是要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否则便不能深入抓住它的特点，和掌握它的个人风格。
对于辅助依据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涵盖的诸般内容，所对应的鉴别知识，张珩先生也是以其一以贯之的科学辩证唯物观点举例提示，正反互证，明示出依据所需把握和研究的方向。
吴兴张氏珍藏
他所提供的书画鉴定方法中“主辅依据”的理论，为之后的书画鉴定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并运用。“‘主辅依据’理论的提出……被书画鉴定界广为认可，一瞥徐邦达先生、杨仁恺先生、王以坤先生以及单国强等几位先生的相关著作，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其意义更将随着书画鉴定学的发展完善而益显其先见卓识之明，承前启后之功。
韫辉斋
对于张珩在古书画鉴定方面的学术贡献，中央美术学院的薛永年先生这样评价道：“《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不但引进了西方美术史学中的风格概念，而且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在集前之大成并参以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把鉴定可依据的画内外诸因素剖析成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提出了有效使用风格比较方法的主辅依据理论，初步建立了书画鉴定之学的学理与方法，在治学上表现出注重理论性和方法论的特色”。
经手
张珩先生在古书画鉴藏领域的一番大作为和大成就的取得，固然因之“少小颖异”的天赋才情及日后自身的勇于实践、勤于研究，但究其底蕴，则与其家族环境所给予的优越条件密不可分。这在与他同时代出现的鉴藏大家及他们的家族背景中，都能找到类似的例证，如张大千、张伯驹、谢稚柳、吴湖帆、庞莱臣、陆心源等等，几乎如出一辙，少有例外。由此也证明了一条恒定的原理和规律，文化是讲究传承积淀的，文化也是筑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
张珩私印
正如启功先生序《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的中肯阐释：“古代人论史学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今人谈到古书画鉴赏的学问，我认为三长之外还须添上半个字，即才字之外，还须有财。在那三四十年代，博物馆既未普及，印刷术又未发达，一般学子研习，困难固然明显，有力人家购求古迹来观摩，但伪本充斥，有力而经验未足的人，也不敢轻于购取。张先生在有财力的家庭中，自己又夙具颖异的天才，接触的师友又多是当时饱学之士，所以他所具有的成就，绝非偶然而得的”。也正如清人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所谓：“看得真则万象毕呈，见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间，并不在学问之深长，读书之广博也”。天才颖异，加之境遇机缘等诸多因素，其成就自难为常人所企及。
张珩致徐森玉信
启功先生的序言还回忆起五十年代随张珩先生与谢稚柳、朱家济、徐邦达等人收集失散书画文物的工作：“这次大家都是初次接触散在东北的故宫著名书画，其中只有几件以前延光室出版过影印本的，看到曾见到影印本的原迹都不免有所赞叹欣赏，而张先生却一直冷静地指出其可疑之点：如倪云林的狮子林图，梁楷的右军题扇图等，终于确定这是临摹本而非原件。我们由此不但对张先生的学和识更加佩服外，又见他不为古书画大名头所震慑，坚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研究的一贯态度，才明白所以《蕴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那些件名画无一伪品的缘故了”。
张珩书七言诗镜片
与多数历史上的大鉴藏家一样，张珩先生的书画藏品在其生前便已几乎散尽，真可谓云烟过眼，各据一时，聚散原亦有其定数。一九四七年，张珩先生曾将所藏书画精品编成《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由郑振铎作序，已摄影印刷，正是装帧可期，但收入此集中的书画已经全部散出，使郑振铎有着“苍江虹散”之叹。“现在那些件真迹分藏在国内各博物馆中，在美国几个大博物馆中所收古法书更多，从这些古书画的可靠性来看，足证当时眼力之高，其中也有些冷僻的古名家作品，又足证学识之博”。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402期《见微知著——张珩书画管窥兼论其鉴定之学》
作者：钟文刚
联系客服
